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杂志 | 国际主义如何对抗帝国主义？

法意导言

在1917年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有形的力量。壮丁被征召入伍，粮食被征收以供给前线，工作被战争所要求的供给和纪律而填满——这些都是一战期间大多数人们的经历，而对政治足够敏感的布尔什维克把这些经历都阐述为帝国主义问题。事实上，列宁以及党内的其他人在1917年所采取的主要政治立场，都在不同程度上基于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并因此而持有不可动摇的反对意见。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才能在双重政权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其政权的合法性，而非俄国临时政府及其参与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一直强调组织士兵的重要性，并在七月流血事件、科尔尼洛夫事件、以及十月革命等事件中，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性。早在1914年，列宁就已经理解了1905年俄国革命与之前的俄日战争之间的联系，并嗅到了危机的前兆——而这并不是一个巧合。

当然，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早已揭示了某种字面上的“种族主义”的局限性。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级的现象，无产阶级是一个普遍的阶级。但是，无产阶级本身也是被国家所划分的，并因此而折射出了西欧民族资产阶级诞生并统治政权的历史。尽管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旨在协调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但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性与其自觉的民族性之间仍持续紧张。何塞·阿里科（José Aricó）写道，“这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在正式的国际主义和事实上的、日常中的民族主义之间越来越深的裂痕。因此，无论是否有意识，尽管无产阶级是具有“普遍性”的，但那些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最为集中的国家，总是被视作是工人阶级普遍的归宿：首先是英国，然后是法国，接着是德国，最后来到了俄罗斯。”

马克思本人则开始越来越多地质疑这种带着黑格尔历史哲学残余的、思考民族性与普遍性关系的方式。他着重分析了爱尔兰与英国的殖民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爱尔兰和英国的阶级斗争的影响。然而，到了1914年，第二国际中所风行的一种不加批判的实用民族主义导致了社会民主党人广泛合理化帝国主义暴力，而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借着这种合理化，以历史上进步的阶级斗争为名为自己辩护：比如，支持德国的战争可以被认为是反对沙皇反动势力的斗争，而法国与德国的对立则打出了“保卫共和国！”的口号。

即使俄国最终被认为能够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可能性，在1917年或之前也绝不是这样的。讽刺的是，即便是俄国的革命家们也认为他们的国家是“落后的”，而或许因此而避免了将自己可能的革命胜利错误地视为一种能解放全人类的、时代性的世界历史必然性。相反，列宁之所以有能力发展其对于帝国主义的战略性概念时，就是因为他根本不看重民族主义。并且他认为，无产阶级几乎没有理由在与帝国主义力量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列宁将帝国主义理论化为一种源于资本集中的冲突。资本如此集中，以至于国家对其国内的垄断资本家显示出了难以想象的支持，甚至不惜直接发动战争以争夺新市场、资源和资本输出地。因此，一战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资本内部的冲突产生各种危机，而这些危机使得无产阶级政党得以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换句话说，要理解帝国主义，必须考虑其对各国阶级斗争的激化和对其形势的影响；对工人阶级而言，与支持一场源于资本，却以工农的鲜血为代价的战争相比，为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的失败而欢呼显然更有意义。即使在二月革命成功后，面对布尔什维克不可或缺的政治利益，列宁也坚持认为，“对革命失败主义一丝一毫的让步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是对国际主义的彻底放弃，不论这种让步用了多么精致的语词修饰，也不论这背后有多么所谓实际的考量。”

▲ 列宁，图片来源：Bing 图片

一战期间，工人运动展现了国际主义的两种倾向，展现了其对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帝国主义特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基础矛盾地成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共谋，而第二种国际主义则被迈克尔·哈特和托尼·奈格里称之为“反民族主义”。按照他们的说法，国际主义是一个活跃大众（active mass subject）的意志，承认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关键推动者，并不断征召数以万计的平民入伍以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概言之，民族国家就是一种政治形式，而其中的矛盾不可能被包容，也无法被升华，只能被摧毁。 国际性的团结，实际上是就是对民族国家的破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社会。

对于第二种国际主义来说，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应该超越其类似于国家间链条的形式; 列宁就是这样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恰恰是这种国际主义的薄弱之处。阶级斗争、政治危机和国际冲突共同造成了20世纪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 布尔什维克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却又不可分割的现象，由此开始考虑其对阶级力量关系的实际影响，并坚持了反战的政治立场，这在当时是较为罕见的。

▲ 国际主义，图片来源：Bing 图片

这两种国际主义与帝国主义问题之间的关系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反复变化。但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关系却使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概念变得更为模糊。这并不是说，帝国主义本身对于世界上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那些每天都面临飞机袭击或军事占领的人们，那些因国家债务或外国制裁而受到政府压迫的人们，那些不断面临战争的士兵们，以及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或被拘留在边境的人们，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仍然活在帝国主义之下。但要真正重新概念化这种“主义”所存在的特殊性，并进一步提出国际主义的战略性回应，意味着要思考：在所有这些经验中，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今天的帝国主义已经不能被简化成任何一种单一的现象（即使是类似于世界大战规模上的现象），因为它看似无处不在，却支离破碎。我们要如何解释历史使得帝国主义更为扩张，却又同时使之更难以定义呢？

