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奔波，到新西兰淘金的华裔们渐渐融入当地生活，陆续而来的新移民也加入其中，让达尼丁热闹起来。
作者 | 江敏JM
人口仅有12万的达尼丁是新西兰南岛第二大城市，也是奥塔哥地区的首府。尽管没有奥克兰的人口规模和惠灵顿的政治地位，但它在新西兰历史上却有着特殊的意义。150多年前，这里的金矿吸引着成百上千的外来者，他们抱着致富的期待，希望能在这里淘到第一桶金。
中国移民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一带，先是为了躲避战乱不远万里逃到大洋洲，一部分人最终在新西兰落脚。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奔波，他们渐渐融入当地生活，陆续而来的华人移民也加入其中，让这座小城热闹起来。
▋
艰难生活
19世纪中后期，中国正在经历着内忧外患，反抗、战争、贫穷和饥饿冲击着普通人的生活。当时，广东大部分地区像是人间地狱，家族中的男性不得不向外寻找生存办法。成功漂洋过海的一小撮人在美国加州找到了机会，紧接着澳洲的维多利亚地区也发现了大金山。据统计，当时有约4万6千名中国人在澳洲本迪戈地区淘金，一部分从墨尔本来到了奥塔哥。
“我的祖先们都交过100英镑的人头税。”Glenys Shum对界面新闻说。她的祖辈是最早一批到新西兰的中国人，如今66岁的Glenys已是家中的第四代。
刚到新西兰时，华裔并不受欢迎。确切的说，早期的中国移民遭受着恶劣不平等的待遇，人头税（Poll Tax）就是其中一种。美国加州在1852年制定了反华人头税，随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也效仿起来。1881年新西兰政府制定了具体标准，每个进入新西兰的中国人需交纳10英镑，这一金额在1896年涨到每人100英镑。
歧视性的税收并不能阻止华人的外逃。Glenys常常从长辈那儿听到当年的故事，比如有人为了离开村子，靠游泳逃了出来。
最早一批到奥塔哥地区的华裔。
尽管Glenys没有亲历逃亡的过程，但艰难的日子还是持续了很久。因为备受歧视，中国人无法在当地找到体面的工作，他们只能凭借攒下的钱开一个杂货铺，做做小生意养活一家人。上学时，常会有小伙伴称Glenys为“ching chong china man”。在Glenys看来，这是新移民未曾经历的黑历史。
Glenys的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年轻时开起了一个杂货铺，以维持大家庭的所有开销，日子过得相当拮据。等到她父母结婚时，Glenys的母亲不得不自己另开一家店以维持小家庭的生活。Glenys和兄弟姐妹从小就学着帮母亲洗菜、算账、照看生意。“那时候我们没有算盘或者计算器，所有东西都得记在脑袋里。”
重男轻女也成了家庭不得已的生存策略。“母亲告诉我，在她小时候，男孩在家中最受宠，一有吃的外婆一定会先给哥哥和弟弟，而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只能吃剩菜剩饭，有时只有清汤寡水，里面飘着几片绿叶菜，没有营养。”
入伍的父亲当上了空军，成为一家人的转折点。Glenys依稀记得是一位苏格兰裔的长官提拔了父亲，除了表现优秀，他也非常欣赏华裔对家庭的照顾。Glenys的父亲就这么成为新西兰第一位华裔空军，退役后社会地位也不同了。Glenys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父亲托银行业的朋友找到的。“虽然开始的日子非常艰难，但与我同龄的朋友相比，我还是很幸运的。”
新西兰华裔第四代移民Glenys Shum与她母亲。
大家族在新西兰生活了100多年，Glenys的家庭里仍保留着许多中国传统。Glenys不仅照看父母，还照顾着家中的长辈。有客人来时，她总会做云吞招待他们。在当地华人组织里，她还是一名乒乓球爱好者。
现在的新西兰已经大不相同，没有人会指着Glenys的鼻子调侃她是中国佬，而Glenys的思想也越来越开放。“我不指望女儿以后会养老，我顾好自己就行了。”
1934年，时任海关部长宣布豁免“人头税”。2002年，在中国新年的庆祝宴会上，新西兰总理Helen Clark代表新西兰政府就过去的种族主义道歉，获得了不少华裔选民的支持。
“在达尼丁，很多律师和医生都是华人，他们有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中国人也渐渐证明了自己了，他们非常努力。”Glenys说。
▋
用力融入
与Glenys家族为了躲避战争而飘洋过海的动机不同，Teresa Chan的父母将她送出国则是为了更好的教育。
1980年代，香港的大学数量没有现在多，能被学生们列为“理想院校”的也只有港大这一所。还在念高中的Teresa虽然成绩不错，但想要考上港大的好专业却不容易。去澳洲成了父母给Teresa规划的解决方案。
