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清华大学新雅学院”，特此鸣谢。）
2017年10月11日，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系列讲座第三期在清华大学逸夫馆报告厅举行，讲座主题为“2014：民族问题的世界变局与中国抉择”。本次讲座由郝时远教授主讲，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慕唯仁教授评议并参与讨论。讲座现场，除了有PPE专业的12名学生和其余选修政经哲研讨课的学生外，还有清华大学其他专业学生、留学生等。
郝时远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蒙古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兼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等，也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学术专长为民族理论、国内外民族问题、民族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世界民族问题、蒙元历史、北方民族史、台湾原住民、西藏事务、文化多样性、族群理论等方面均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新近著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讲座伊始，郝时远教授首先解释了本讲座题目的由来：2010年，英国学者尼克拉斯·鲍依（Nicholas Boyle）出版了《2014：下一个世界末日》（2014：How to Survive the Next World Crisis），表明在过去的500年间，每个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世界上都会有重大事件发生并产生持续性影响，诸如1517路德的宗教改革，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由此鲍依提出：2014年中期会发生什么大事件？本讲延续鲍依的思路启发，从广义的民族问题入手，认为2014年对世界、对中国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特殊年份。
郝时远教授指出，广义的民族问题包括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移民问题。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凸显，源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苏联的“新思维改革”，其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苏联统领的华约集团崩溃，掀起了冷战结束后的民族主义浪潮，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国家格局的重大变化。同时，这股浪潮激发了世界范围诸多谋求独立建国的政治势力，在1991年出现了一个所谓联合国“无代表国家与人民组织”（UNPO），聚集了约60个“流亡性”、本土式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团体；同时也激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一系列地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这一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推动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西方民主 ”殖民主义），在四处出击的同时也遭逢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弹”和“后坐力”。2014年这一时间节点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即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事件”。诸如：
2014年3月：克里米亚独立公投入俄，乌克兰内战，俄罗斯与北约展开地缘政治争夺，东部州独立公投建立两个“国中之国”（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并结成“新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事实上已经分裂；4月：欧洲委员会发表欧洲人权状况报告，承认欧洲遭遇冷战后最大的人权危机。在欧洲，39国有歧视少数民族的问题；6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无视国家宪法法院的违宪裁决，宣布11月举行独立公投；同月：世界上最大、最残暴的恐怖主义极端组织“伊斯兰哈里发国”（ISIS）宣布成立；8月：美国弗格森小镇事件引发此伏彼起的种族冲突事件，再度揭开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9月：英国苏格兰民族党发动的独立公投付诸实施；2014年：全球恐怖主义袭击激增，全球共发生了13463次恐怖袭击，造成32700多人丧生，34700多人受伤。全球恐怖袭击次数增加了35%，死亡人数增加了81%，美西国家本土公民“独狼”式的恐袭事件频繁发生；等等。
郝时远教授指出：美西国家及其染指地区出现的这类事件，都有前因后果。从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欧美国家与俄罗斯地缘政治冲突进入到“新冷战”的状态。俄罗斯遭受西方全面制裁，乌克兰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但乌克兰联邦化的前景似可预见。自2010年德国、英国、法国首脑相继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西欧的穆斯林移民融入问题，随着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袭击而凸显。极右翼政治势力的种族排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宣示高涨，相关国家的地区-民族主义分离运动趋于活跃。从2008年“黑人总统”奥巴马当选，到2009年美国茶党复兴（白人草根运动）及其“逆向歧视”呼声日高，奥巴马的移民政策受挫，种族仇恨团体显著增多，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受到严重挑战，2016年“特朗普现象”彰显了美国种族、族群、阶层等结构性社会分裂。2017年8月弗吉尼亚白人极端主义引发的暴乱及其后续影响震惊世界。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恐袭频发激发了欧洲多国“重返洞穴”的保守主义，欧盟 “解体”的危言耸听也不绝于耳。
