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红义:塑造新闻权威： 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职业再审视

在过去 30 多年的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行动者通过其积极、主动的 “ 临场发挥 ” 和 “ 有限创新 ” 等实践行动，对结构进行着相应的建构和改变。在描述这一变化时，新闻专业主义这一从西方舶来的概念不断被研究者拿来观照中国新闻业的现实（陆晔、潘忠党， 2002 ；童静蓉， 2006 ）。这些讨论新闻专业主义的文献实际隐含着一种判断，即中国新闻业已经成为一门专业社会学（ sociology ofprofession ）意义上的专业。如果按照早期专业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中国新闻业满足了专业必备的一系列外在条件，称它为一门专业并不为过。然而，作为国家与市场共同形构的一个职业场域，中国新闻业饱受外部力量的干预和控制，除了政治、商业之外，经由互联网积聚的 “ 民意 ” 也对记者的专业权威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白红义， 2011 ）。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新闻专业化从 20 世纪 90 年代即已起步却迟迟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新闻业始终无法成为自主的专业，专业化路径面临种种限制（李艳红， 2012 ）。

在新闻研究中，新闻的专业性是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根据 Schudson 和 Anderson （ 2009:88-89 ）的梳理，西方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两种路径：一类研究来自于新闻职业自身，比如 Weaver 等人（ 2007 ）所做的美国新闻从业者的调查，他们并不关注新闻职业是否生产权威知识或拥有专业特质，此类文献的重点在于通过问卷调查来测量新闻职业获得专业地位的程度；另一条路径来自于新闻社会学和媒介研究，如 Tuchman （ 1978 ）、 Gans （ 1979 ）、 Fishman （ 1980 ）、 Zelizer （ 1992 ）等人对新闻组织、新闻权威的研究，他们致力于探究新闻知识的特点或新闻作为文化权威的知识宣称。

本文大体上沿袭的是第二种路径，通过记者群体对职业、新闻等问题的阐释文本来梳理新闻的专业化过程。特别是引入专业社会学家 Abbott 的管辖权概念讨论中国新闻职业在互联网时代的专业化问题，力图展现出中国新闻职业在专业化与去专业化两股力量的拉扯中艰难前行的过程。

一、新闻权威：专业管辖权及其定界过程

新闻工作是一门职业（ occupation ）应无疑义，但它究竟能否算得上一门专业（ profession ）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从专业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职业和专业并不是一个对等的概念，随着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知识体系的强化和扩张，职业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时才能称之为一种专业。 作为一个科学术语，专业被看成一个富有历史、文化含义而又变化的概念，主要指一部分知识含量极高的特殊职业。

Allison （ 1986 ）将探讨专业问题的文献区分为两种取向：第一种是权力取向，这一派的学者认为权力是探讨专业这个概念的主要问题，偏好检视某一职业取得专业地位后所获得的利益。因此，专业（ profession ）被视为是一种职业的权力关系；专业化（ professionalization ）系某一职业的成员集体巩固与获取权威以控制工作的过程；专业主义（ professionalism ）则可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工作系统，经由此系统，该职业的成员得以约束自我的行为（ Beam,1990 ）。第二种是结构功能取向。这一派学者因致力于寻找能够界定或描绘专业的一些特质，因而又被称为特质取向。从结构功能取向的角度来看，专业是指具有某些特质的职业，而这些特质可以使该职业与其它职业有所区分；专业化是指某一职业获取专业特质，转化成为专业的过程；专业主义则是指某一专业团体成员所共有的某些态度与信念（罗文辉， 1996 ）。 结构功能取向的特质理论曾被广泛应用到新闻研究中，通过列举新闻所具有的专业特质来探究新闻是否是一门专业。但 从传统专业所具备的特质来评估新闻是不是一种专业并不合理，因为新闻工作的性质与医生、律师等传统专业有很大的差异，很难完全符合传统专业的各项标准（罗文辉， 1996 ）。

