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英国工艺大师为中国君王定制的精美杰作，却被俄罗斯收入宫廷。背后，是一段关于艺术品的商业冒险故事。
撰文 张羿
编辑 韩琨
1.冬宫亭台阁楼大厅内的孔雀钟
坐落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内的亭台阁楼大厅（The Pavillion Hall）现在的形式由俄罗斯建筑师施塔肯施耐德（Andrei Ivanovich Stakenschneider，1802-1865年）设计于19世纪50年代，古代罗马、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欧洲传统建筑装饰风格与克里米亚的巴赫奇萨赖汗宫（Bakhchisaray Palace）的伊斯兰宫廷建筑元素在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白色的卡拉拉大理石柱支撑起厅内二层的走廊，淡色人造大理石墙面与天花配上鎏金的图案，各种珍贵的木材镶嵌的拼花与各色石头拼接的马赛克共同构成的大厅地板，配上法国制造的28个精美水晶与鎏金青铜打造的大吊灯，让人觉得浪漫优雅又富丽堂皇；在通向二层走廊的楼梯边与它对面的墙上，分别对称地仿照巴赫奇萨赖汗宫原作制造的四个大理石喷泉，名为“泪泉”，又会让深通古典文化之人感受到几分淡淡的伤感。
图1.花园阁楼大厅一角，从大厅的二层走廊上拍摄，大家可以从照片中欣赏到厅中水晶吊灯、地面上复制的古代罗马的马赛克、大壁龛与边上的泪泉。
20世纪30年代以后，冬宫博物馆将英国珠宝工艺大师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1723-1800年）设计并制造的孔雀钟陈列在大厅内，从此成为了亭台阁楼大厅最重要的展品，也为它增加了几分异域风情。
这座做工精湛、造型逼真且保存完好的孔雀大钟高度超过3米，是十八世纪中后期装饰艺术、科学技术与哲学思想的某种反映。与彼得大帝亲自购入的古希腊雕塑陶丽特维纳斯，达·芬奇的《利塔圣母》，伦勃朗的《浪子归来》等著名艺术品一样，是冬宫最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并拍照的镇馆之宝。
这座钟最早的原始造型为一对，是为中国的乾隆皇帝打造的，虽然考克斯将其运到了广州，但却没能成功售出。此后，这座大钟按照俄罗斯的波将金亲王（Prince Potiomkin）的要求，经过适应西方品味的改装，于1781年被卖到俄国。
它被分拆成300多箱零件运到圣彼得堡，钟上孔雀的制作者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朱利（Friedrich Jury）来到俄罗斯亲自组装大钟，并为凯瑟琳女皇与俄国宫廷作了演示。但朱利离开后，这一超级复杂的机械钟由于养护不善，俄国宫廷中来自英国的钟表师海南姆（Robert Hynam）与其他人都无力修复，到1792年它已经变成了几大筐零件，波将金不得不启用俄国著名机械师伊凡·库立宾（Ivan Kulibin，1735-1818年）。
库立宾经过数年时间，在彻底理解了孔雀钟的内部机械原理之后，才再次组装成功使其可以运转。1797年后，这座孔雀钟被放置在冬宫的小埃尔米塔日艺术廊内，见图2a。它也是目前唯一还能按照原来的造型设计与机械运行至今的十八世纪大型动偶机械钟表。考克斯原来制作的与此钟配对的另外一座孔雀钟，曾于1792年出现在伦敦的拍卖市场，现已失传。
图1a. 花园阁楼大厅内装在鎏金的木头与玻璃罩子内的孔雀大钟。
图1b. 佚名画家，波将金亲王肖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1c. Dmitry Levitsky，凯瑟琳大帝肖像，油画（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1d. Pyotr Vedenetsky，伊凡·库立宾肖像，1818年绘制（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2. 近观孔雀钟
图2a. Constantine Andreyevich Ukhtomsky，孔雀钟在冬宫，水彩画，1860年绘制，高37.4厘米，宽23.5厘米，现收藏于冬宫博物馆。
