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5月8日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了产能战争这个概念，并将其作为大拆解过程的下一步。当然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说的是由于产能问题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我也将其称之为“风暴”（见《孙立平：加剧的过剩：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很快将宣布针对中国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战略部门征收新的关税。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称，具体领域还将包括半导体和太阳能设备。也许，这就是我说的产能战争的开端吧。
我想强调的是，在未来，这个世界上的矛盾与冲突，将会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产能问题来展开的。这其中的许多现实而具体的问题，已经有人在讨论了，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的背景稍微拉近一点，这样有些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背景的一个重要纬度是历史。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就可以发现，目前的产能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创造财富能力进化过程延伸的结果。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即创造财富的能力，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然中间是时有起伏的，其间还有若干短暂的繁荣时期，但总的来看，一直到公元1700年为止的4000年间，某些时期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50％，但不会超过100％。
事情的变化是发生在三百年前。也就是说，财富被大量创造出来，也就是最近300年的事情。
财富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产能的扩大实现的。而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间，人类以极快的速度摆脱大自然对产能的约束，使得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日新月异。在技术的加持之下，大量的原材料被采掘出来，甚至合成出很多大自然没有的新材料；蒸汽、电力等代替人的体力成为新的驱动力，为财富的创造提供了人的体力完全无法比拟的动能；现代的技术、设备、组织与管理，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而机器人的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更展示了在无须人力介入情况下财富创造的前景。
因此可以说，我们现在正是处在一个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把更多的东西生产出来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
让我们将目光从历史转回到现在。最近几年，我频繁使用大拆解的概念来分析世界格局的变化。在这个大拆解的场景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产业链的重组与重建，极大地扩张着整个世界的产能：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巨大产能之外，作为产业链重构受益者的那些国家，都在快速建设和增加新的产能，同时，美国制造业包括传统制造业的产能也在回流与重建。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在产能的形成越来越容易，把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越来越不是问题的今天，一个全球性的产能过剩的时代正在到来。
历史趋势与现实矛盾的交融，使得我们必须在一个更高的立意上来思考今天人类面对的问题。首先，我们可能需要意识到，一个不用那么多的人从事生产或一个人不用把那么多时间用在物质财富创造上的时代即将到来。其实，早在100年前，凯恩斯就说过这样一个意思：所谓的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到那时，经济问题由一小部分人来处理就行了，就像由很少的一些牙医来处理牙病一样。
那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果已经用不到那么多人来生产物质财富了，马上会面临的问题就是：是由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其他人变成所谓的剩余劳动力，还是每个人都少干一点，从而每个人（实际是绝大部分人）多少都能干一点？
实际上，两种办法都在用。首先，缩短劳动时间，如实行四天工作制。从冰岛开始，欧美国家在部分工作领域实行四天工作制，已经有十年左右的历史。即使是在以勤劳著称的东亚和东南亚，如韩国和新加坡，四天工作制也在开始试行。当然，也有人担心四天工作制对效率的影响。且不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争论，就算是真的，难道效率就是人类的无上目标吗？
其次，也是更现实的，是劳动力向其他领域的转移，尤其是向服务业的转移。为什么在近代会有服务业的大发展？人们总是从经济发展和人类需求的角度来论述。其实，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即制造业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人。服务业的发展，既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为把更多的东西生产出来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背景下的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如果把角度变换一下，还可以发现，全球化时代的产业链分工，与此也不无关系。有人这样来概括全球化时代的分工：美国负责创新，日德负责高端制造，中国负责低端制造。我们当然不能甘心于这样的分工和位置，但在当时这也是个事实。这种分工的结果，是比较优势的发挥，是比较优势下的各得其所。
但在大拆解的背景下，很多事情都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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