时至今日，专业社会学领域的大多数学者已经抛弃了特质取向及其背后的功能主义。他们不再关心一门职业是否是专业，转而分析在何种环境下从业者试图把一门职业变成专业并使自身成为专业人士，这就是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出现的专业化研究范式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相继出现了功能学派、结构学派、垄断学派与文化学派四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刘思达， 2006 ）。到了 80 年代， Abbott （ 1988 ）对此前的专业化研究提出了最为有力的批评。他认为专业化是一个令人误解的概念，因为它仅仅关注专业团体、许可、伦理规范等单个专业的组织形态问题，忽视了专业活动的具体内容与不同专业之间的竞争，但所谓相对确定的专业化的结构次序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对专业的组织形态的研究虽然能够显示某些专业对其知识的控制和应用，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形态得以形成。 “ 专业化 ” 概念的要害问题在于它对结构而非工作的强调，事实上，由于专业工作内容的不断变化，专业之间在对工作的控制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而不同类型工作的分化则决定了专业之间的分化。 Abbott 就此提出管辖权冲突（ jurisdiction conflict ）理论，他将专业和工作之间的联系定义为管辖权，即专业对其工作的合法性控制权。专业的管辖权要求（ jurisdictionclaim ）是在法律、公众和工作场所三个领域中得到认可的，而管辖权往往具有排他性，一个专业控制了某项工作，其他专业就不能再合法地从事这项工作。正是由于管辖权的排他性，一个专业的管辖权变化就必然与其他专业的管辖权变化相联系，一个专业的管辖权扩张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专业的管辖权收缩，这就是所谓的管辖权冲突。这一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将同一个工作领域共存的多个专业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不同的专业为了对工作的管辖权而相互竞争。

如此看来，新闻是否够格成为一门专业并不重要，而是它能否在对事实的收集和传播的管辖权要求中获得排他性的权力。已有研究则表明，新闻记者通过对新闻客观性的崇尚部分地获得了这种权力，由此赋予了记者传播事实的垄断地位（ Schudson& Anderson,2008:96 ）。这种垄断地位的形成其实也就是 Zelizer 所言 “ 新闻权威 ” 的形成过程。新闻权威即新闻记者和新闻组织获得了准确、真实、客观地解释社会现实的权力，它主要来源于新闻记者和新闻组织在文化生产场域中所处的专家位置。正是认为 “ 专业 ” 研究框架限制了人们对新闻实践的理解， Zelizer （ 1992 ）才试图对这一主导框架提出挑战，借用文化、话语、叙事等概念讨论新闻业和新闻从业者，进而认为记者是一种 “ 阐释的共同体 ” （ interpretive community ），即通过专业地位的特有叙事权力来建立新闻权威。但是 Zelizer 对专业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结构功能取向的基础上，没有关注专业社会学此后积累的成果尤其是 Abbott 将专业工作与实践联系的视角。由于没有将新闻专业知识的话语与建基于政治经济基础上的专业知识地位相联系，导致忽视了叙事之外的各种权力因素（ Anderson,2006 ）。

在 Abbott 和 Zelizer 等人的理论基础上， Anderson 引入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当新闻记者试图宣称对新闻专业知识的供给具有垄断权力时，新闻场域随之浮现。新闻场域包括所有从事新闻工作的个体和组织，而不限于那些有正式资格获准从事新闻工作的个体和组织。原有的专业新闻工作者开始面临业余人士的竞争，如何厘定二者之间的界限成为一些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 Lewis （ 2012 ）借用 Gieryn （ 1983 ）研究科学共同体时提出的定界概念，认为新闻业正规化和合法化的过程是一种 “ 定界 ” （ boundary work ）的过程。定界是一个社会行为主体试图界定它相对于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生态位置的文化过程，通过不同的行为逻辑以区分内部和外部。在专业社会学的研究脉络里，定界是管辖权冲突的一种更具一般性的表现形式，其关注点在于动态的互动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管辖权解决方式（刘思达， 2011 ： 7-8 ）。由于专业边界总是处在张力的挑战和转化中， Gieryn 尤其强调这种边界的建构和协商性质。也正因为这一变动不居的特点，边界才能成为管辖权冲突发生的地点。