后冷战时期无疑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析、辨别、并专注于新的政经主体模式的尝试，即使那些旧的主权和社会权力形态正处于分裂之中。一系列的历史研究，其中不乏雄心勃勃的研究，都表明，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并且发展良好，即使它们在阐述帝国主义的具体性质、原因和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目前，我们可以暂时抛开这些差异，以更好地理解帝国主义的当前地位与在共产主义实践中对任何反帝国主义观点的展望。

首先，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经过了多种多样的重组，在“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民族国家仍然具有持续的重要性。当今不均衡的地缘政治，多重的时间性，以及多种劳动制度，标志着当代资本主义积累和货币化确实改变了国际秩序; 但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节奏和要求，许多国家的角色和范围都已经发生变化 。从反殖民运动或本土运动到国家建设进程的转变，以及在全球反革命的过程中，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展现了过去反帝国主义群体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他们对民族形式的依赖。当然，许多的这些运动都提供了对反帝国主义政治和大多数只将民族解放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垫脚石的国家的必要见解。尽管有许多后殖民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冲突，危机和暴力的情况下， 被纳入了资本主义集团的经济协议和政治形式，但对南南合作的激进想象早已黯淡。当然，这种接纳比托马斯·弗里德曼所妄想的“世界是平的”更为多样化。美国的一系列针对性技术——对伊朗和津巴布韦的制裁，对古巴的禁运，针对菲律宾，土耳其，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团体的恐怖分子名单，以及彻底的侵略——都令我们对研究如何通过现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碎片化的历史来追踪资本主义规则形式的特殊性更加好奇。

来势凶猛的右翼民族主义使得恢复一个起作用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变得更为迫切。这种明确的向“右”转变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种明显的“所有制民族主义”，围绕着限制性移民和贸易政策，作为对领土主权意识削弱和民族社群多元化的一种回应。任何针对这些本土主义冲动的长期作战——尤其是当它们渗入欧洲和美国的社会民主党或左派自由党时——都需要加强移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尤其当移民在许多方面都对帝国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时 。在本文中，我们可以集中探讨移民为共产主义政治而斗争所留下的的丰富的遗产和现实问题，以及流动、控制与剥夺的问题是如何在当代成为帝国主义发展的核心的。移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官方与非官方的移民空间，仍然是一个开放调查的领域。正如艾蒂安巴拉巴尔在40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对移民的原因和影响的具体了解是理解帝国主义的双向指导”，这一事实“使得国际主义成为工人解放运动的必要条件，而这种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这也引出了反思反帝国主义的战术方案和战略视野的现实必要性。近二十年之久的所谓“反恐战争”——不过是对一场为了中东地区人类福祉，以及针对本国穆斯林的战争的委婉说法——已被证明是反战和反军国主义活动主义最为关键的难题。尤其是当美国国内霸权愈加式微的情况下，美国的暴行除了直接派遣军队之外，还得以用其他多种形式完成。2005年，在反对入侵伊拉克的大规模基层示威运动之后，反战运动便消退了，或者被破坏了，这是值得反思的。飞机轰炸无处不在，反叛乱行动四处弥漫却又欲盖弥彰，美国代表的倍增，以及密集的金融关系带来了美帝国的军事冲突，而这也许是帝国主义最明显的体现——一个不对称但持续的存在。任何持续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都必须协调几个战线。最近的大规模抗议表明，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如能再现，将会以一种变化的形态出现，并与社会上其他反叛势力密切联系，以扩大他们的话语和战略范围。对军事化边境安全和压制性移民政策的有组织的强力抵制， 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立石保护区（Standing Rock）和其他地方的环境保护主义/反过度采掘运动，以及国际妇女罢工的倡议所带来的新生联盟和更为活跃的社会活动环境（与拉丁美洲对新的女权主义国际组织的呼声相通），显示出了通过深入底层的社会斗争来建立一种“流行的反帝国主义”的真正潜力，以此来连接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争端。人们可以看到，这如何改变了全球化的目标——体现在首脑会议上主要经济和金融机构的交锋中，也体现在参与世界社会论坛的民间社会组织所建设的跨国联系之中。对跨国界协调问题应当采取的一种更为适当的方法是，必须探讨政治组织如何与重要的 “翻译实践” 联系在一起，并认识到，即使是本土议题也常常涉及全球劳动力的共性和分歧。无产的工薪阶级已经让位于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称之为“平民阶层”或“大众阶级”的更为多样化的社会联盟和联合体，这使得阶级斗争也发生了变化， 使得对反帝国主义的动员看起来可能更像是一系列新的策略，在这种动员不断蔓延开来的过程中，联结急剧增长的分裂、联合、对抗。

今天，有必要重新定位帝国主义的概念和问题。我们同意列宁的意见，即我们认识到，如果不理解帝国主义对任何当地工人阶级群体的影响，就不可能有革命，甚至不可能有国家内部的革命。我们也进一步同意，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革命能够充分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总之，我们认为帝国主义既是国际主义的障碍又是敌人，而国际主义则是工人阶级斗争本身的立场。因此，我们冒着简化的风险建议，对帝国主义的当代研究，就是要把它带入阶级构成的领域。这种做法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历史和帝国主义的大众斗争的否认，也并非对其的简单重复。在第六期《观点》中，我们反而寻求这样一种可能性，将历史记录，斗争的遗留，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干预理论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既不“支持”这里所列举的所有立场，也不反对那些可能没有列举在这里的观点，这一期的杂志只不过是对美帝国内部反帝国主义的问题的罗列；我们为能够提供这些贡献而感到自豪，希望日后能够作为21世纪长期思考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