救援那些石家庄人：“人”比“病人”复杂得多丨谷雨影像

纪录短片《病毒“侦探”》片段

出品｜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撰文｜秦珍子

编辑｜ 迦 沐梓 周安

电话又响了。

铃声是机械而枯燥的电子音，但听筒里冒出的消息很要命——是新增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病例。

2021年1月，在石家庄藁城区增村镇附近的两所中学里，驻扎着300多个流行病学调查员。学校教导处改成指挥部，最里面的桌子搁着一部电话，它一响，任务就来了。

接下来的行动，要足够快。

梁震宇听见了“敲门声”。

1月2日，这位石家庄疾控中心副主任正忙着督导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工作，忽然接到通知，河北医大二院确诊一例新冠肺炎患者。

“总听楼梯响。”他形容，一年以来，国内散发的疫情像徘徊于门外的脚步，那一刻停在石家庄门前。

包括梁震宇在内的疾控部门专家立即赶到医院，调出监控视频，排查那位患者确诊前“接触”过的人，包括家属、医生、同在急诊科的其他患者，甚至还有清洁工和一个她问过路的人。

患者来自石家庄藁城区小果庄村，初步锁定的密接者超过了200人。

河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师鉴告诉冰点周刊记者，2日当晚，小果庄村已经紧急“封村”，针对附近区域居民的核酸检测，出现了多个阳性结果。

“事态严重了。”师鉴说，信息被迅速上报，3日早晨，国家专家组抵达石家庄。

3日这天，河北省沧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丽敏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请示领导：“我们可能要做去石家庄支援的准备了。”

“那可是本土病例，不知道扩散到什么程度。”她回忆，自己当时有种预感，甚至盘算了一下，如果出发，带谁走。

第二天晚上11点，沧州疾控接到通知，24名市、县疾控人员组成的流行病学调查队连夜出发，庞丽敏担任队长。与此同时，保定、邯郸、唐山、衡水、承德、秦皇岛……都组建了流调队赶往石家庄。

5日凌晨，流调队员不断抵达藁城区增村镇刘家佐中心小学，这里是疫情的“焰心”，距离小果庄村1公里。单日确诊病例还在增加，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流调队的规模也超过了300人。小学装不下，驻地最终确定在藁城区的两所中学。身处疫区中心，方便快速行动。

接到新增阳性病例报告，流调人员要争取尽快赶到现场，面对面提问，包括14天以来，你见过谁，去过哪，参加过什么活动，一起活动的还有谁等。这些信息会形成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为寻找病毒源头和阻断病毒传播提供数据支撑。

“说白了，流调就是找上家、找下家、摸清轨迹。”梁震宇解释，“上家是传染源，看有没有控制住，下家是疫情可能播散的范围，要提前采取行动，走一步看三步，下先手棋。”

最多的时候，那台要命的电话，一天会带来100多个流调任务。

“说真的，很恐惧。”梁震宇说，“石家庄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得赶紧弄。”

作为这支联合战队的副队长，他说“打的全是遭遇战”。接任务、派任务、出现场、催报告以及把数字汇报给领导，停不下来，还得管宿舍的插座，车辆的调派，人员的三餐。

工作帮助他对抗“恐惧”。流调人员像一群织安全网的人，编织进去的信息越准确，脉络越分明，病毒就越难通行，“防住了，我也许能回家过年”。

1月18日中午，马琳把女同事的碎发小心拢起，一点点塞进防护帽里。拉上防护服拉链后，她又从下往上检查了一遍。

“忍着点儿疼。”她用力摁住同事口罩上的密封条。最后，她给每一副护目镜上的松紧带打结，防止它们忽然绷开。

“冲的时候要勇敢，但不能不讲科学。”这位河北省疾控中心藁城流调队的队员说。他们是联合战队中的精英部队，队长是战过武汉疫情的回延良。

小果庄村等地的村民异地隔离后，新增阳性病例基本都在隔离点出现，这证明前期流调工作有效。这一天，马琳和回延良接到任务，要各带一组队员现场流调。

组员的配置通常是，一个提问者，一个记录者，一名公安人员，一名负责全员消杀的安全员。

面包车停在藁城区一家快捷酒店门前，马琳再次确认了所有装备，包括用来记录的文具、手消酒精和垃圾袋等。她戴上第二层手套，检查了每一个随行人员的手腕，确认防护服的袖子都紧紧掖在手套里。

走到病例所在的房间门口，马琳敲门，热情地打招呼。她保持着不算太远的距离，身体前倾，像晚辈探亲般地问：“阿姨，您元旦节过得好吗？”

她的问题像是裹着花棉袄的导弹，看似家常，实则有着精确的目标。

“没吃饺子？”是问去哪里买菜买肉，“叔叔好喝两口呗？”是问有没有参加村民活动，“孩子们来看您了吧？”是问家庭密接。

现场流调对提问者的要求很高。要熟知个案调查表的内容，并梳理成通俗易懂的问题；要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聊天中找出危险因素暴露史和发病后的密切接触者；要思维缜密，有质疑和印证信息的能力；还要忍耐，在患者不配合的时候不放弃。