西方学者之所在当下关注新闻业的定界工作，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正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记者职业的合法性受到了博客、 UGC （用户生产内容）等各种形式的挑战，以至于何为好的新闻业、如何从事新闻工作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随着作为业余人士的公众侵入原本专业记者独享的文化工作，新闻业出现了 “ 去专业化 ” （ deprofessionalization ）的现象（ Anderson,2006 ）。互联网为公众介入新闻过程提供了机会，学术界已经发展出很多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如 “ 用户生产内容 ” （ user-generated content ）、 “ 公民新闻 ” （ citizen journalism ）、 “ 参与式新闻 ” （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等。尽管使用的概念不同，但学者们的核心关切却十分一致。在他们看来， 新闻生产中中专业控制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甚至引发了公民新闻是否会取代专业新闻的疑问。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使得生产和发布新闻的门槛大大降低，当业余人士可以参与到新闻过程中时，社会对专门的新闻机构的需求将大大减少。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公众参与无法创造真正多元和自主的新闻，它所代表的公共性是相当可疑的（李艳红， 2012b ）。公民新闻的报道者可能只是碰巧在新闻现场，他未必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寻找更多的消息来源，力求公正全面地呈现事件。而专业新闻作为一项组织化的产品，有其一套成熟的新闻常规和价值理念。

从现有研究来看，专业新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公众参与的冲击仍是个难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一方面，公众参与更多地体现在观点的表达和传播上。有研究表明， 报纸网站在新闻生产的多数阶段提供给用户的参与选项都是相对有限的，只有在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新闻的阐释阶段，用户才被鼓励评论或者讨论专业记者已经制作完毕并出版的内容（ Hermida,2011:17 ）。另一方面，传统新闻业也努力将公众参与纳入到原有的新闻生产过程，将其常规化甚至予以重构，比如增加新闻的评论功能、重视从互联网上获取消息来源等，这些举措 反而大大拓宽了原有的报道和言论的范围和空间（李艳红， 2012b ）。 也就是说， 公众参与并未能真正地消解专业新闻的存在， 专业记者作为把关人仍然牢牢地掌控着新闻生产的绝大多数权力。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不能忽视用户在互联网时代对于专业新闻生产的意义。记者已经不得不习惯于受众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存在，并导致记者与用户之间关系的慢慢改变。用户借助互联网尤其是 web2.0 以来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参与规模和力度均远超以往，以至于媒介内容生产与消费的界限正逐渐被打破。这种融合过程不仅是一种技术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所形成的参与文化强调并且鼓励终端用户参与到新闻的创造和发行过程中。然而，对于专业记者来说，这一现状却可能让他们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维护专业自主性的渴望深深嵌入在他们心里，因为新闻决策的判断代表着地位和权威；而另一方面，对于媒体的公共服务的角色的认可又意味着必须鼓励公众参与和积极的协商。

可以说，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驱动的过程，它还体现出新闻的参与逻辑与专业逻辑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在专业逻辑看来，专业记者才是决定公众看什么、听什么、读什么的人，这是一种在记者群体中集体共享的、理所当然的假定，认为记者会按照标准的角色行事，代表社会对新闻内容实行把关控制。这一点恰恰是记者新闻权威的来源所在，因此他们并不愿意轻易地放弃对新闻的把关人作用。因此， 在面临公众参与的冲击时，记者仍然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基础，建构自己的认同、知识、权威和权力，进而为他们的专业管辖权制定边界。通过这种定界过程，专业记者排除了公众基于互联网的参与对于自身管辖权的挑战，从而继续维系着自身的专业权威（ Lewis,2012 ）。

二、中国新闻业：尚未完成的专业化

依据 Anderson （ 2008 ）的观点，新闻专业化是指专门在新闻媒体中从事时事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新闻工作者获得职业的专业地位的过程。在这一以英美新闻业发展为典范的专业化过程中，新闻业实现了两个核心特征：一是新闻的自主性，即新闻免予来自政府、消息来源、广告商和受众等各方面的外部影响；另一是新闻的客观性，尽管新近的研究已经表明客观性并不能与专业主义划上等号，但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这仍是新闻专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Banning,1999 ）。

在中国新闻职业的专业化过程中，国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结构性力量。如果说，建国后中国新闻组织和记者的权威主要来自于新闻业作为权力结构的一部分，那么新闻专业化的首要目标则是要重塑这一职业自身的文化权威。在客观性和自主性这两个纬度中，前者尽管还有争议，但已经普遍地受到新闻从业者的认可并成为指导新闻实践的原则和技术（白红义， 2012 ），而后者仍是制约新闻专业化的根本性因素。在中国的新闻体制下，媒体不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旁观者、监督者或所谓的 “ 第四权力 ” ，而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新闻的主要职能是宣传，新闻从业者是宣传战士而非专业人士。因此，新闻专业化过程首先表现为新闻从业者划定宣传与新闻的边界并选择后者为职业发展的目标。