在上大学前的一年，Teresa申请到澳洲一所女校继续高中学习。尽管，姐姐和弟弟也一起到澳大利亚求学，生活上能相互陪伴，但如何融入成了Teresa的困扰。“可能是因为我并不酷吧，女校里的小团体又多，我当时并没有很好的融入进去。”
那时澳洲的华人数量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当地人对亚洲族裔的歧视还很严重。“常常有人在墙上写‘亚洲人滚出’这样的字眼。人们不会在意你是华人、还是日本人，他们只会说你们是亚洲来的。”Teresa回忆到。
进入大学后，融入的主题仍然没有停止。除了审计，Teresa还选修了法律专业的课程，这给她自己增加了学业上的负担。“学法律就像是学一种新的语言，对非母语学生太有挑战了。我必须要在上课之前把所有内容先读一遍，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老师课上讲的是什么。”因为家庭状况并不好，Teresa还得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以补贴生活费。
几乎没有娱乐时间，这直接导致Teresa在步入中年之后才开始热衷聚会。“我的伴侣就很不理解为什么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还喜欢开趴体。‘你有什么问题吗？’他常常调侃我。”当然，Teresa并不认为自己在弥补当年的某种缺憾。“我很享受我的大学时光，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但回想起5年在澳洲的日子，我一直在很努力的融入周围的环境。”
在新西兰生活了25年的Teresa Chan现如今是达尼丁一家律所的首席律师。
Teresa毕业后，一份在惠灵顿的工作机会将她留在新西兰，这一呆就是25年。“我在这儿感觉到和澳洲不太一样的氛围，在惠灵顿遇见的人会很愿意了解你，他们知道你不仅仅是亚洲人，也不仅仅是华裔。”两年后，Teresa跟随伴侣来到达尼丁。因为城市规模很小，Teresa的律所业务又需要和很多人有来往，她感受到更紧密的人际关系。“在达尼丁，人们一旦接受你，就是百分之百的接受，不仅肯定你的为人，还会想着如何照顾你。”
融入已经不再是Teresa的困扰，相反她成为一个施助者。她的律所常常帮助新移民解决各种法律问题。她还是“上海达尼丁华人联合会”的会长。达尼丁和上海在1994年结成友好城市关系，联合会常常举办文化活动，将新老华人移民圈在了一起。
▋
新移民
2009年，刚结婚的穆晓雁跟随丈夫从云南来到新西兰。与前几代的华人移民不同，她对居住地的选择更为自由。丈夫是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在中国和日本工作过，结婚时，他们有三种选择。最终来到新西兰，是因为这里的生活环境更适合照顾子女和家庭。
刚开始的几年，穆晓雁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心理焦虑。在国内，生完孩子的女性总想着怎么能衔接好事业。出国前，她是一位职业白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工作。“来到新环境后，我之前在国内的教育和工作经验都和这边不接轨，生完孩子之后老想着怎么找工作？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呢？”那段日子，穆晓雁看到招聘信息都会去面试，做过几份与兴趣不符的工作。这种焦虑直到丈夫工作稳定后才消失，她渐渐接受了在家照顾孩子的状态。
全职主妇的经历反倒给她制造了融入新环境的机会。“我常常带孩子去参加一些Play Group，孩子们聚在一起玩耍，而在一旁照看的家长也会彼此交流。”
2009年到新西兰的华裔移民穆晓雁
在穆晓雁看来，达尼丁的小城氛围将人与人拉得更近。“等你呆到一定年份，你会发现认识的每一个新朋友都和过去的人脉有着某种联系，大家要么认识，要么眼熟。”也是因为朋友介绍，穆晓雁在Teresa律所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彻底摆脱了职业焦虑。作为律所的法务助理，她需要重新学习法律相关的业务，Teresa对中国事物的关注也让穆晓雁过去的经验派上了用场。
从融入新环境的个人体验上来看，穆晓雁要比她的老板Teresa幸运很多。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顺风顺水了，比如给孩子找幼儿园就是一桩麻烦事。
她给孩子换过两次幼儿园，直到第三次时才满意。“刚开始很盲目，朋友家的小孩上什么幼儿园，我们也就跟着去了。而后才发现老师当着家长的面是一个态度，背地里却不太一样。”
穆晓雁最终找到了理想的幼儿园。如果用国内家长的眼光来评判，这所幼儿园状况堪忧。2015年达尼丁经历过一场大雨，幼儿园的旧址已经损毁，他们利用周边的教堂作为临时教学楼，陈列也并不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