与其说它是钟表，不如说是玩具。相对于巨大的整体造型，小小的钟盘被做成一个蘑菇，镶嵌在钟的基座中部孔雀所站立的橡树主干的前方，落在蘑菇上的蜻蜓是此钟的秒针，而小时与分钟则是要通过蘑菇上开的小口内的数字才能读出来。罗马数字代表小时数，而阿拉伯数字则代表分钟数。与栩栩如生且与实物同样大小的孔雀、猫头鹰、公鸡与松鼠相比，钟盘绝对不是钟的聚焦点，甚至会使人觉得动物们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
此钟的机械部分被巧妙地放置在钟的基座底部，它由四部分部分组成，并分别控制着显示时间的钟盘，以及猫头鹰、孔雀和公鸡的运动。钟表的机械被一个杠杆系统联系起来，该系统一共有三条链子，每条链上有着传动弹簧、引信和链条。第一条链子是每隔八天上一次的发条，另一条用于每十五分钟响一次的铃铛，最后一条用于整点报时。整个机械装置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全部机械系统都藏在钟的内部，而整个系统的动力源全部处在钟的基座里，系统通过动物腿中穿过的装置使动物运动。
这个原本打算卖到中国的钟表，它在设计艺术形式上采取了十八世纪中前期欧洲流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即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或东方艺术风格。尽管钟上的所有动物以及孔雀栖身的橡树均以西方写实的形式表现，它从整体来看不太对称的布局，会让人想起中国传统的工笔花鸟画。在卖到俄罗斯之前，虽然考克斯按照波将金针对西方品味再次对这个钟的布局、外观作了调整，但无论如何，我们仍会看到东方艺术的影子。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人们对自然界了解的深入，十八世纪的人们时常讨论是否可以用机械模仿自然界这一可能性，而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则认为：钟表本身不仅是可以用来计算时间的仪器，同时也是反映宇宙的机械模型，所以制造于那个时代的一些巨大钟表在某些特定的时刻，通常都会联系某种特别的鸟，用来提醒人们这一特定时刻的到来。
考克斯的孔雀钟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反映：钟上的猫头鹰象征着夜晚、宁静与智慧;孔雀的开屏和闭屏象征了事物的诞生与消亡；公鸡的啼叫象征着光明、生命的开始以及复活。巨大的橡树象征着动物栖身的自然界；整座孔雀钟则是蕴含了宇宙、太阳与月亮。
每到整点，钟上的动物便自动开始表演：首先由猫头鹰开始，在它笼子上的花状小锤击打着铜铃，演奏出轻扬曼妙的音乐。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猫头鹰轻轻拍打它的右爪，同时还转动着它的头颅，调皮地眨着眼睛并环顾四周。大约九十秒之后，孔雀开始缓慢地开屏，展现出雀屏金色的正面。在羽毛完全展开之后，孔雀将定住一秒，然后平缓地转过身去，将银色的雀屏背面呈现给观众，当银色的雀屏背面正对观众时，它将再次定住一秒，之后再转身，金色的一面再次出现。最后是孔雀闭屏，回到它开始的状态。这时，公鸡开始摇头，藏在它身体内部的机械风琴同时发出鸡鸣。蘑菇钟盘上作为秒针的蜻蜓则不间断地为整个童话故事般的表演作伴舞。
所有的这些表演，不仅只是一场令人炫目的机械动物秀，它还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科学技术水平与装饰艺潮流术的反映。
图2b. 孔雀钟上的蘑菇造型钟盘，从蘑菇表面开口可以读到标示小时的罗马数字与标示分钟的阿拉伯数字，钟盘上的蜻蜓标示秒钟。
图2c. 整点时刻，宠物猫头鹰笼子上的各种小铜钟、小铜铃会首先奏响乐曲。
图2d. 整点时刻，孔雀开屏，对观者展开象征太阳的金色羽毛。
图2e. 伴随着公鸡的啼叫声，整点报时的所有的表演至此结束。
图2f. 观看孔雀钟运转的人们
图2g. 孩子们看到钟上孔雀开屏时，总会欣喜和兴奋。
如果真的要想了解与体会孔雀大钟的神奇与壮丽，只有亲身站在冬宫亭台阁楼大厅里，亲眼看着与实物一般大小且造型逼真的孔雀徐徐抖动其羽毛并张开金色的雀屏。从2013年开始，俄罗斯政府规定所有国立博物馆每周都要有一个晚上开馆到9点，白天因工作忙碌而没有时间参观的人们得以有机会去博物馆参观、学习或休闲。冬宫博物馆在每个周三晚上都会开馆到21时，而周三晚上19时，冬宫的钟表大师会为前来参观的人们演示孔雀钟。当孔雀开屏之时，最欢乐的莫过于孩子们，也许这种动偶玩具钟本来也最适合没有长大的孩子们赏玩，见图2f与图2g。