十多年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 2000 ）在为该报即将出版的《本报今日出击》一书撰写编者序时，报社另一位记者叶研提醒他 “ 一定要写当今这一代记者职业意识的觉醒。 ” 所谓觉醒 “ 就是记者要有起码的职业尊严，不能重蹈荒诞年代里假大空、人云亦云、指鹿为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覆辙，不能再让我们的后代指着我们的后脊梁骨骂娘，然后施舍给我们一点理解和一点令人悲哀的怜悯；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面临怎样的压力，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作出写什么不写什么的选择。 ” 今天我们再读这段话可能并不觉得其中有何深意，引文中所谓的 “ 觉醒 ” 只不过是记者尽到自己的本分而已，似无值得夸耀之处。但是，如果将记者职业置放到 1949 年后的社会情境下，这种 “ 职业意识的觉醒 ” 就体现出它的价值和意义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新闻业成为宣传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生存条件完全依赖于权力结构。在总体社会下，政治逻辑统领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新闻业无法独外其身，新闻工作自然也不被看作是一种职业领域，更遑论新闻权威了（周俊， 2010 ）。文革结束之后，记者才得以重新找回职业的尊严，他们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去。当时的著名记者多数出自党报系统，他们已经有了职业记者的一丝影子，但其本质上仍然不脱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定位，其职业责任不是揭露真相和监督权力，而是配合和合法化政府的政策和工作。新闻业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国家与大部分新闻记者由全面控制关系演变为松散的经济控制关系。大量新闻记者已经不是体制内的国家干部，而是国家雇佣的从业人员，国家与新闻记者高度一体化的职业从属关系开始分离（周翼虎， 2008 ）。西方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及党的新闻观念在商业化的新闻环境下相互胶着，塑造着新一代记者的价值理念（林芬、赵鼎新， 2008 ）。

长期以来，中国记者在社会舆论与公共事务上所能发挥的影响受到外界环境的局限，无法或无力履行过去新闻英雄的理想。卢跃刚、叶研等人论及的职业意识的觉醒问题，正是他们这一代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入行的记者针对以往角色式微的某种 “ 反抗 ” ，记者通过自己的职业行为重新扮演公共生活中的积极角色，展现出这份职业的意义所在。按照《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的看法，这种探索从 80 年代末期开始，到了 90 年代， “ 职业形态在慢慢地成熟，在有限度的情况下有自己一定的追求，并形成了某些价值观。 ” （张志安， 2007 ： 7 ）用新华社记者王军（ 2009 ： 10 ）的话说， “ 从 90 年代开始，一批市场化媒体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职业新闻人。他们是按照新闻规范来做事情，而不是用以前的那种方式。 ” 这些著名记者们所使用的职业形态、新闻规范等话语的内涵已经不同于老一代的党的新闻工作者，显露出他们建构自身专业权威的意识。

伴随着这种专业意识的勃兴，中国新闻业的功能也在悄然发生着转型。改革开放后，在诸多外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国家释放出有限的空间，媒体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但就其本质而言，媒体的定位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从组织层面来说，媒体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权力结构赋予它的定位；从个体层面来看，新闻从业者则顺理成章地成为 “ 党的新闻工作者 ” ，最重要的工作是传递党的声音和上情下达。这种以喉舌论为核心的新闻观念进入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知，成为一种主导的职业意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是唯一的一种职业意识（陈阳， 2009 ）。不过，经过 30 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新闻业在基本的喉舌功能之外，也渐渐回归大众媒介的本色，使得媒介作为社会舆论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发挥着重要的公共表达的角色。市场的拉动与专业主义精神的觉醒，促使媒体努力扩展自己的报道空间，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渠道，并将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曾繁旭， 2012 ）。一些原被禁止报道的议题如政治腐败、社会稳定等经由新闻组织和记者的策略性操作从禁止空间逐渐进入协商空间，扩大了报道的领域（王海燕， 2012 ）。新闻业不再仅仅作为党的宣传喉舌而存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监督社会和批评政府的 “ 社会喉舌 ” 角色。

