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女性报人社会网络的现代化进程与反思

现代化是一个“集大成”的社会发展过程，囊括了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宏大变迁。基于对这一概念的关注，社会学者从宏观、微观两种视角进行了诠释：宏观层面，研究者将“现代化”界定为从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等各方面，从工业文明向农业文明的扩展过程;而微观层面将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看作宏观变迁的深层原因，从而得出“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的结论（童星，2007：5）。在这一视域下的现代化研究中，“人的现代化”不仅被视为现代化的核心、前提、目的与动力，也被作为现代化研究中专门的研究领域。

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传统性与现代性因素的交织与冲突达到顶峰。以西方资本主义因素的传入为起点，女性群体从身体解放到思想解放的演进过程中，其现代化也在悄然萌芽发展。19世纪80-90年代，作为职业女性的代表，从事报纸、新闻工作的女性报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她们以报社和杂志社的记者、编辑、出版发行、经营管理等活动为主。与这一时期出现的女工、女医务人员等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群体相比，女报人群体的现代化特征更为明晰，这主要体现在其现代化的知识与观念、活跃而丰富的社会交往等方面，并作为传播现代性文化的表率，在其传播实践和社会交往中带动其他职业群体现代化的作用显著。另外，女性从事以往由男性主导的新闻业，革命性地突破了传统的职业性别边界（Volz，2007）。综上所述，研究这一时期女报人的社会网络建构对探索女性群体的现代化 颇具典型意义。

（一）亲缘：现代思想与交往的启蒙

清末民初女报人现代化思想与交往的启蒙多源于亲缘关系，体现着强连带的情感主导特征。优越的家庭环境为其现代化思想与交往的启蒙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亲缘关系所提供的便利往往成为女报人现代化社会网络构建的起始点。

（二）姻缘：社会网络的依附与拓展

这一时期，“夫妻报人”频现，同亲缘关系类似，部分女报人亦从婚姻关系中获得精神启迪、物质支持和事业协助，也作为“贤媛”帮助丈夫的发展。 女报人通过协助丈夫的工作和社会交游，自身才能得到用武之地，同时开始构建并拓展自己的社会网络。汤修慧是其丈夫邵飘萍事业上的左膀右臂，协助他成立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与学员中的陈公博、罗章龙、谭平山、高君宇等结下友谊。后来，汤修慧主政《京报》，得到国民党上层孙科、胡汉民等人支持，张学良还在其停刊时四处斡旋，并主动给予资助。李昭实的丈夫王一之先后任职中国驻巴西、美国、奥地利等国公使，并以记者闻于时，二人志同道合，婚后一同游历欧美各国，回国后编订了《西报丛笺》等刊物，并共同在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远东通讯社会议上发表演讲，同严独鹤、严谔声、潘竞民、汪英宾、朱义农、潘公弼、戈公振等著名记者均建立了友好联系。

（三）地缘、学缘：社会网络的自主建构

与亲缘关系相比，地缘、学缘关系为女报人带来际遇的改变，体现其对于社会关系建构的自主性，这表现在她们不再满足于家长管理，而是自发选择道路，通过同学、同乡情谊自主构建现代化的社会关系，或在事业和社交上彼此协助。这其中既融合了情感性因素，又体现了相互受益的工具性准则。

地缘与学缘提供的便利，使女报人现代化思想与行动的良性循环机制得以初步形成：思想层面，自主性社会网络的构建，形成了对女报人自我意识、独立意识、社会意识等现代化思维的激励机制，如陈撷芬、秋瑾、燕斌、唐群英、林宗素等一大批女报人的民主独立思想日渐成熟，强调“人格独立”“精神独立”“新式教育”“经济独立”等，鼓舞了女报人对自我社会网络建构的主动性；行动层面，女报人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其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这又对其社会网络的纵深扩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业缘：以工具性为主导的自获性现代社会网络初建

业缘关系网络的构建是女报人现代化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以往关系中主要以情感为纽带，由于进入职场的女报人已有了独立的社会身份与角色，业缘关系中以工具性、自获性建构为主的现代性特征表现鲜明，与其职业相关的社会交往活动推动了现代化社会网络的初建，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深入和扩展。

（一）从强关系到弱关系，从依赖信任到委托信任

社会网络的强关系连接的是社会特征较为相似的人群，适用于不确定性情境，在需要承担风险时，强关系是可依赖的对象；相对于以情感型主导的强关系，弱关系更强调异质群体的勾连和具有信息传递优势的“关系桥”（李林艳，2004）。在女报人成长及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其生活轨迹、文化安排多以强关系主导的传统结构为媒介进行演绎，即优先从“先赋性关系”中开展行动，而其社会关系发展相对成熟后，则转向对弱关系为主的“自获性关系”的运用和拓展。然而，无论是先赋性关系网还是自获性关系网，记者的社会网络中都离不开信任这一基本动力和保障（庞慧敏，常媛媛，2017）。贯通女报人社会网络构建过程始终的核心是“信任”，信任本身即是一种社会关系，它表征和蕴含着两种形式：依赖关系和委托关系，前者表现为情感与期待偏向，“以信任激发信任”，重视情感回报和受信者行动的激发；后者则表现为理性选择的给予或让渡（高玉林，2013），偏重实质性的互惠和交换。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信息流通活动愈加丰富，信息结构从闭合性向开放性转变，社会整合逐渐萌芽发展，因此，社会关系模式也相应地从情感型的强关系主导向情感中立的弱关系连带转变；人建立社会关系由传统的情感主导的行为动机转向现代“情感无涉性”（童星，2007：37），情感传递弱化，相应地，工具理性则增强。总体看来，清末民初这一社会转型时期，女报人社会网络的构建呈现出从强关系到弱关系、从依赖信任到委托信任的变化规律，而这恰恰反映了社会网络现代化的转向轨迹。

