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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文
中国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国家，忠臣辈出，是其中之一。而且，越是黑暗的朝代，忠臣越多；皇帝越是贪婪暴虐，忠臣也越多。
多难兴邦，未必如是。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盛产忠臣，却是事实，正像现在，我们国家英雄模范、道德标兵层出不穷一样。
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大忠臣，叫比干。他是商纣王的叔叔，也是他的大臣，商纣王每天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比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是，除了进谏，没有更好的办法。
在殷商的西边，周朝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被孔子以及后世儒家学者奉为圣人的周文王，带领周朝人民，含辛茹苦，励精图治，并以彻底打垮商朝为目标。
对此，纣王身边的大臣，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个急得像火锅上的蚂蚁。但，纣王不急，他说：“我看老天爷能把我怎么样。”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大臣们呢？大臣们纷纷出来，想办法救国。
一个大臣叫微子启，几次劝纣王，都没有用。心灰意冷之下，想一死了之。太师劝他：“如果你的死，能挽救商朝，倒是值得；但如果国家照样灭亡，死，又有什么价值呢？依我看，不如找一个地方躲躲。”
微子启想通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人间蒸发了。
另一个贵族檱子，发现微子启失踪了，心里早明白怎么回事了，怕招来横祸，就装疯卖傻，和奴隶们混在一起，结果，还是被纣王关起来了。
此时，该忠臣出场了。
比干听到微子启逃跑、檱子被关，仰天长叹，说：“看到国君有错误而不劝谏，是不忠心的表现；怕被杀死就不敢说真话，是不勇敢的表现；只有看到国君有错就进谏，不采纳我的正确意见，就以身殉职，才是真正的忠臣。”
比干抱着必死的决心，在纣王面前唠唠叨叨，说个没完，这样的废话，整整说了三天。纣王强忍着，问“你说我该怎么办？”比干说：“你要爱护百姓，多做善事，不要大手大脚，挥霍无度。”纣王听了，暴跳如雷，说：“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想当忠臣，好，我成全你。”
他下令处死了比干，并残忍地挖出了比干的心脏。
后来的道德家，尤其是儒家学者，无不把比干作为忠臣的样板，大力推广。或者说，是否因为进谏而惹上杀身之祸，已经成为忠臣的判别标志。死，是真忠臣；没死，就是假忠臣。忠臣的标准，太高了。
我不想当忠臣，也不觉得当忠臣多光荣，尤其是，我认为，有些伪善的儒家并没有真正领会“忠”的内涵。
“忠”，“中”、“心”也，不偏不倚，既不要光吃皇粮不干活儿，也不能因为拿了薪水，就要求大臣牺牲，甚至献出生命。这应该是“忠”的本意，也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君、臣，是国家组织中的一对基本关系。
君王是一方，大臣在另一方，君王是“为人民服务”的，大臣是为君王工作的，如何做一个好大臣呢？古人以为，以“忠”为本。
什么是“忠”，人们颇有分歧。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国王对我，彬彬有礼；我对国王，忠心耿耿；孟子的认识，更进一步，他明确指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对称的——你想要我对你怎样，你就要怎样对我。孟子和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可见，孔孟时期，以及孔孟认为，君臣是对等的，也是平等的。君要不仁，臣就可以不义，君并不具有无条件支配臣的权力，臣也没有绝对服从君的义务。
认识上如此，可是，如果没有制度性保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君王，就会修改君臣之间的“游戏规则”，有时，不是君王修改，而是他的奴才帮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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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出场——此奴才，是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纲”，将原本相对平等的君臣关系，搞成了“一边倒”。从此，“臣”在“君”面前，永远地跪下了；这一跪，就是两千余年，再也没有起来。大臣被剥夺了所有，包括生命权。死，也是皇帝赏的，臣子要像接受贵重礼物一样接受“赐死”。
被皇帝处死，死得其所，死得荣耀——除去奴隶殉葬，世界上，没有这种逻辑。但，这是中国的传统。过去，我们为皇帝；现在，我们为集体和国家利益；我们死得重于泰山，我们死得崇高无比，因为，我们是“忠”臣。
任何一种无限度的“忠”，都是令人恐怖的；任何一种无限度的“忠”，都意味着社会关系中的一方，具有奴役另一方的绝对权力，意味着奴役方必将成为毫无人性的魔鬼，被奴役方成为任人宰割之“小肥羊”。
纣王和比干，20世纪60年代中国之“无限忠于”，莫不如此。
“忠”，告诉我们——“心”中正不偏，也就够了；有限忠诚，利国利民；无限忠诚，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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