卢跃刚（ 2000 ）曾用 “ 职业回归 ” 一词描述《中国青年报》 20 世纪 90 年代以调查性报道为主打产品的转向。从某种程度上看，职业回归代表着一批记者对于一种新型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的选择，这种新型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继承了 “ 启蒙 ” 这一 80 年代未完成的使命，但对它的选择和尝试更多地是基于一种职业的立场，而非以往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 “ 近乎献身 ” 式的立场。调查性报道正代表了这种新型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的一种典型取向，它之所以成为 “ 职业意识觉醒 ” 的记者们热衷的文体，正是因为它具有体现新闻记者的职业价值、将新闻记者的职业与以往笼统的将记者作为 “ 干部 ” 的身份区别开来的潜力（洪兵， 2004 ： 70 ）。这种专业新闻范式及专业认同的出现表明新闻业正有意识地划定与国家权力的边界，不过这种边界始终是模糊和动态的，最终的定义权仍然掌握在权力结构手里。

三、公众的参与：去专业化的力量？

中国新闻业的专业化过程仍未完成，却又碰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公众参与。中国新闻业与互联网的发展状况与西方有着很大差异，这就导致公众参与新闻生产的平台和形式都相对有限，主要是以舆论影响的形式发挥间接的影响。通过互联网而表达的公众舆论之所以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占有独特和显著的地位，首先是因为中国缺乏一套能够充分容纳民意表达、并将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中的机制，传统媒体所反映出来的民意有时也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其次，公众习惯于将媒介视作政府权力的一种延伸和补充。 “ 中国公民普遍害怕冒犯权势，因为权势阶层拥有破坏他们的生活的力量。而在互联网上，人们最终发现了一个相对可以免于恐惧和限制的公共空间，情绪的亢奋和批评的激烈便犹如洪水出闸。 ” （胡泳， 2008 ： 311 ）

2003 年以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共同改变了相关议题的新闻报道，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发挥着显著但并不一致的作用。 Hassid （ 2012 ）对 2000 多篇中国网友撰写的博客和 4000 多篇报纸报道进行了议程设置分析，他发现互联网具有两个作用：一个是 “ 安全阀 ” （ safety valve ），网络是民众发泄不满的渠道，当网民说饱骂足之后便不会冲击国家，因此当前的政治秩序能稳定延续；另一是 “ 高压锅 ” （ pressure Cooker ），即网民的发言只能积累民愤，从而加重对政府的不满。网络发挥何种功能取决于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互动。当传统媒体为博客设定议程的时候，博客就成为了安全阀，话题通常集中于一些政策问题或者环保问题。当博客在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时，网络就扮演了 “ 高压锅 ” 的角色。那些具有敏感性的话题如群体性事件、政治、宗教问题，通常都是由博客来设置传统媒体的议程。 Xin xin （ 2010 ）对中国公民新闻的研究则表明，互联网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变的。她以最牛钉子户、娄烦矿难、毒奶粉和网络愤青为例，分析了不同的公民参与形式对于中国媒介和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多重面向，它可以在主流媒体之外承担看门狗的角色，也可成为记者刊发敏感新闻的另类途径，但有时也无法为草根群体赋权，甚至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温床。可见，它的作用是正负相间的。

互联网为公众参与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新的途径。从积极的意义来说，这种参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缺陷。由于中国相对特殊的舆论环境，传统媒体在诸如群体性事件、高官贪腐、强制拆迁等敏感议题上保持沉默。人们通过新媒体平台将一些处在 “ 黑色 ” 区域的新闻事件公之于众，吸引网友的关注，并很可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以促成事件的处理。网友由此成为社会现实的重要建构者和新闻事件的推动者。但是另一方面，公众的深度参与又使得事件的真相在众声喧哗之下更加难以获得，在对事件的讨论过程中，情感高于理性，立场高于事实，记者们无法不受到影响，专业的新闻报道愈显稀缺。许多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成为网络舆论的追随者，对网络民意的真伪不加区分和辨别，盲从和屈服于非理性的网络民意；在为网络民意所驱动时，为迎合网络民意而失去理性与客观性，从而将新闻权威的管辖权拱手让出（白红义， 2011 ）。