仔细观看冬宫内的宫殿装饰，如图1、图3、图3a，以及其他俄罗斯皇室在购入孔雀钟同时期购入的其他钟表，如见图3b、图3c 等，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孔雀钟从艺术风格与其它冬宫藏钟和装饰风格有着很大差异，甚至不太匹配。孔雀钟的中国风造型与18世纪70年代欧洲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已经显得不合潮流，那为什么波将金亲王会将它购入冬宫？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我们将在后面解释。
图3. 冬宫博物馆内的达·芬奇大厅
图3a. 冬宫博物馆内的白厅
图3b.冬宫博物馆的达·芬奇大厅内壁炉上的法国布尔式日夜壁炉座钟，钟壳由法国王家家俱师布尔（Andre-Charles Boulle）于1715年制作，机芯由王家钟表师勒包特（Lepaute）于1750年前后制作，高120cm，宽85.8cm，厚20cm。
图3c. 历史与天文缪斯青铜鎏金壁炉座钟，1766年完成，高90厘米，宽89厘米，厚27厘米，勒包特制作，现陈列于冬宫博物馆白色大厅。
2. 英国钟表制造的辉煌与考克斯在东方市场冒险的成败
2.1. 英国制钟业的辉煌
英国机械钟表制作的历史源远流长，伦敦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钟表制作记录为14世纪40年代。为保证钟表质量、规范钟表生产制造并系统地培养钟表人才，1632年伦敦建立了钟表师行会（Clockmakers’ Company），这无疑是英国钟表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为以后几百年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与制度保证。
同时，英国的大学与天文台等机构也一直对钟表制作理论与技术进行研究，例如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胡克（Robert Hooke）为钟表走时的精准性作出过重要的贡献。1657年荷兰人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年）发明了钟摆理论，荷兰钟表师所罗门·科斯特（Salomon Coster，约1620-1659年）制造出了第一座摆钟，极大提高了钟表的精准性，使其误差达到不超过每天10秒的精度。
由于地理上的近便与自身人才的储备，英国钟表师迅速掌握了摆钟制造技术，而且不断进行各方面的技术发明，形成极具特色的英国式钟表机芯，成就了机械钟表制造的一段辉煌历史。在英国钟表史上涌现出一系列伟大人物，如汤姆宾（Thomas Tompion，1639-1713年，见图4）与格拉汉姆（George Graham，1673-1751年，见图4a），他们去世后葬入西敏寺（图4b），与伟人牛顿及众多英国的英雄与君王一起，成为英国历史的骄傲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钟表师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1693-1776年，见图4c）发明的航海经度定位仪，更是在18世纪对人类科技与航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2002年他在BBC发起的公众海选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100位伟人中排名第39位，2006年3月24日，他的纪念牌位被安放在了伦敦西敏寺教堂（图4d）。
图4 .John Smith，汤姆宾肖像，铜版画，约1700年制作（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4a. John Faber Jr，格拉汉姆肖像，铜版画，1751年前制作，高35.5厘米，宽25厘米（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4b. 汤姆宾与格拉汉姆住所一直保存至今，我们在墙上可以看到纪念牌。
