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出版人

12月，黄一琨刚刚离开了写作App“行距”，那是一个发现潜在写作者的孵化平台，是黄一琨参与颇深的创业项目。

黄一琨在“行距”主要为书探、出版商、投资人和好的作者搭发现和对接的桥梁。这也是全球最大的图书出版集团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下称企鹅兰登）斥巨资正在做的事情。

企鹅兰登的CEO杜乐盟说：“从现在开始100年之后，印刷品和纸质书都是重要的。印刷品永远都很重要。”并不是说数字出版不重要，而是“二者都非常重要，希望二者都能有增长。”

这个观点不会让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总裁童健提出异议，因为他也在强调，屏阅读不能代替纸阅读。

不管模式的新旧，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出版人。

▌黄一琨：离印刷机更远，离写作者更近

“你不会想到，出版业这个看似老土的夕阳行业，却是中国文化服务行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出品（书）是标准化的产品。”

2012年，黄一琨离开呆了十多年的媒体圈，成为中信出版社数字阅读业务总编辑。在他看来，出版业对社会的价值比传媒业更强。

“出版业是国内所有文化服务行业中开放度最高的。”黄一琨说。

全球最大的电子网络公司，也是重要图书销售平台的亚马逊在kindle电子阅读器进入中国之前曾经做过市场调查，发现图书市场60%的热度来自国际版权。意即，有60%的需求满足来自国际。

“你不会想到，出版业这个看似老土的夕阳行业，却是中国文化服务行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出品（书）是标准化的产品。”这是出版业吸引黄一琨的原因之一。全球最优秀的作者们一起来创造价值，是他认为这个行业最有意思的地方。

然而，每个圈子都有自身的局限。

黄一琨渐渐发现，传统出版业的价值发现体系是缺失的。“出版业最大的问题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出版人没有勇气去改变。”

亚马逊的数据反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一个奇特现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图书供应和选择在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畅销书的集中程度反而越来越高。亚马逊中国图书排行榜一直以其真实性和权威性被视为行业风向标。

该排行榜里，畅销书的集中度特别高，公众的关注度和图书销量几乎都集中在排行榜的前100名中。

“排行榜上集中度较高的都是什么书呢？比如《岛上书店》系列。”黄一琨举例道。

《岛上书店》是一本全球畅销书。2014年4月1日，《岛上书店》精装版在美国上市，成为当年的全球出版界黑马。短短一年内，该书畅销美、英、德、意等30国，创下了出版史上全球化最快的畅销纪录。2015年12月10日，亚马逊中国发布2015年度图书排行榜。《秘密花园》、《解忧杂货店》、《岛上书店》位列畅销图书榜前三名。

“过去我们在文化产品稀缺的时候，比如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读什么书？尼采、加缪、萨特。现在在图书供应丰富的情况下，大家却都在读《岛上书店》。供应越来越丰富，集中度却越来越高。”

这可能与传媒、学术界和出版业的行业割裂以及出版价值的发现和判断体系缺失有关。黄一琨研究了国外同行的做法。“国外的出版、传媒和学术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而国内的学术界、出版业和传媒都是割裂的。”

国外出版、传媒和学术界的有机融合，使得出版业的供给来源广泛和迅速。一个作者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之后，立刻会有星探一样的书探发现，进而帮助这位作者出书。接下来会有图书经纪人与这位作者签约，替他打理出版事宜，将书推广到大书展上，然后跟大出版社谈判签约。国外有一套运转良好的出版价值发现体系。

以电影《火星救援》为例，安迪·威尔写的一本书起初无人问津，后来有家有声书公司发现这本书的现场感很强，于是做成了有声书。这本书一下子火起来了，电子书销售了30万册。然后这本书被二十一世纪福克斯公司（Twenty-First Century Fox, Inc.）拍成马特·达蒙主演的电影。

