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望智库孙海鹰：建立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对于我国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创新驱动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明确要求加强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所必须的，而建设创新联合体是关键。

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科技人才和科研设备绝大多数在高校院所。科学研究的大量成果多是在高校院所产生，国际间的原创高技术多是从高校产生并由多种方式转移出去。单独的高校或企业的科研机构整体上都难在产业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我们要增强原创能力，增强国家竞争力，必须走产学研深度融合、合作创新的道路。

“科技成果转化”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实际是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产业化，是创新过程的一个环节。这里的“成果”80%是不成熟的，是不能直接应用的，必须在企业或在与企业的合作中才能实现；现代产业不是一个成果的简单开发应用，是多学科、多种技术的综合运用，技术转移和创新是非线性网络互动过程；在商业应用和产业中不断有科学、技术和工程，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反馈转换；技术商业化、产业化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需要在产品开发中以企业为主导不断解决核心关键技术；成果持有者应与企业一起合作创新。技术转让历年很少，多是商品类的技术秘密。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就是面向市场需求，面向工程技术开发与原理科学研究结合，面向形成产业创新体系，目标是出产品和服务。高校院所要站在最新技术的前沿—创造新技术、新产业。

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模式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结果，这种模式强调从市场需求出发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业。一是需求导向的研发。在发达国家，科技研发往往是由市场需求驱动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创造新知识、新技术，企业运用新技术产生新产品。这种需求导向的研发模式有助于确保研发活动的成果能够更好地引导和满足市场的需求，提高研发的效率和效果。二是发达国家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模式建立在一个成熟的创新商业生态系统之上。这个系统包括了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方面。这些要素相互作用，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三是在发达国家，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机制相对完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专利许可、技术咨询服务、创业孵化等方式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同时，政府也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鼓励和支持技术转移和转化活动。在这种发展模式中，企业扮演着主导角色。它们直接面对市场，了解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的需求和行业的发展趋势。因此，企业在研发投入和创新决策上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杨川，孙海鹰，2023）

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必将对产学研以及政府、金融的紧密合作“抱团”融合，提出更急迫、更高的要求。

但是，由于我们的体制机制，由于各方面追求的目标不同，利益矛盾，产学研结合比较难。

产学研难以结合的主要原因是几方缺乏紧密合作的动力和机制，缺乏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技术转移创新服务体系，也缺乏政府的组织和协调。

近十年来在输出和吸纳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中，绝大多数是企业，作为输出方的高校技术输出占比在5%以下且连年下降到3%以下。高校和院所输出技术占比不到10%；在技术开发合同中，也是委托多，合作少。产学研之间仍多处于分离状况。

近十多年全国技术合同交易额中，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占比仅10%左右。基本是技术秘密，农业品种和软件著作权。 

目前产学研结合的模式（按由多到少）基本上是委托研发型、技术服务型、技术转让型、条件借用型、合作研发型、新办公司等。

产学研紧密合作创新的方式主要有政府支持、双方投入建立的高校企业联合体（联合实验室或工程研究中心，部分新型研发机构）；政府牵头组织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平台；高校以技术资本注入企业共同开发的研发服务业；有个人技术专利的教师以技术入股或受聘企业兼职工作；以项目和工程为纽带的科研和工程合作等。

诚然，技术转移有多种途径，人才交流是重要方式，但是在产学研之间，促进紧密合作是关键。

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建立产学研联合体，包括政府支持、共同建立合作实体，如研发中心、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真正做到产学研紧密结合，是解决科技与经济的“两张皮”的有效途径。

历史上，发达国家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都面临“转方式、调结构”的发展难题。其解决这一发展难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把大学的实验室转化成为面向市场、产学研合作的研发服务联合体。

当时麦肯锡咨询公司分析英国经济时认为“英国学术界很少将与工商界的合作创新看作是创造财富和价值的重要途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采用学术界与工商界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市场开发的交互式的开发模式。

澳大利亚建立了50个由研究所、大学和企业合作的研究中心。美国把建立合作研究中心作为最常采用的技术转移战略。日本的产学研合作开发，称之为“同步工程”，更是非常普遍。