图4c. Thomas King，约翰·哈里森肖像，画布油画，1767年绘制，现陈列于伦敦科学博物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4d.伦敦西敏寺教堂内约翰·哈里森的纪念牌位（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5.多功能黒木贴皮配白银与青铜鎏金雕塑座钟，1689年完成，机芯为汤姆宾制造，高73.6厘米，宽34厘米，深25厘米，1982年被收入大英博物馆，现陈列于大英博物馆。
我们在此简单介绍一座汤姆斌制造的座钟，此钟动力储存为一年，钟盘的中心部分由鎏金黄铜制成，外部有一圈银质数字盘加外围装饰；钟针为蓝钢打造，钟盘上开出的小窗户显示星期内的日期等信息。内部机芯是一个典型的早期英国机芯，有保持动力平衡的塔轮，冠状擒纵器，短摆以及每一刻钟自动敲钟报时等装置。
它的建筑式豪华外壳极其引人瞩目，用黒木（ebony）贴面，底部为橡木；钟壳上装饰了大量表面经过镀银与鎏金的青铜寓意装饰雕塑，钟的顶端为正义女神，而她周围的各种植物花朵与动物分别象征着联合王国的各个邦国，如英格兰、苏格兰等国家以及英国王室的支持者们的家族，配合寓意雕塑的还有古希腊罗马艺术中的脸谱与装饰雕花。
如此华丽的英国钟，虽然完成于光荣革命之后的1689年，但笔者认为，其外观明显受稍早时期倾向于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统治时代意大利与法国等天主教国家装饰艺术风格的影响，18世纪开始后的英国钟表外壳则转向较为朴素的、具有新教中产阶级品味的木质长方形盒子式造型，如图6。
图6. 黑木贴皮外壳音乐钟，Thomas Gardner制作机芯，约1760年前后制造，高78厘米，伦敦庆龙先生收藏，图片来自庆龙先生。
图6a. 黑木贴皮外壳音乐钟的机芯，其精致做工展示出钟表师花费的心力，图片来自庆龙先生。
2.2. 18世纪英法在钟表制造的竞争与装饰艺术不同的品味
尽管英国钟有很多优点，但其机芯沉重且造价过于高昂（如图6a）。而18世纪中叶前的成功，使得英国钟表师忽略了成本问题。
当时，欧洲大陆与英国竞争最激烈的是法国，法国钟的机芯结构相对简单。随着各种材料尤其是合金钢技术的进步，18世纪中期，法国钟在走时的精准方面已完全可以与英国钟并驾齐驱，例如图3c所示的座钟，它实际上是一个精准校时器，其误差每周不超过10秒。
由于机芯造价相对低廉，法国钟表师可以与家具师、建筑设计师甚至鉴赏家、艺术赞助人一起，把更多精力投入于钟表外部造型的艺术。另外值得指出的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推动下，法国风格的宫廷装饰成为了全欧洲的时尚，也正是在此时法国人发明了雕塑钟这一装饰艺术形式（见图3b与图3c、图9a等等）。
与英国钟不同的是，法国雕塑钟的聚焦点有二：一是钟盘，二是雕塑作品的主题。法国雕塑钟的优点之一在于，它可以与房间内部装饰（甚至整个建筑的外观）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使室内壁炉上的座钟在装饰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见图3、图3a）。即便是立式钟与挂表，也可以与室内其他家具形成统一和谐的整体，如图7。
因此，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钟由于造价高昂且缺乏装饰艺术品味，在欧洲大陆宫廷与上层社会几乎完全失去了市场——当时的英国王室也因宫廷装饰的原因而购买法国钟（见图7）。
画中的落地座钟为法国1750年左右制作，钟壳作者为法国著名家家具师与雕塑家科里森特（Charles Cressent，1685年-1768年），而机芯作者为法国钟表师鲍尔绍德（Ferdinand Berthoud，1727-1807年），此钟至今仍放置在白金汉宫。科里森特制造的钟表外壳同样也受到了俄国上流社会的青睐，见图7a。
图7. Johan Zoffany，夏洛特王后与两位王子在白金汉宫中，画布油画，1765年绘制，高112.2厘米，宽128.3厘米，英国王室收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7a. 落地式木壳配鎏金青铜装饰雕塑精准校时器“女酒神”；约1720-1740年在巴黎制作；高218厘米，宽67厘米，厚30厘米；钟壳作者为查尔斯·科里森特；现陈列于冬宫博物馆。
2.3. 詹姆斯·考克斯的东方钟表贸易与冒险悲剧
