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人物的本命年】别人称他“汽车专家”，他却说：“我不是汽车的拥趸”

Tips：程远，1946年生，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突出贡献专家，退休前是《经济日报》著名的高级记者。

2017年11月下旬，深秋的广州依然温暖，广州车展媒体日下午，本刊记者一行三人和汽车媒体圈的泰山北斗程远老爷子一起，用了三个多小时回忆他当年的“学霸”青春、波折的文革岁月和汽车业波澜壮阔的历史。

虽然明年将迎来自己第六个本命年，老爷子依然精神甚好，记忆清晰，但固执不改。时而感叹时光，时而悲天悯人，时而又露出老顽童式的微笑。

作为光阴的见证者，中国汽车最出色的记录者和观察者，程老师始终是我辈难以逾越的丰碑。

这位汽车媒介的泰斗，见证并记录了中国汽车的成长史。然而，他居然说自己对车没有太多兴趣，写车完全是当作一份工作来干的，凭着“做就要做到最好”的倔强习惯，成就了他今天的辉煌。他有拨弄汽车业风云的手，亦有鲁迅般一针见血的笔，他首先是一位评述宏观经济的高级记者，然后才是一位汽车行业的历史见证史官。

他说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他最爱的身份是历史学家。因为历史深刻，饱含哲思，或许也正因此才成就了他的每一篇报道。问他如何才能深刻？他说，唯有多思考。

说起求学时代和年轻的岁月，“我有好多好多故事，特别是有两次奇遇。”程远饶有兴致，又心怀感激地回忆起几十年前的时光，“考大学和考研的关键点上遇见了生命中两位贵人，将我的命运引向了今天。”

程远在小学四年级时偶遇一群西北农学院的学生，听他们讲了大学的生活，小小年纪的他就萌生了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开始了准备考大学，此后的学习生涯都是按照这个目标进行跨越式发展的。这位追梦少年初中时开始自学逻辑学、语法、文学史，并大量背诵诗词和古文名篇，高中语文课本有近一半是古文部分，不管老师有没有要求，程远统统背得滚瓜烂熟。在数理化课堂上他则边听讲边做作业，从不将作业留到课后，还经常被老师批注“100分，传阅”。程远课上努力，就是要把节省下来的课后时间全部用来阅读文史类书籍。这样的学生，放在如今无疑是一位超级“学霸”。

文革前“末班车”进入大学的程远，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填了5个志愿，都是与文学、历史有关——除了学校要求他必须填报的北广外语系第五志愿以外。此前学校还要求他由文转理工，报考北京航空学院，因为跨度太大，就没有服从，程远内心倍感压力。出乎意料的是，后来偏偏被北广录取了，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失望的程远就把通知书扔在地上用脚踩，固执地说：“不去上，明年重考。”

或许人生就是带着某种使命来的，该你走的路，再扭也会有人引导你前行。这时程远所说的第一位“贵人”出现了，是他中学外语老师刘尧卿，一位北京下放的“错划”右派。这位刘老师平时房间门窗紧闭，几乎不与人交往，但他却很珍惜程远这位有才华的学生，就不辞辛劳，亲自寻到安康城里一个叫南马道的小胡同，劝说程远去报道，他说，你喜欢文学，那些文学家像鲁迅、朱自清、郭沫若这些人最初也都不是学中文的，后来不是也都成了文学大家。”听了这番教诲，程远这才肯去广播学院外语系上学。程远说：“否则，文革前大学的末班车就赶不上，可能要做一辈子知识青年了”。

刚进广院一年，就赶上文革，年轻率直的程远又吃了不少“愤青”的苦。朋友告发他有攻击“中央文革”言论，诬其为“炮打中央文革”的“516分子”，被清查长达半年之久。这期间“每天就是写交待材料，挨批斗，整夜不让睡觉”。

适逢中央“战略疏散”，广播学院整体搬到保定望都县乡下，“那时真的不想活了，私藏了房东一把剪刀，随时准备自杀”。

7、8个月后，“上边”说不存在“516”组织，但是程远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吹”不了，致使他的毕业分配一波三折。当时四人帮还没粉碎，程远就进不了原定的国际电台。经过辗转颠簸，他回到了陕西安康老家，进了县广播站，由于是“科班出身”，很被重用。但三个月后，档案材料寄到了县里，发现档案中有189份“炮打中央文革”的黑材料，县广播站就将他退回地区分配办了。工作没了了，程远在无奈之下，就到北京上访，访了半年,虽经中央广播事业局发文，“不影响使用”，但不能入党，不能提拔使用。直到文革结束后，经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批示，才消除黑材料，被彻底平反。

原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温济泽

1980年他考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由于复试老师身体欠恙，半途返回北京，程远未经复试，不能入学。这时他的第二位贵人出现了——温济泽，时任社科院干部局局长兼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他说了句“这个人我了解，让他来。”说起来，在这之前两人之间还有一段往事。温济泽原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第一副局长，也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广院教书。文革后期搞“三结合”，程远了解到温济泽13岁就参加革命，历史清白，为人正直，他就主张“解放”温济泽并将其作为领导干部“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这事遭到一些人强烈反对，在校园里张贴大标语，说炮打中央文革分子程远，“妄图给老右派温济泽翻案”，“砸烂他的狗头”。

对文革现状，程远想起两句古诗：“鸾鸟凤凰日益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但想不起出处，就请教温济泽。温济泽告诉程远，语出屈原《涉江》，写成字条交程远，并赞扬程远的治学精神，要他坚持学习和独立思考。由于温济泽的亲自干预，程远总算比别人晚十天进入了研究生院。程远感慨地说：“没有温公，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如果不打断老爷子，程老师总能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记者生涯，时而悲天悯人、时而精进苛刻、时而犀利批判、时而又快乐得像个孩子。

我们好奇地问他：“您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记录者，还是一位行业的专家？”他很坚定地说：“我是一位高级记者。”

1983年，程远研究生毕业，不心甘情愿地被刚刚创刊的经济日报副总编、硕士导师张沛要到《经济日报》。刚进入《经济日报》的程远也有一段职场新人的小磨难，冷板凳坐了三个月。“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他回忆说。

陕西人的倔劲，程远很快就发挥得淋漓尽致。没多少时间，他硬是把当时几个冷门的钢铁、化工、汽车、统计等行业跑出了从未有过的精彩，引起了相关行业和领导的重视，曾被召进中南海和中央党校解读行业形势。

程远跑国家统计局，把当时冷僻、没有多少人关注的部门跑成了热门，几乎天天有新闻，周周上头条。说到这段经历时，老爷子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得意与开心。

在《经济日报》从业20余年，他以心愿为炉，笔端为炭，把自己跑成了首批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突出贡献专家，就是没跑出一顶“乌纱帽”来。

在当官和记者之间，内心更倾向于后者。记者可以激昂文字，能为民族发声，体现个人精神价值。但在那个官本位浓厚的年代，人们对头衔的尊重胜过才干，也因此程远会憋不住气发火。现在看来这种直率的质疑和反抗精神是可以理解的，进而也觉着他的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