郝时远教授认为，就民族-国家模式而言，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通则”，几百年的美西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并未完成，即便出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欧盟，但是“重返民族-国家”、“收回主权”的声浪和行动也在形成气候。可以说，美西效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蔓延。诸如近期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2014年缅甸进行了30年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从国家法律的层面否定了罗兴亚人的身份。由此造成当前举世关注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灾难”，2016年缅甸穆斯林“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SA）现身；2015年以来，印度的“平权配额”政策受到高种姓群体的强烈挑战，要求政府将其划归“落后阶级”共享“配额”政策；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举行独立公投，引发伊拉克内政危机，引起土耳其、叙利亚、伊朗诸国的强烈反对，“库尔德斯坦”问题将成为 “伊斯兰国”覆灭后的中东新危机。乃至近日、10月1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在西班牙政府严加弹压下举行独立公投，引发了宪政危机和“统、独”对立；10月1日，美国赌城发生震惊世界的枪击案；同时，加拿大埃德蒙顿、法国马赛发生了“独狼”式恐袭案。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美国枪击案所揭示的“恐怖主义”定义。这些事件显示了西方世界面对的具有普遍性的内政问题。也彰显了2014年以来分离主义运动、恐怖袭击、难民问题持续发生影响的态势。
郝时远教授演讲的第二个问题，是2014年中国民族事务领域的“大事件”。他回顾了自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国的民族问题态势引起的国内外关注。列举了有关对中国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制度、政策的质疑、批评、甚至否定的思潮，即认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苏联模式”，提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开出效法美国、印度、巴西“大熔炉”等“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药方”等，似乎中国民族政策需要“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将作出什么样的抉择？同样成为2014年民族问题世界变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郝时远教授指出：在西方国家相继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情势下，2014年中国宣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014年9月，中国举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郝时远教授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一命题出发，论述了这条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共经历长征、在延安窑洞烛光下产生的理论思考，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过程中，中共在解决民族问题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伟大成果。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石。确立了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我国的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来、依此而存。“苏联模式”说是张冠李戴，“改省论”“取消论”是易帜邪路。他认为，他山之石未必都可以“攻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他从中国先秦时期“五方之民”的互动关系以及秦汉、隋唐、元朝、清朝四次大统一中的少数民族因素，阐释了多民族共同建立和维护“大一统”中国的内在机理，强调了历史根源“中国特色”的底蕴。进而，他从“尊重差异”的精神层面和“缩小差距”的物质层面，解读了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当代中国民族政策实践的一系列新判断和新观点，以及观察民族关系的思想方法，提出要防止用现实“民族问题”强化历史上的“非我族类”观，用历史上“其心必异”观来影射现实民族关系的现象。
在中外民族政策实践的比较中，郝时远教授以“1952年的中国与2017年的美国”进行了见微知著的比较：1952年中国政府发布政令对全社会带有歧视或侮辱性质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目的是创造一个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社会氛围；2017年美国因种族冲突降下“邦联旗”、拆除罗伯特·李塑像等代表南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标志，导致白人至上主义暴力骚乱事件，以及民众对立、社会裂变式的“文化战争”问题。他从各民族共同发展大格局的比较中，解读了西方国家富裕地区（比利时的佛来芒、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意大利北方威尼托等）民族分离主义问题，论述了中国东部支援西部、全国支援西藏、19个省市支援新疆和中央政府实施的差别化政策，倡导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论证了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先见之明和民族政策的先进性。
郝时远教授以“西方国家内政与外交的困局”为题，展开了第三部分的讨论。他认为，苏联解体之际，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而今天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面对着民族主义的挑战。他认为，这种挑战源自美西国家内政与外交的矛盾，即对内承认多样、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对外则以西方民主模式推行普世主义，并为此谋求“改造伊斯兰世界”、发动颠覆他国政权的战争、制造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推进欧盟、北约东扩。他认为，在民族-国家时代，一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相矛盾，其结果或因内政治理失序而造成外交失败，或因外交受挫导致内政危机。美西国家对内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对外则谋求西式民主一统天下，导致了“双重标准”的困局。西方国家有关“民主的衰退”研究，显示了冷战后美西国家对外政策的失败，而其遭受的“反弹”或“后坐力”则引发了其内政的危机。