因为英国钟表到18世纪下半期在欧洲大陆几乎没有销路，以考克斯为主的一些人将目光瞄向了东方。考克斯的销售目标是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与中国等君主制国家。
1758年，考克斯因经营不善而第一次破产，他很快调整了策略，通过融资等手段再次崛起，并很快于18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
根据考克斯1773年给国会的报告，他的工厂当时雇佣了800到1000人为其工作 。 考克斯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钟表师，虽然他的工作室向清宫出口了大量钟表。
从早年学徒经历来看，他受的训练应该是关于银线与玩具的制造。后来，考克斯将自己注册为金匠，从事珠宝相关行业，见图8。这也可以从一方面说明，为什么他出口到中国的钟表与传统英国造型的钟表是如此不同（见图8a与图8b）。典型的考克斯式钟表，其造型侧重的显然是堆砌起来的各类玩偶与装饰，读取时间的钟盘则未必是聚焦点。
当然，考克斯也曾经制造过一些更接近欧洲大陆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品味的钟表，见图8c，但这类钟的利润则小很多，而考克斯的设计本身也远远不如当时法国装饰艺术家的作品。
图8.考克斯的名片，上面注明他的职业是金匠，考克斯没有肖像流传下来，我们以这个名片在此纪念他（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8a. 考克斯，车形钟，1766年制作，高26厘米，宽16.2厘米，厚8.3厘米，现陈列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8b. 考克斯，橱柜形彩色水晶玻璃加半宝石配鎏金青铜装饰雕塑钟，1772年制作，高36.9厘米，宽17.5厘米，厚14.5厘米，现陈列于冬宫博物馆。
图8c. 考克斯，新古典主义鎏金青铜座钟，约1770年制作，高65厘米，宽33厘米，厚19.7厘米，现陈列于牛津大学Ashmolean博物馆，图片来自维基百科。（注：钟顶的斯图亚特族徽、王冠与狮子应为后加）
在现代发表的文章中，人们通常将考克斯称为钟表师，金匠与企业家，笔者认为，应该加上一个“冒险家”的头衔才更贴切。
虽然考克斯在18世纪60年代成功向中国出口了大量玩偶钟表，但他的实际客户只有一个，即乾隆皇帝的宫庭。
考克斯根据从广州回来的商船船长的描述来调整自己的作品以适应遥远的东方君主的品味；商船船长的信息则来源于基本只对出口茶叶有兴趣的广州商行商人，加上当时商船从伦敦到广州往返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清朝宫廷的需求与品味经过多重转述，很长时间之后才能传递到考克斯本人。但为了保证生产，考克斯需要通过不断的融资，支持新作品的设计和制造工作。不算畅通的信息为他的生意又增添了几分冒险色彩。
由于18世纪60年代初期的成功，加上利益与贪婪的驱使，考克斯的生产规模与产品的奢华程度都在增加。他的成功还为他招来了一些有力的竞争对手，如卡朋特（William Carpenter）、乌平含（James Upjohn）和陶科勒尔（Peter Torckler）等，他们的作品与考克斯很类似（见图9）。
图9. 陶科勒尔制造的带水法动偶钟，1770-1780年间，高60厘米，宽35厘米，厚26厘米，现陈列于冬宫博物馆。
到1765年，广州堆积了大量来自英国的玩偶钟。由于这些需要售出的作品的终极买家只有一个，广州商行不得不写信给当时在印度负责英国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希望英国减少甚至终止自鸣钟的出口。但官办的东印度公司当时觉得这是私人商家的事情，不便介入，因此在开始时很迟疑，没有将情况迅速告知考克斯他们。
另外一件对考克斯的出口生意造成重大打击的事情是英国在七年战争中获胜。它使得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迅速扩张，从伦敦开往远东地区的船队的最主要任务，从出口货物变成了给驻守印度的英军输送给养。考克斯的钟表出口虽然能平衡中英贸易中英国损失的部分白银，但远远不如英国对印度的占领来得重要。与此同时，因为从印度加尔各答港开到广州的商船此时变成为空船，船运公司的人们发现，在印度种植鸦片可以更容易获得他们渴望的白银，贩运到中国的鸦片贸易从此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考克斯出口到中国的钟表生意遇到了巨大困难，他不得不调整生意策略，通过在伦敦、都柏林等地建立博物馆展览自己的作品，希望以此吸引公众兴趣最终将其卖给英国或欧洲的买家。