这在国内很难想象。因为出版价值发现体系的缺失，使得潜在的、好的作者很难被发现。即使是作者已经在专业领域有一定造诣，也很难出书。

黄一琨用国内高水准的文学杂志《收获》来举例子。“《收获》的作者们要出版一本书，难度极大。”黄一琨说，这是因为在图书销售商的眼里，一本书和一罐牛奶没什么大的区别。

“图书市场是销售说了算，是一些大的采购商说了算。”黄一琨说，这部分人大部分是没有时间读书的。“他们判断一本书的价值，维度只有作者有没有名、书名够不够吸引人以及图书馆分类。”

畅销书《参与感：小米口碑营销内部手册》曾经不被看好，因为这本书被归到了“中国公司传记”的分类中。分类标签并没有“小米”这一品牌。目前，分类在儿童、社科、经管大类下的图书更受图书销售商青睐，因为比较好卖。

在这种渠道模式下，一本书火了之后，市面上会跟风出现几十种名字雷同的书，正如前些年那本《谁动了我的奶酪》风行之后，市面上出现了三四十种书名里带“奶酪”的书。也如现在正涌现的一批又一批带“互联网＋”字眼的书。

这并不能促使更多更好的原创故事出现。

“采购商们对书的判断维度太单薄。”黄一琨试图说服在这种大环境下的出版编辑们，做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北京和桂林的读者考虑的问题是否一样？30多岁的人和40多岁的人关注的差异点是什么，他们共同关注的点又是什么，这之间的传承和纽带是什么？90后的阅读能力到底如何，皮尤（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一间独立性民调机构）的数据是怎么说的……

“网络文学以及网游对市场判断有敏感性，”黄一琨虽然不认同网络文学的价值观，但认为网络文学和网游的思考方式值得研究，对于出版业来说可以借鉴其方法论。“出版业推新人的动力极弱，大家都不想冒险，都要做被成功验证的东西。那你就是印刷机，就不是出版业。出版业现在大部分做的是钱变成纸，纸变成钱。”

出版编辑们自然不服，反问黄一琨：你做过一本百万级的畅销书吗？黄一琨不屑回答，他拿出用很小的成本购买版权的两本书——《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来证明自己对图书市场的判断和把控能力。

“这两本书都有近10万册的销量了。”黄一琨说，一开始根本没人看好这两本书，出版社也没有将其划在热门之列。放在“国际政治”类目下的书，一般销量在两三万册已算不错。

“我不是说我慧眼独具，”黄一琨说，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是中国非常关注的国家，这两本书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人愿意读的，所以近10万册的销量属于正常。

“让我意外的是，此前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还来自作家林达的散文游记，对以色列的了解还来自《塔木德》。”黄一琨说。

由于今年美国大选，《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开始不断被提及。叙述以色列建国历史的《我的应许之地》，被已经举办了17届的深圳读书月列为“2016年度十大好书”之一。深圳读书月的荐书是出版业非常看重的一个风向标。

《我的应许之地》的入选，并没有让黄一琨开心，反而让他觉得难过。“这两本书有价值，但并不是特别有分量。其实还有比它们更好的书。但大家都在做什么？这说明我们没有基本的价值发现能力。”

让黄一琨离开出版社、决定自己创业的原因，是他认为数字出版被传统的思维框架禁锢着。

以kindle及手机为代表的屏阅读兴起之后，数字出版成为一个热名词。剔除掉占据中国图书市场份额最大的教材教辅书籍，每年会上市20-30万种新书。但这20-30万种新书，并没有同样的电子书提供给读者。2014年，只有8000多种新书被同步成电子书提供给读者。2015年，这个数据稍微增加了一些，1万种。

某种程度上，出版业对屏阅读并没有特别持拥抱的态度。“屏阅读是年轻人喜欢的形式，但明显现在的出版市场没让大家知道其实还有这么多好东西。”

“我要离印刷机更远，离写作者更近，帮助那些写作者。”黄一琨认为这是出版业的价值所在。

据保守估计，亚马逊排行榜的畅销书有30%来自在线写作。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作者人群大大拓展，传统出版业对作者的接触面和服务能力“滞后”，必然会出现中间的对接服务，为独立作者搭建服务平台。传统的出版业非常欢迎这些独立作者，会去主动发掘和发现这些作者散播在电子书平台上自娱自乐的作品，帮助他们走得更远。

