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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代，用的是第五套广播体操，北京厂桥小学有一名小学生，因做广播体操姿势十分标准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在纪录片的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这个孩子名字叫李连杰。
清晨，喇叭声起，音乐萦绕整个校园，震耳欲聋。各人挣脱出被窝的牢笼，急匆地奔向操场做操，从而展开新的一日。那时的广播体操——应该是内宿生活最惹人厌的事了。
不论在学校、工厂还是机关，抑或“叛逆的野马、柔弱的书虫”，集体做操曾是几代人共同拥有的回忆。于我，最难忘的，是每早等我到宿舍大门即将关闭的好伙伴。她早早已漱洗好，却仍愿每天等着睡懒觉还磨蹭的我，直至到操场，音乐已响起好一阵。我们排在队伍的最末，气喘得不打一处来。
强制做操的时代里，整齐划一的动作烦不胜烦，想要舒展个性的情绪就像虫子挠上心头。还有，挺胸收腹的领操员，躲在厕所逃操的同学和做操后男女熙攘的走廊，成为了青春记忆最铭心的片段。
做操也有福利，在那些心意萌动的年纪，很多人每天做操，都是为了可以光明正大地偷偷看一眼隔壁班的他，满操场的伸胳膊撂腿当中，无人知道，藏着多少场惊心动魄地相遇，稚嫩的目光日日浇注，他的背影也慢慢长高了呢。
有人说，这杀千刀的广播体操，是怎么入侵国人的青春？
秘密任务
近代史里，国人常被嘲笑为“东亚病夫”
插一个例子，据说在1936年柏林举行的奥运会，中华民国代表团参加近三十个比赛项目，代表团共140余人。除一个进入复赛外，其余的参赛人在初赛就已惨遭淘汰，全军覆没。运动员在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漫画讽刺他们：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并题为“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一词，俨然成为了中国人的名片，嘲笑事小，辱国事大。新中国成立时，经美国学者推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于是，发展体育的念头成了一颗种子，开始扎根生长。
1950年秋，中国体总筹委会派出了一支神秘队伍去苏联考察，期间他们知晓了国家即将与朝鲜一战的消息。
回来之后，队里的唯一一位女将杨烈上交了一份报告。梳着齐耳短发的她，报告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动员全国人民提高身体素质。于是，中国正式迎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广播体操。
之后，“保证每天早上做操”成为了抗美援朝的爱国口号。全国人民一边嗅着朝鲜战场的硝烟味，一边做着整齐划一动作，生怕做得不好，就不够爱国。
第一套广播体操借助广播，动作很简单。第一节“下肢运动”，就只用踏踏步；第二节“四肢运动”，就是弯弯腿、伸胳膊。接着八小节，每一节几乎只有一个动作，总长大概五分钟。全国人民响应了号召，音乐一起，手上事情一概暂停，身体开始动起来。
广播体操，不需要特定场地，也不用任何器械。前苏联诗人吉洪诺夫访华后在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集体精神
不论是凛冽的寒冬，或是热辣的炎暑天，当时，只要广播操的音乐响起，人们就立马从被窝里爬出来做操。以至当年，法国、埃及和伊朗都派出代表团来考察中国工人做操的盛况，他们都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红火。
广播体操的推广展现了新政权的庞大力量，扭转了人们对新中国孱弱的印象、以及对于“东亚病夫”的嘲笑。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因集体的召唤，与全国人民紧紧相扣，共生共长。如果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要拍国家宣传片的话，肯定会有一群人动作齐整地做操的画面。
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时，请来了苏联专家帮忙设计，带了点洋味儿。一些妇女做操时，让她们弯腰踢腿下蹲，很不好动员，往往是害羞脸红，唧唧喳喳，笑成一团。有的怕难为情，称病不出，有的说得给孩子喂奶去。但那时的领导很认真，很严格，都把她们从家里“轰”出来做，光站队就得半天，还得点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