（二）追随社会资本的紧缩圈层出现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形象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特征，他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像水波一样一圈圈向外扩散的，在此规则上形成的亲疏远近格局成为人们交往的考量。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对自身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有了更多的选择权，社会分化、价值多元也驱动着个体对资源相对自由的追逐，传统的“差序格局”中渗入了“利益”的因素，表现为人们在建构社会关系时主要通过理性计算选择自己的行为路径，出现了人们为最大化获取自身所需社会资本而竭力向资源中心、社会上层运动所形成的“紧缩圈层”（周建国，2002），正如社会资本理论指出的，人际关系指向有价值的资源时则机会更多（罗家德，2008：344）。清末民初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以人伦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受到现代化因素的影响，从传统桎梏中走出的女报人群体在构建其社会网络时亦表现出追随社会资本的倾向，并形成了多种形态的紧缩圈层。

（三）拟亲缘关系进入差序格局

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差序格局也表现出与传统时期不同的特点，其中，通过“拉关系”“找关系”获取的拟似血缘关系进入差序格局，导致个体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扩大及其机制的理性化，“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与资源的取得和合作的成功不无关系（杨善华，侯红蕊，1999）。女报人弱关系的扩展中，传统的“关系伦理”被适时地加以改造，即将原本相对疏远的关系通过有目的的方式变为初级关系，这本身也体现了社会现代化转型时期“关系”观的嬗变，这种衍生出来的关系既有工具性内涵，又有情感性的特征。

（四）女性特征在社会网络建构中发挥作用

封建社会的女性受困于家庭桎梏而与外界社会脱离，清末民初，由于现代性因素的萌芽和传统封建家庭对女性限制的逐渐瓦解，女性从事以往由男性主事的新闻界、政界，标志着传统的职业性别边界被突破（Volz，2007），是其现代化的重要 表征。在女报人现代化社会网络的构建中，传统的女性特质也主动或被动地运用于其中，有时甚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也助力了其社会关系的拓展。

清末民初女性报人社会网络的建构体现了现代化的特征，勾画了该群体的社会交往模式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轨迹。但是，剖析其运作规律的实质，仍以传统 型的行为模式为主，其现代化转向与传统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特殊主义的基础与核心作用、集体大于自我的行为取向和扩散大于专一的角色关系三个方面。

（一）以特殊主义为基础与核心

特殊主义指的是按特殊的标准行事，对人不对事，而普遍主义指的是按普遍的规则行事，对事不对人(林聚任，2009：206)。在清末民初女性报人社会网络的建构中，除亲缘、地缘、学缘等先赋性关系网，姻缘和自获性关系中出现的拟似亲缘关系均体现着较强的情感内涵，这些关系连带构成了其社会网络建构的基础，而某些主要遵循普遍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自获性、业缘关系则建立在特殊主义情感关系的基础之上，进行再拓展。

首先，以特殊主义为核心的情感型关系为女性报人社会网络的建构提供方向，有时甚至能够决定其社会关系的脉络、范围及层次，而这些关系网络为其进入某圈层、获得发展机会、拓展社会关系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以“人情”“信任”为核心的特殊主义情感关系为女性报人提供更多的交往机遇和可能性，还成为关键时刻的“庇护”，处于不安全位置的人能够借由这种关系而取得保护，降低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罗家德，2005：13），体现了特殊主义的情感支持功能和互惠功能。最后，特殊主义为核心的情感关系还是社会关系扩展、延伸的巨大动力，这主要体现在情感联系中的关键性人物对女报人的引荐，是其进入某圈层或结识“贵人”的强大助推力。追根溯源，以普遍主义为基础的业缘、部分自获性关系等弱连带关系虽是其社会网络扩展阶段的主体，但对特殊主义的情感关系有着极强的“依附性”，前者以后者为架构，不断衍生出新的交往脉络，进而使社会网络得到扩展和延伸。

（二）集体大于自我的行为取向

社会行为模式的自我取向意味着社会成员自身的利益优先，而集体取向则意味着其他人和整个集体的利益优先。在女报人社会网络建构过程中，体现出集体取向大于自我取向的行为特征，具体表现在建构的目的、依据的原则及建构的情境意义 三个方面。

（三）扩散大于专一的角色关系

扩散性与专一性是衡量人的社会关系是片面还是全面的概念（孙立平，2004：246-247），指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是限制在特定的具体范围里还是处于宽泛的、不单一固定的范围中（严明，2009：54-55），即扩散性意味着行动者将全部人格投入互动，其付出和获得是广泛的、不受限定的，专一性意味着严格限定相互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

总体看来，清末民初女性报人社会网络的建构虽在宏观层面上推动了该群体甚至整个女性群体的现代化进程，但其中仍有不少微观因素起了阻碍作用。以女性报人的社会关系为窗口，对其现代化进程进行反思，可为人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女性报人社会网络的建构中，以情感为中心的先赋性关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以情感中立的自获性关系为基础进行拓展，这虽成为促进其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但同时也形成巨大的弊端。社会资本理论指出，社会关系所带来的资源才是重点，与有资源的个体产生关联才是步步升迁的关键（罗家德，2005：14），而富有优势的先赋性关系的非选择性使得优势资源很少能够跨阶层流动，紧缩圈层的形成也对社会结构的调整起到阻碍作用。从社会资本的观念看，一个人成功的关键并不仅止于个人属性，更重要的是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这种社会关系可以提供信息和利益。女性报人虽引领着女性群体的现代化，但其社会网络位置的先天优势及其带来的资源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以其为代表的政治与文化圈层对核心资源的垄断，以及对特殊主义关系的把握与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普遍主义与工具理性等现代性准则的遵守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