“这是出版业的大趋势和大潮流。”黄一琨判断。当然，写作者和内容的价值发现能力仍被传统出版业持有。

他决定创业。“我不需要教育别人，不需要跟别人辩论，要做的是让别人看到可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

“行距”就是一头连接作者、一头连接书探、出版社和投资人的孵化平台。目前已有3300个文学作品，预计半年后作品数将达到8000个，已有三本作品和出版社签约，正在签约的作品有10多个。

今年2月，黄一琨出任“行距”首席内容官，年底离任。他没有解释离开的原因，只是表示，从“行距”开始的出版探索才刚刚开始。

之所以要吸纳更多的出版社编辑入驻“行距”，黄一琨认为好的写作有基本的共识。“这些种子作者越早得到指导，就能越早能清晰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达的形式有共同的地方，他们被需要被帮助，需要被出版编辑们看到。”

“好的故事是一切出版、动漫和电影的基础。”黄一琨说。

美国图书市场上有22%是文学书籍，中国图书市场上文学书籍的比重是12%。在这12%中，本土文学和外版文学相比，外版占大头。

黄一琨看到了本土故事能力的价值洼地和挖掘潜力。

“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城市小说，目前流行的只是一些都市暧昧和造梦小说，这跟我们普通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黄一琨说，老一批作家都还停留在农村题材，而城市人的身份焦虑、对过去的记忆、对未来的盼望，到底是什么？

“一些作者已经在写作和反思。”黄一琨观察到，一直沉默着的80后、85后，面对世界问题，开始出现了有更多触感的作品，这些作品正慢慢显示出力量。

“这些作者都是新作者，其中一个是韩寒‘one·一个’文艺生活App上受关注的作者。”黄一琨说，这个80后男孩的作品比较成熟，但他出第一本书很艰难。传统的出版判断维度认为他没有名气、书火不了，黄一琨几乎是和出版社拍桌子瞪眼睛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目前这个男孩的第二本书也签约了。

“我不知道他能走多远。但由我们来帮他出书和他自己来做是不一样的。将来，‘行距’上会有更多的书探和经纪人来帮助作者们、鼓励他们，因为写作是一件很孤独的事，需要有人来帮助作者一起写作。”黄一琨说。

黄一琨认为，文化产品借助互联网可以为理想主义开辟商业化的空间，但如果立刻变现卖IP，走得有点太急。“内容有它自己的产生规律，总不能太过着急吧。”

▌企鹅兰登CEO杜乐盟：我最核心的信念是讲故事

“讲故事、读故事、听故事是人类永恒的需求。这是我们的商业模式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

2015年英国和美国的图书市场上，纸书来了个逆袭。实际上，在美国图书市场，这场逆袭2014年就开始了。

根据统计数据，2015年英国纸质书的销售额增长了6%，美国纸质书销售额连续两年增长6%。

这个逆袭还在持续。

企鹅兰登2016年9月发布上半年业绩称，其全球收入同比下降10.7%为15亿欧元，部分是由于英美电子书销售疲软，部分是由于新的零售协议，尽管纸质书业务平稳、有声书收益上升。

据尼尔森图书扫描分析师判断，上半年企鹅兰登英国的纸质书销售为1.443亿英镑，同比增长6.7%，低于整体纸质书市场9.3%的增长。企鹅兰登英国上半年电子书销量不超过590万份，同比下降16.7%。

企鹅兰登CEO杜乐盟（Markus Dohle）在给员工的信件中表示：“数字业务整体销售收入正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纸质书销售进度和稳定性令人满意，我们从来不会对纸质书的未来悲观失望。（我们）在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对线下供应链、运营和配送中心的关注取得了成效，现在消费者对纸质书的需求依然强劲。”

企鹅兰登成立于2013年7月，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由英国培生集团旗下企鹅出版集团与德国贝塔斯曼集团旗下兰登书屋合并而成，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图书出版集团，占有全球出版业务近25%的市场。企鹅兰登在2016年上半年维持了12%的利润率。