18世纪70年代，考克斯曾努力试图博取凯瑟琳大帝的青睐，从而将作品卖到俄国，但却最终失败。凯瑟琳与当时俄罗斯宫廷的品味显然更倾向法国、意大利艺术风格与装饰格调（见图9a、图3b、图3c与图7a等），考克斯堆砌式的玩偶作品在俄罗斯上层社会遭到冷遇。
我们目前在冬宫里看到的孔雀钟，是考克斯卖到俄罗斯的极少数几件作品。在金斯顿公爵夫人的说服下，波将金亲王以1800英镑将其购入，这一价格可谓是相对非常便宜，此外，考克斯还不得不对原来的孔雀钟进行巨大改造，使其适合俄国宫廷的需求。
作为能臣与名将的波将金同时是一位深通古希腊语的学者，他之所以对这只孔雀有兴趣，是因为古典文献中记载，在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君士坦丁堡宫中御座大厅里，有一个由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古希腊著名机械师西罗（Hero of Alexanderia，约公元10-70年）制造的机械孔雀与其他鸟类动偶（见图10）。
将孔雀钟卖入凯瑟琳的宫廷，使考克斯后来可以在拍卖会上写上其作品被收入清朝皇室以及俄罗斯皇宫，但这并没能改变他的命运。1778年，考克斯再次破产。虽然后来他努力尝试东山再起，却没能成功，最终变得穷困潦倒，去世时已被人遗忘。而今，他的作品再次成为博物馆与一些私人藏家追逐热捧的对象。
图9a. 青铜鎏金配大理石座钟，狄安娜的胜利，凯瑟琳的宫廷钟表师英国人罗伯特·海南姆在圣彼得堡制造，高70厘米，宽75厘米，厚17厘米，现陈列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
图10. 佚名，传说中希罗制造的群鸟动偶水钟复原图。
后记
18世纪中后期凯瑟琳统治俄罗斯的时代，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帝国政府与人民从此不必再担忧吃不饱饭（注：在这片土地上再次出现饥荒甚至饿死人的现象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它纯粹是因为人的决策错误造成的）。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俄罗斯帝国开始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它像一个好奇而又天真的孩子，将眼睛朝向西方，努力汲取各种知识与技艺，这也是为什么孔雀钟这类不太符合俄罗斯时尚品味的作品可以进入凯瑟琳建立的博物馆的原因。
启蒙时代的欧洲人有着某种天真的想法，他们相信科学会给世界带来进步与光明，正如当时俄罗斯宫廷购入的一个法国墙上挂表所展示的那样——科学将征服世界，就连爱神丘比特也放下了他手中的弓箭而开始学习（图11），考克斯制造的孔雀钟，虽然不合当时欧洲主流艺术品味，但它对自然的精确观察与模仿（图12），又何尝不是启蒙时代这种科学精神的反映？
正是由于凯瑟琳时代俄罗斯在艺术、文化与科技等各方面的兼收并蓄，最终促成了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一个多世纪的文化繁荣。至今，大部分欧洲人和美国人仍将到俄罗斯旅游列为人生的重要一课，虽然他们未必认同俄国的诸多方面，但他们不得不对昔日俄国的文化成就深表叹服。
图11. 青铜鎏金挂表“科学使世界充满了爱”，1773年制造，高105厘米，宽66厘米，深26厘米，机芯作者为让·马丁（Jean Martin），现陈列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图12. 孔雀钟局部
文章中所有未注明出处的图片均由冬宫博物馆钟表部主任、俄罗斯总统奖得主Mikhail Guryev先生提供，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了Guryev先生的许多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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