2012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在重点技术领域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决定拨款10亿美金，10年建设45个创新研究中心，每个州建一个。中心大范围组织产学研用各方联合共建。2016年12月，美国商务部支持的首家创新中心——国家生物制药创新中心（NIIMBL）成立。中心建设资金投入包括联邦资金8000万美元，非联邦资金超1.29亿美元，牵头机构为美国生物协会，成立时成员超150家。2016年12月，位于纽约的过程强化部署快速推进创新中心（RAPID）成立，研究领域为化工过程强化。中心的建设资金投入包括联邦资金7000万美元，来自超过130个合作伙伴的非联邦资金7000万美元，牵头机构是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2017年1月，位于纽约州罗彻斯特的节能减排创新中心（REMADE）成立，研究领域聚焦材料的重用、回收和再制造技术。中心的建设资金投入包括联邦资金7000万美元，来自超过100个合作伙伴的非联邦资金7000万美元，牵头机构为可持续制造创新联盟。产学研合作共建的美国制造业创新中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增强创新能力上已取得实效。

创新联合体包括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和大中小型企业建立的创新联合体。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面向市场需求，着力产品开发，在产学研融合建立创新联合体中起主导作用。

创新联合体是相关利益兼顾和共享、协同共生的机制。产学研融合的创新联合体主要形式有：国家、区域、地方产学研共建的创新中心，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实验室由产学研共同参与，产学研共同参与的共性技术平台，产学研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产学研共同出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金融资本、实物资本、社会资本结合）成立的新企业、新研发机构，重大项目的产学研共同开发（不是委托开发）等。

创新联合体应该成为创新生态系统，即成为各个主体、相关要素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利益相关的有机整体和系统，形成功能性的链接和价值性的键接。

“创新生态”这个词常见诸于许多文章和新闻报道中，然而，究竟什么是生态？却很少有人从机制和模式上深入研究。那种想象的要素堆砌，比如各种各样的会议、论坛如放烟花，热闹之后，重归于寂。要素是汇聚了，但却像火车站一样，流量很高，相互作用很少，也就是要素之间产生不了化学反应。形式上的汇集，表面上的连接，没有形成功能性的链接和价值性的键接。所谓功能性链接，就是两种不同功能体系的互补性深度协作的关系，比如跨领域的学科交叉、协同研发等。所谓价值化键接，就是要素间相互作用，产生利益共同体的价值关联。比如股权关系，供应链关系等。全球供应链就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创新生态。以半导体供应链为例，这个创新生态包含了数万家企业，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无法脱离这个生态而独自生存与独立发展。这种生态系统形成了彼此依赖、互补共生、协作繁荣的利益格局，谁也无法卡谁的脖子。（杨川，孙海鹰，2023）

还有大中小型企业的创新联合体。

大批专注细分市场、缝隙市场、节点市场并具有颠覆式技术，深入技术科学和创新的小企业成为优秀大企业的供应商、服务商，领军企业建立协同合作的创新联合体。这就是中国产业企业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发达国家的创造创新基本来自于创新联合体。   

创新驱动发展呼唤领军企业、链主企业牵头，通过资本通道，在全球高度、全球布局、全球选拔，以交叉参股、控股、合资、合作、基金等形式，进行产供融合、产运融合、产融链接、资源整合，建立产业关联的金融、商贸、物流、生产、服务等企业的协同方阵，形成“航空母舰”， 增强产业集成度，在全球价值链核心战略环节提升原创能力，提升竞争力。

暂时还不能建立在利益相关、协同共生的创新联合体，可以探索建立比松散“产业联盟”紧密合作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理事会”。

根据国内外的经验，“产学研创新联合体理事会”模式的要点初步归纳为：

性质：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和成果运用的非营利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服务机构，是独立社团法人，独立核算、接受审计。

任务：面向设想、方案的概念验证和样机制造的产品开发与优化；使技术成熟度进入7-9级；企业提出问题，开展技术、工艺、性能及过程开发与优化；进行新技术推广；努力在产品核心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从而提高联合体本身及相关企业的竞争力。

以高校或企业应用技术类的实验室为基地；可以成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

体制机制：自愿联合，政府和高校支持，合作企业作为会员，缴纳会费参加。组建和业务由地方有关部门负责。

内部管理体制由会员大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组成，公正、公平协调处理产学研各方利益。

政府按联合体会费收入多少予以运行补贴；优秀合作项目优先得到各类计划支持；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

产学研联合体的体制机制在运行中将不断完善。

虽然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建立创新联合体的任务，但实际操作中，由于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缺乏信任与沟通，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创新能力和资源方面的差异，没有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和应对机制，缺乏长期战略规划与承诺等原因，加上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创新联合体建设遇到一系列挑战和困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完善政策、加强合作、优化环境等措施，来推动产学研创新联合体的建立和发展。