上世纪90年代初，兰登书屋就预见了数字出版将对出版业带来的变革，并尝试数字转型。兰登书屋将数字版权拟在和作者的出版合同中，并对纸质书内容进行数字格式转换，建立内容数据库。贝塔斯曼集团则开发了一款不那么成功的电子阅读器。

2007年，kindle的出现像一个引爆电子书市场的火苗。随着各种移动终端的兴起，电子书籍的销售在快速上升。纸质书则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杜乐盟在2016全球出版五十强峰会上表示，这个压力从2013年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大了。虽然2010年时的普遍预测是电子书的销售增长要超过纸质书。

《华盛顿邮报》在2014年3月至5月连续发表了三篇出版业业绩回升的分析报告。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图书馆学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调查分析了2013年以后美国出版业回升的原因，首先是美国图书馆经费又重新用于购买纸质书。

过去十多年间，美国的图书馆经费相对平稳。图书馆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将绝大多数经费用于阅览室改造、数字化设备采购，大幅减少了原用于购买纸质书的经费。历时十多年，2013年美国大部分图书馆完成了数字化改造，经费又重新用于购买纸质图书。

其次，读者依然倾向纸质图书阅读。舆观YouGov在一项对当下各年龄段阅读倾向的调查中显示：2000年后出生的人中，34%的被调查者认为数字化阅读不可能取代纸质阅读,只有7%的人认为数字化可以取代纸质阅读。68%的被调查者认为，互联网虽能把信息进行整合，但能够使人静下心来阅读的依然是纸质图书。

这是目前各界对传统出版业比较乐观的重要依据之一。

2015年美国家庭与儿童阅读报告显示,倾向纸质图书的比例从2012年的43%上升到2014年的55%，提高了12个百分点。

“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1450年）以来，出版业的商业模型就没有发生太大改变。我们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商业模式。”杜乐盟说，出版业是创意行业，重点关注的是创意，出版人要做的是支持创意、管理创意，帮助作者创建最佳作品，获得读者。

企鹅兰登的全球图书业务中，80%是纸质书，20%是电子书。

杜乐盟说：“从现在开始100年之后，印刷品和纸质书都是重要的。印刷品永远都很重要。”他并不是说数字出版不重要，而是“二者都非常重要，希望二者都能有增长。”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应该逃离纸书。”杜乐盟称，也不应该把出版业分为老的和新的、纸质书和电子书。

“我们必须聆听纸质书生产和编辑的想法。”杜乐盟说，纸质书不代表过去，数字也未必代表未来。

“以前，我们更关注阅读的形式，现在是数字和纸质书两者都投入。”杜乐盟庆幸，没有在前几年像其他一些纸书生厂商那样，因为看衰纸质书的未来就推翻仓库、拆掉生产印刷等实体基础设施。相反，企鹅兰登不断在纸质书上投入。随着其在美国的供应链效率不断上升，企鹅兰登的卖书效率和盈利在不断提高。

杜乐盟说：“我最核心的信念是：讲故事。讲故事、读故事、听故事是人类永恒的需求。这是我们的商业模式得以发展持续的基础。”

为了确保获得好故事，每年企鹅兰登斥资7.5亿美元投资到种子书或者是种子作者身上。这笔钱是对知识产权的投入，也是对未来发展优势的投入。

企鹅兰登有250多个独立的出版品牌，每年出版15万种新书，每年投资近5000万美元用于新书出版。

“每一本新书、每一个新的作者都像种子一样，我们希望这些作品能够永恒、能成为全新的经典。”杜乐盟说，“当中会有几个会成为脱颖而出成为超级畅销常销书的作者，他们就是我们图书出版业的硅谷之星。”

在内容行业，杜乐盟非常自信：“过去50年，唱片公司有破产过，报纸、杂志都经历过广告下滑的波折，也都会谈到破产这种话题。如果你想在内容行业，那你还是来我们图书出版业吧。”

在杜乐盟看来，这个行业不仅吸纳毛头小伙，也有花甲长者，而且是越老越吃香。“出版业的美在于经验越多越好。”