他指出，从广义的民族问题视角去观察，美西国家内政的危机彰显了“主体民族的身份失落”，凸显了国家内源性的地区-民族的民族主义，西方多党制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其中，既包括属于人口少数的魁北克、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巴斯克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也包括属于人口多数的法兰德斯民族主义。而后者，也表现为英格兰人支持苏格兰独立的比例高于主张独立的苏格兰人，美国“白人危机”上升、白人民族（种族）-民粹主义的张扬和极端行为显著增强。他认为，这些问题并非偶然，将持续影响西方社会的种族、民族、族群、宗教、语言群体的关系。西方国家族际关系恶化的趋势已经显现，其政策理念也面临新的抉择。亨廷顿认为：美国对外应放弃普世主义，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对内则应废弃多元文化主义，恢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代表的“核心价值”。无独有偶，欧洲重返民族-国家的保守主义思潮——以《巴黎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为代表的“36条”，宣示：“基督教根基”的核心价值，确立：“民族国家是欧洲的标志”，反对：“多元文化主义者的虚假主张”，强调：“没有同化的移民就是殖民”，认为：“民粹主义”挑战代表了欧洲民族的历史能动性的重生，等等。这种思潮，预示了美西国家重返民族-国家的政治走向，诸如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勒庞的“法国第一”等。
郝时远教授认为，2014年以来，西方的许多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都面对着实践悖论的挑战，诸如法国《查理周刊》事件后的“言论自由”问题，法国“布吉尼”禁令、美国“禁穆令”问题，以及普遍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绑架问题，甚至诸如“独立公投”体现民主价值的无奈自我辩护，等等。都在触及西方平等、民主、自由、人权、少数人权利、妇女权利等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人们宁可要公平的不平等，也不要不公平的平等”的观点，颇能反映这种困局下的选择。这些认知都将涉及美西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平权”“配额”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即从针对群体性的差别化平等转向个体性的无差别公平。而人口主体、文化强势群体的公平诉求，将对多元社会产生何种影响？这是社会裂变最危险的动因之一，苏联有前车之鉴（“俄罗斯不再当大奶牛”），西方世界将如何面对？值得观察、研究和警醒。
郝时远教授的讲座以“在国际比较中坚定自信”为结语。他指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世界范围具有先进性和独特性，这是在国际比较中得出的结论，也是坚定自信的政治底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功成名就。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各项制度都需要在改革和发展中不断自我完善。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并不像他们自己说得那么好，他们在解决民族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国际比较中切忌脱离国情实际的表象攀附。在民族事务领域，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问题，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政治原则。这就是 “取消民族区域自治的说法可以休矣”的全部意义！任何猜测、揣度所谓“权宜之计”、“妥协方案”、甚至“骑虎难下”的想法都是自毁长城。中国立足于包容多样的基础之上，倡导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解决民族问题最艰难的任务。在差异中求和谐之道、在多样中求共生之法，中国找到了符合本国国情的路径，但是这绝非一马平川的坦途，需要探索前行。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民族区域自治法需要在坚持中完善，其中的重要任务就是习近平强调指出的：“加强对规范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相关法规和制度的研究”、“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这是全面依法治国在民族事务领域“躲不开”“绕不过”的必由之路。
他认为，中国坚持内政与外交统一的理念与实践，中国在内政方面承认国民成分的多样性，切实尊重差异、努力缩小差距；对外则以“一带一路”的开放发展助力全球化，尊重各个国家的道路选择和文化多样，倡导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体现了内政与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的统一。当然，做到政治宣示与政策实践的统一，并非易事。中国正在日益走近国际舞台的中心，“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公理，对中国的考验也更加显著。中国立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才能实现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合作、“亲诚惠容”、互利共赢。中国对外尊重多样、倡导包容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取决于国内尊重差异、缩小差距、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实现程度。
最后，他指出：如果说过去5个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发生于欧洲的“大事件”，产生了影响世界局势的作用，那么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出现的上述事件，则不再局限于欧洲，增加了日益强劲的“中国因素”或“东方因素”。这是我们观察世界变局、观察民族问题变局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
郝时远教授讲授完毕，汪晖老师进行了评议，鼓励同学们将本讲内容与前两讲有关重回帝国化趋势的内容联系起来，并在郝老师介绍西方与中国相关情况的基础上补充了非洲的“部落主义”问题的有关情况。有感于郝老师的讲座，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提出问题：为什么今天反全球化运动主要在欧洲产生，而第三世界国家则远不如他们强烈？在接下来的公开提问及小班讨论环节，郝时远教授就少数民族与城镇化、“民族”词源探究、中国移民问题研究、中国与“民族国家”理论等问题作了回答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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