产学研难以结合的原因是高校和企业缺乏产学研合作的动力。

为了处理好高校科学与技术、基础理论与应用开发的关系，建议采用钱学森提出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分类。自然科学家可以由政府专项经费固定支持，科学家自选课题、自组队伍、自由探索；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必须面向国家、市场需求开展研究开发，技术科学重在解决机理、原理问题研究，这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有区别的；工程技术实际上就是技术的转化应用，工程技术重在综合运用生产技术和实用技术。不同学科和教师的方向、目标不同，评价也自然应当不同。

在对高校的评价体系中，加大对科学技术面向市场需求、国家需求确定研发方向，对新技术的科学原理攻关为重要权重，引导高校技术科学、工程技术的学科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创造新技术产业，把重点转向与企业的合作开发、服务上来。在企业的减税政策中，把通过创新提升企业增效、提质、减排与减税挂钩，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

当然，深化企业的改革也必不可少。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产业技术变化莫测的今天，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经济社会，企业也走向智慧企业。企业只有在和知识源头的高校院所的开放合作中，不断吸取营养，才能增强创新能力。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明确要求“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

紧密合作创新就需要政府加强技术转移创新服务体系的建设。

多年来产学研结合不紧密主要是缺乏通道、平台和纽带，缺乏对两方利益协调的撮合组织，缺乏针对知识转换和技术转移的服务产业和服务体系。通过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市场服务平台和建设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技术转移创新服务体系，必将促进研发、应用与市场主体、服务主体的紧密合作，促进产学研紧密合作创新。

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大力支持高校建立独立的技术转移组织和基金，支持专业化、国际化的技术转移机构，支持社会化的中介、咨询、专利、法律、会计、审计服务组织和机构，支持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逐步形成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技术转移创新服务体系。

“概念验证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是要为那些不能通过任何常规渠道得到资助的早期研究提供种子资金。它要弥补单纯的大学研究与天使投资、风险资本资助的新创企业之间的空白。它与孵化器有两个不同方面：第一，在孵化器进行的研发通常与大学隔离开来，而它则允许其资助的教师和学生在大学实验室研发；第二，孵化器通常给已有一个产品的新创企业提供种子资金或分享工作环境，而它则探测源自研究的产品的商业价值。就是先有智力投资，后有种子资金。

概念验证实现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是：首先是发现新原理，形成新概念（原创）；对新概念提出商用的多种可能性；从实验室技术到实用产品或服务的验证；从概念产品到市场商品方案的验证；从产品到产业方案的不断验证；提出全程验证说明书，为企业发展和投资商提供可靠依据。

技术经理人是具有技术转移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撮合、协调、促进、嫁接、验证等服务功能，并以产学研融合、产金融合、大中小型企业融通和军民融合发展为主营业务，在技术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实现技术商业化、产业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技术经理人是系统创新链和创新联合体的建设者和促进者，本质是在市场实现对创新和产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发挥技术经理人的纽带作用、撮合作用、协调作用、融合作用、验证作用，目的是促进供需方、投资方的紧密合作，促进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设，促进大中小型企业融通发展，促进军民融合发展，促进技术、产业与资本、金融衔接，促进建立系统创新链，建立创新生态系统。

“产学研结合”已提出多年，但对国际上实施多年、行之有效的“高校实验室+企业会员+政府补贴”的模式，各方面都认可却迟迟难以落地，这固然有体制等问题，但主要是政府至今没有制定一个明确经费支持的产学研紧密合作实体的方案。

政府应下决心把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设好。

总体上是政府首先从政策上解决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动力问题，同时要建立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技术转移创新服务体系，促进产学研紧密合作创新。

政府建立产学研联合体专项资金，以吸收企业多少支持年度运行经费，以高校院所国家实验室为基地，组织建设以人力资本、技术资本、金融资本和公共财政结合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的联合体，组建的高校牵头的重大产业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必须有相关企业参加。

《中国制造2025》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应建在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基础的产学研融合的创新联合体。

政府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专项资金，以开办经费等支持手段，以公共服务平台方式，组织大中小企业和高校院所共同参加的共性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平台，借鉴美国半导体R&D战略技术联盟(Sematech)和正在建设的创新研究中心的经验，由各参加方投入人力、财力组织团队，集中时间、集中人力、集中财力，集中一个领域，解决战略和核心问题。平台或工程可以是3—5年内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作法，也可以是建立技术转移实体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