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好这三个方面，更容易获得幸福的婚姻

问：周老师，您好，我可以提一个无聊的话题吗？我希望您谈谈现在婚姻和幸福的问题，离婚的话题。

周国平：你是要我从理论上谈还是要我“交代”？这个问题太大了，婚姻和幸福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婚姻在人的幸福中处的地位很重要，可能女人会感觉更重要一点。现在很多人在婚姻上确实有困惑，有曲折。我想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说是诱惑和变数比较多的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原因，我认为是婚姻本身的问题，婚姻本身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但大多数人又不能没有婚姻。婚姻它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婚姻是要把三个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一个是性，一个是爱情，一个就是婚姻。性遵循快乐的原则，从性作为一个生理需要来说，它就是追求快乐的，爱情遵循的是理想原则，它很理想主义，要完美，而婚姻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就必须面对许多实际问题，要有理智的态度。在婚姻内部其实装着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它们常常互相冲突，使婚姻发生问题。有些人也许处理得很好，婚姻就比较完美，更多人是虽然有欠缺，但是知道不能求全，也就不求全了，这样婚姻也比较稳固。

问：周教授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您谈到内在生活指标第一条是创造，而且说把一个内在的禀赋实现出来就是创造，我想问一下您，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哪一个阶段表现得比较明显或者自己能够感觉到，或者被社会认可？社会的承认和人的内在禀赋是什么关系？

周国平：其实一个人是最难认识自己的，你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禀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很难认识，所以古希腊人要把“认识你自己”当作神的箴言，放在它最重要的德尔菲神庙上。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你知道什么事情是你不喜欢做的，你一做就烦，什么事情是你喜欢做的，做起来很愉快，你就大致知道自己的禀赋在哪里了。你刚才提出时间的问题，我想这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比较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能力在哪里，大约是在我三十来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读书和写作是我最愉快的事情。可能我还有别的禀赋没有被我发现，可能就浪费掉了，这种可能性也有，但是我想到现在为止我做的是我很喜欢做的事，能够到这个地步也就很可以了。不过，禀赋的实现和社会的承认是两回事，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环境。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里，两者可以最大限度地趋于一致。情况应该是这样，你做合乎你的禀赋的事情当然能够做得最好，也就容易得到社会的承认。

问：您觉得中国现在的社会对哲学是不是有真正的需求？另外，中国未来会不会产生能够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新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思想家？

周国平：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哲学是非常需求的。实际上，在任何时代，哲学都不是热门，不是大众的事情，但也不是个别专家的事情，我想可能都是灵魂追求比较强烈的这一部分人的事情。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物质主义的环境，很多真正有灵魂追求的人就感到压抑，感到孤独，我想这些人是最需要哲学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我们以前有一种意识形态，现在这个东西也不能指导我们的生活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可能哲学能够提供一种方式。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句话说得好，大意是说哲学能够为寻求信仰而又没有找到的人提供了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哲学实际上就是寻求信仰的一个过程，你始终走在路上。如果你真正深入到哲学里面去，你总是在思考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尽管没有也不可能得出一个最后结论，但是，你总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中，这本身就给了你人生一种格调，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和不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在未来短时间里会不会出现创建自己体系的哲学家呢？我本人认为不会，我看不到这样的前景。因为我觉得，中国真正要出哲学大家的话，不是有没有一两个天才的问题，而且天才的产生也不是个人天赋的问题，这是一个土壤的问题，我们的这种土壤，我觉得产生不了这样的大师，不光是哲学大师，文学大师也产生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是一种实用性的文化，无论什么精神活动，如果它不能产生出物质的成果，我们就不承认它有价值，一切价值都要把它归结为、转化成物质价值，我们才承认它是价值，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所以，首先必须改变实用性，然后我们才可以谈出大师的问题。

问：尊敬的周老师，您讲的幸福的这些内容，客观上的一些因素，财富，事业的成功，家庭，等等，还有内在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在我的生活中都拥有了，做到了。但是，在生活中，我又有很多苦恼，还比较浮躁，也有一些迷茫，如果是这样一种状态的话，我怎么去重新面对生活？

周国平：我回答不了，因为我不知道你迷茫的是什么。不过我想，幸福绝对不是一种没有痛苦的状态，最大的不幸是麻木或空虚，既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我相信你是一位成功的女士，你仍然有苦恼和迷茫，这证明你有一颗活泼的心，我要祝贺你。我说不出更具体的，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问：周老师您说，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优秀，对此我不是很苟同。我觉得虽然西方哲学的体系非常完备，但是中国哲学也是源远流长，而且中国的哲学不仅以儒家学问为代表，就儒家来说，官方利用了儒学里面一些观念所形成的哲学也并不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对这个观点不知道周老师怎么看？第二，我觉得周老师很博学，引用了很多哲学家的观点，我就想问一下，周老师您在研究尼采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创造呢？第三个问题是，我觉得周老师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好像给人一种小富即安的感觉，不知道您怎么看？

周国平：第一个问题，我不否认中国哲学里有精华的部分，就儒家来说，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孔子，很大气，不像后来一些人那么迂腐或功利。我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两个缺点，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在今天还有严重影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解决。和西方比较，我们有没有这两个缺点，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如果你能反驳我，我愿意听。我们当然也应该发掘中国传统的优点，但是要这样做，必须先学西方，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查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从西学东渐开始，当时的国学大家们，像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王国维等，都是这样认为的，真正能够发展中国哲学的一定是懂西方哲学人。第二个问题，我不认为自己在哲学上有什么创造，包括在研究尼采的时候。第三个问题，如果“小富即安”指满足于小康生活，我承认我是这样。我不是企业家，如果我是企业家，我对财富就会有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