杜乐盟和一个纽约出版商合作了150多种书籍，这位出版商已经83岁了。“我不觉得他想退休，至少我知道最近几年他都不会退休。这是特别棒的一个行业，因为你变得越老，经验越丰富，这其实更好。”杜乐盟说。

在美国，40%的阅读贡献了行业85%的收入。“我们作为出版商，有经验知道哪些是重头读者。你要是能够影响他，这意味着什么？”杜乐盟说，精准的定位是企鹅兰登的竞争优势。

不过，阅读也面临着娱乐化、碎片化等生活方式的威胁。

“竞争越来越白热化，出版界的朋友也跟我谈，他们希望更多在电视和游戏方面进行投资，因为他们觉得，书籍本身可能不足以支撑他们的业务发展。又比如说一些短信息、一些碎片化的内容在占据着人们的时间。我们必须要应对这样的挑战。”杜乐盟说，“我们必须要进行业务转型。”

杜乐盟的方案是，与这些威胁阅读的生活方式去争夺读者，找到方式开发读者，尽早让人们养成阅读的习惯。所以，企鹅兰登格外注重儿童读物。其旗下250个独立出版品牌中，有很多都涉及到少儿出版。

杜乐盟说，过去5～10年中，企鹅兰登的儿童书籍销售增长最快。企鹅兰登不仅在读者小的时候通过家庭环境使之获得阅读体验、养成阅读习惯，也会一路跟踪，通过学术渠道，在孩童入学乃至升入大学都能阅读到具有相关内容具的书籍，然后这些孩子可以终生成为企鹅兰登的读者。

“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开发出终身的读者。”杜乐盟说。

目前，企鹅兰登的儿童出版在全球的市场规模为7.5亿美元。杜乐盟希望未来几年这个数字可以增至10亿美元。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裁童健：屏和纸不是取代和对立的关系

传统出版产业规模还是在持续扩大。不含数字出版，2015年中国出版、印刷包括发行服务营业收入达到了1.73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52.4%。

“博库是有不少好书，就是物流太慢。得个三四天才能收到，对吧？”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裁童健在2016年8月底的2016全球出版五十强峰会上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童健的简历上写着他出生于1961年；曾是军人，出任过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等职务；从事过宣传文化、宏观经济、农业农村等领域工作，又兼任浙江省秘书学会、省文化产业促进会副会长。

转折发生在2008年，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的童健调任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

成立于2000年12月的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为浙江省政府直属的国有独资出版企业集团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现有11家出版单位，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浙江印刷集团、浙江省出版印刷物资集团3家全资子集团以及浙江出版集团投资公司、浙江出版集团置业发展公司。旗下全资和控股法人单位共计120余家，从业人员有8800余人。

从行政官员做图书出版，童健声音不大，但说话一针见血，做事雷厉风行，被同事们称为“黑面老总”。

“近年来中国出版业出现了两个现象，我觉得值得关注。”童健说，第一个现象，互联网对传统出版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公开的数据，2015年中国数字出版业收入达到了4400多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3.19倍，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20.3%。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从2010年的32%提高到2015年的64%，提高了近一倍。

“第二个现象，传统出版产业规模还是在持续扩大。”童健说，不含数字出版，2015年中国出版、印刷包括发行服务营业收入达到了1.73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52.4%。其中，图书出版的营业收入超过了800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52.9%。

“业内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是，在互联网时代，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兴出版将主导出版业，传统出版发展的规模和空间将不断缩小，必须做出新的抉择。”童健说，“这样又带来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互联网究竟是传统出版的终结者还是助推器？”

童健不认为屏和纸是必然替代的对立关系。“传统出版主要是指图书出版。互联网给传统出版带来的机遇远大于挑战，这个问题尽管大家都明白，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强调。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觉得没有达到统一。”

他认为，互联网给传统出版带来的挑战和冲击有三个突出表现，带来了多样的阅读形式，改变传统阅读方式并且影响纸质图书的消费。

“互联网的兴起使内容发布有了更广阔的渠道，传统出版原有的内容优势或者核心作用不断在削弱。”童健说，互联网的兴起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渠道商、运营商、技术商等都得以进入出版领域，并对新兴出版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在日益增强，打破了传统出版固有的利益格局。