“面对面，你把对方当成一个具体的人，尊重他，理解他，你才能得到想要的数据；你要是把对方当成数据，你恰恰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庞丽敏说。

与此前不同，河北省遭遇的这轮疫情，核心在农村。

小果庄村地处三县交界处，年底村民活动频繁，基层公共卫生脆弱的防线很快被病毒击穿。

“预防”失效后，流调的难度也大。

有一次，马琳接到一个确诊病例，是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打过去，对方说藁城方言，她无法完全听懂。她想“视频面对面”一下，对方用的是“老人机”，实现不了。再打过去，电话关机了。在公安机关的辅助下，她联系上对方亲属，这才知道老人已被接到定点医院救治，手机没电了，也没带充电器。她又找到老人同病房的患者，请人代为询问、翻译，结果那位病友说着说着，误报了自己家的情况。

“农村一个地方的人，叫昵称、小名的多，同名同姓的也多，他的闺女正好和老人家亲戚同名，我们追查下去，以为名字对上了，结果却闹了个乌龙。”马琳回忆。

“如果说这个案例是很多因素赶巧了，那么还有一些，是人为的、刻意的隐瞒。”

流调队曾遇上一个特别麻烦的案例，对方经营铺面，客流量大，顾客停留时间长，其中一位顾客确诊后，马琳和组员找到老板，他也确诊了，但拒绝提供任何信息，民警出面也无果。

事实上，这位老板清晰记得，自己与确诊病例接触过。为了“洗脱嫌疑”，他曾在得到消息后专门跑到另一家店去消费，谎称确诊病例到自家店的那天，自己在别人店里，制造“不在场证明”。

与流调人员沟通的过程中，他和妻子不断“交流”“串词”，故意说错日期。最终，还是老板娘顶不住压力，提供了几位顾客的联系方式，揭穿了丈夫的谎言。

流调队员理解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比起疫情扩散，传染病患者更怕被人歧视和疏远，怕被人埋怨和追责，怕影响生计和生活。

在面对过患者各式各样的恐惧、顾虑和抵触情绪后，梁震宇说，“人”比“病人”要复杂得多，流调队员面对的不是他的疾病，面对的不是病毒，而是这个人复杂的生活和思想。

对普通人来说，排除刻意隐瞒的情况，将14天的生活片段完全回想起来是很困难的。需要流调人员现场提示，也需要“回头看”，用密接者或相关病例的信息反复印证，拼凑完整的链条。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七版）》对“密接判定”有清晰的规定，但在现实的流调工作中，一些情况比较“复杂”，难以判定，考验“水平”。

梁震宇举例，学校里一个班级，有了一个确诊病例，是否应该全班、全校判定“密接”，要根据接触方式、防护情况综合判断。防控的圈画小了，有可能漏网，但圈画大了，社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

为了追求精准，流调队专门成立了一个“质量控制小组”，遇上“疑难”，开会讨论。

“流调队是摸第一手资料，发现几个密接先报过来，我们就能赶紧追踪、排查、隔离、管控，也许能及时避免一波疫情的扩散。”师鉴说，这位河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率领流调分析组，驻扎在藁城的一家酒店里。

据分析组成员、河北省疾控中心张海霞介绍，组员要分工协作，首先对所有的流调报告进行汇总、编号；接着录入数据库，提取关键信息，将文字段落表格化；然后进行数据处理，绘制病毒传播链分析图、家族聚集性病例关系图等；最后由专家汇总成综合性的“日报”，为疫情防控的下一步决策提供依据。

“工作量特别大。”张海霞说，“每一个病例都要单独分析，找出特点和风险点。”

1月1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曾在石家庄谈到，“这次疫情溯源可以说是近年来最艰难的一次”。

遗憾的是，因为本土病例存在时间较长，截至发稿前，河北本轮疫情的源头尚未追溯到。记者试图采访溯源组专家，也未得到回应。

2021年2月6日0-24时，河北省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2月7日，驻扎在藁城的联合流调队正式撤离，接下来的工作由藁城区疾控部门接管。

张海霞所在的分析组还没撤，他们要完成城区消杀，还要参与总结和汇报。

这个1988年出生的女子自称“特别理性的人”，日常从事细菌病防治与消毒的相关工作，她的敌人包括霍乱菌、炭疽菌。

但特别理性的人也有特别感性的时刻。

半个多月前的一天，她收到一份流调报告，尽管没有面对面，但病例的基本情况引起了她的注意。

“那是一名中学生，父母离世了，和祖母生活在一起，而祖母刚刚确诊罹患肝癌。”

那一刻，张海霞更确定了，她面对的，从来都不只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