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必虎：构建全域旅游的技术体系与治理体系

1、旅游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角色

21世纪上半叶，也就是2000-2030年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及转型。工业化基本完成，出现物质产品的过剩；城市化基本完成，65%以上人口迁移进入不可逆的城市，70%以上城市人口迁移进入沿海地区居住；信息技术、在线支付、人工智能支持下的大量就业人口失业压力倍增；生产性发展动力逐步让位于消费性拉动效应，而个性化、情感性消费需求大大超过物质性的消费需求。这一切，必然将旅游发展推到国家发展战略的第一线、最前沿。对于政府来讲，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稳定；对于国民来讲，参与旅游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对于企业来讲，投资经营旅游就是接入经济发展主流。

2.、全域旅游与西方主流学术理论的对接

在中国大陆风生水起大搞全域旅游的同时，学术界也有一些疑惑：全域旅游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在国际学术界，全域旅游是否具有国际学术交流价值？以英语世界为主的国际学术界，并无全域旅游这一概念。 与全域旅游基本涵义及相应实践对应的应该是基于目的地概念发展而成的一系列术语，可以构筑出来一套目的地建设、目的地管理、目的地营销的理论体系。借鉴西方目的地建设理论，构筑中国特色的全域旅游理论体系，是摆在我们国内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旅游发展和政策，无不基于旅游资源产权、旅游需求市场和供给侧服务这些基本要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的资源国有（包括一部分集体所有）、人口基数巨大且假日制度集中、供给侧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混合兼容等特点。这一特点，为独特理论体系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

3、 全域旅游能否成为一个专业研究领域

目前来看，全域旅游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至少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因为上述产权制度、假日制度、市场主体等的不同，西方理论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中国力量又在国际舞台上逐步显示硬实力和软实力。全域旅游专业领域的形成与进步，也许是中国软实力在国际上的一个潜在成长空间。

1、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

发展全域旅游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升全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所有发展的终极目标都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指数升高和幸福感的增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是发展质量不够好，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过高。短缺经济已经转入过剩经济，去产能压力巨大。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含耕地供给）过剩或竞争力不足。国民食物结构改变，消费结构改变，对相应社会基础设施不能响应，造成一系列制度成本高企。既得利益集团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巨大障碍。

2、 城市化的格局与结局

4 0年的高速城镇化，导致乡村转型进入城市。大量进入城市的新市民（农民工）缺乏社会资本支持、社会保障不足。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城市人口迁移进入东部沿海城市。广东、江浙、京津成为人口净流入城市。预计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70%会有东移趋势。但是土地管理法仍然要求各省80%耕地纳入永久性基本农田。难以适应城市化人口东移对建设用地（主要是居住用地）的现实需求。

3、 社换交换理论

城市居民（2030年时将达总人口70%左右）与乡村人口在土地（主要是宅基地）之间存在社会交换需求。东部地区（2030年预计将会承载70%左右城市化人口）与中西部地区存在基本农田的区域分工。沿海地区应该放宽独立住宅的供地控制。

1、全域旅游研究理论框架的构建

上述一系列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转型，以及中国社会制度的独特设计，是中国全域旅游理论研究的基本规定性背景。技术体系中首先是理论体系。以旅游目的地理论，也就是目的地规划理论、目的地管理理论、目的地营销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的产权制度、消费者特征、市场主体特征，设计构建全域旅游理论框架。

2、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出行服务

移动支付、自动驾驶、在线旅游集散中心（ODS）、旅游大数据、不可替代的线下社交场景供给，一系列技术革命将会赋予全域旅游新的适应性、响应性、创新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