“与这些挑战相比，我觉得互联网给传统出版带来的更多是发展机遇。”童健提到，选题策划的主观性或者是市场判断的盲目性是出版社长期存在的一大问题。

“互联网尤其是大数据的应用，使出版社能够获得大量的市场信息，准确了解读者需求，提高选题开发的针对性。互联网为出版者提供了更多的营销和发行手段。”童健称，一直以来，中国图书出版、发行主要依靠新华书店和民营渠道，营销和发行手段都比较单一，“卖书难、买书难”的问题同时存在。

“所以我认为互联网的出现丰富了营销手段，降低了营销成本，拓展了发行空间，为图书实现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搭建了平台。”童健对互联网持拥抱态度。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的发展也印证了互联网给传统出版带来的积极影响。

单从出版环节看，2015年中国图书出版有47.6万种，比2010年提高了45%。5年中，图书重印率从42%提高到了45%，不含课本或者图片的书籍总印数占图书总印数的比重从52%提高到61%，当年累计印数超过百万册的书籍从32种增加到68种。

特别是在2015年，重印图书品种和印数均实现了11.8%的增长，大幅超过了新书增长，书籍的单品种印数增加超过5%。

从零售市场看，2015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达到了624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近70%，年均增长11.5%。零售市场、实体书店和在线销售规模比例为45：55。“应该说，形成了线上线下各具特色、相得益彰的市场格局。”童健说。

其中，在线图书销售大幅度增长，2010年到2015年，中国在线图书零售规模从50元增加到280亿元，保持了年均40%多的高速增长。线上购书以其品种丰富、查找快捷、价格便宜等优势，已经成为了大部分年轻人购书的首选。

同时，中国的实体书店销售保持稳定，销售额在2011年实现了5.95%的增长以后，2012年、2013年出现了负增长。随后2014年、2015年出现3.26%、0.3%的增长。“从浙江的情况看，近几年书店的图书零售仍然保持一定增长。”童健说。

从数据分析来看，互联网的发展虽然一度造成了实体书店销售的下滑，但同时开辟了更大的市场，在线图书市场从整体上做大了图书市场的蛋糕。童健说，“所以我想说，传统出版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实际看，互联网也倒逼出版结构调整、实体书店的创新发展，推动传统出版增长方式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

对于浙江联合出版集团来说，其旗下的博库网，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官网、商城、直营店联合运营，分销、批发以及电子书等六大平台和经营格局。2015年，博库网的销售规模居国内专业图书销售网站第四位。

童健称，今年博库网的销售额大致有11亿，不过还是处于亏损状态。到明年销售有望达到15亿元，可以盈亏平衡。未来五年，博库网预计销售额可达50亿元，其中80%产品是图书，20%是文化产品。

在中国出版的大环境下，出版集团被规定该出什么书、不该出什么书，每家必须有码洋库存。童健说，2016年浙江联合出版今年有14亿元的码洋库存。“这其中有1/3是死掉的，1/3是备货，1/3状态不好说，库存资本为7-8亿元。”

“现在，最赚钱的是教辅，最该出的是文史。”童健认为，浙江出版有历史文化优势。浙江历来有重教传统，2015年浙江新华书店的销售额同比上年增加了6%。

“我们还有市场资源优势。浙江是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市场活跃，消费水平高，尤其是互联网经济很发达，居民网络消费能力居全国前列。”2015年，浙江省网络零售额占中国网络零售总额的1/5，居中国第二位。浙江在天猫、当当、京东线上购书也分别居全国的第三、第六和第七位。

作为传统出版，童健认为浙江联合出版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特别是浙江省新华书店，在技术应用、连锁经营、中盘服务等方面已居全国领先地位。童健认为，新华书店最该做出版，因为它们最清楚读者要什么。

未来几年，浙江联合出版的重心就是传统和新兴出版的融合。“我们需要向国外同仁学习，要学他们的出版技术理念和营销。”

末了，童健再次强调：“屏阅读能代替纸阅读吗？这是个伪命题，不可能替代。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

▽点击“阅读原文” 下载界面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