在新闻场域中，除了专业的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之外，博客作者、社会化媒体用户等公众也应被视作新闻场域中的行动者。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传统传播平台上传者 vs. 受者的单向线形传播模式，而是场域中竞夺新闻权威的对手。专业记者试图为其新闻专业知识建立管辖权，而博客作者等透过对新闻生产过程的参与与之争夺新闻报道的职业控制并重新界定抽象的新闻知识的内核。当然，新闻工作者并不甘于失去原有对新闻专业知识的垄断。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虽然专业新闻机构越来越多地吸纳和使用用户提供的内容，但是它们并没有考虑让受众参与新闻生产，专业新闻工作者对此普遍抱有冷淡而谨慎的态度（ Hermida& Thurman,2007 ）。张伟伟（ 2012 ）对国内一家主流报纸 “ 报网互动 ” 栏目的研究也发现，来自新闻组织的社会控制限制着用户参与直接新闻生产。在组织机构上，由于被划归入传统新闻部门， “ 报网互动 ” 栏目遵循着 “ 报纸新闻 ” 的运作逻辑；在工作常规中，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编辑记者缺乏与受众进行互动；在专业文化影响下，被视为新闻消费者的受众难以获得参与新闻生产的机会。张志安（ 2011 ）以调查性报道为例论证了新闻生产从组织化向社会化的转变过程，但无论是筛选公众报料，还是通过微博寻找消息来源，这种转变实际仍在专业记者的掌控之下，反而是公众经由微博快速积聚而成的 “ 民意 ” 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更深刻地影响着记者的新闻实践。

过去三年来，网络民意对于专业新闻的影响和干预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予以重视的问题。 2009 年的邓玉娇事件中，在汹涌的网络民意裹挟下，不少媒体的报道将事件简单定性为贞节烈女奋起抗暴，《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发表的《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一文试图还原双方的真实面貌，却因为打破了网络舆论树立起来的既定形象而遭到网民的攻击。记者们在邓玉娇事件报道中的不同遭遇促使一些新闻工作者开始反思网络民意与专业报道之间的张力。《南方周末》记者黄秀丽（ 2009 ）认为，这次报道让她继杨佳案之后再次认识到民意的非理性和粗糙的一面。《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 2009 ）则说， “ 假如民意是错误的，是矫枉过正的，媒体该如何适从？ ” 他强调，媒体应当 “ 站在客观公正的一边 ” ，而不应完全顺从民意，否则 “ 写出来的真相，必然是制造出另一个假象 ” 。《南都周刊》记者石扉客（ 2009 ）提醒同行，在采写网络热点时 “ 不要被网络民意所挟持 ” 。《财经》记者王和岩（ 2009 ）强调要守好 “ 冷静观察 ” 与 “ 客观记录 ” 的专业本分。《南方周末》编辑傅剑锋（ 2009 ）提出 “ 传统媒体不应成为网络议程的机械实施者，更需要独立判断，需要有超越于网络舆论，网络议程设置之外的关注视野 ” 。

在中国特殊的舆论生态上成长的互联网已经表现出了独特的运行逻辑，在邓玉娇事件之后，类似的热点时刻不断出现。 2010 年河北大学校园交通肇事案中，网络民意将 “ 我爸是李刚 ” 从复杂的肇事车祸案中抽离出来，完成了对它的 “ 特权化 ” 象征的塑造，从而使得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变成举国关注的公共事件。然而，当事人究竟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说的，很多媒体的报道未做认真调查就将之作为既定事实，客观上促发了更大程度的官民对立情绪。很多国内媒体在对事件进行报道时，很少去采访李刚的同学、老师等外围知情者。采访新闻事件中利益冲突的双方及中立方，原本应是新闻记者的基本采访守则，但在这个报道中，大多数媒体却忽略与放弃了这个原则（傅剑锋， 2010 ）。此后的许多公共事件背后的互联网舆论均体现出了与上述两起事件完全相似的话语逻辑。正如傅剑锋（ 2010 ）所观察到的， “ 在微博时代，由于它强大的舆论场力量，可能正在使传统媒体的记者与编辑陷入这样的一种危险：对一条带有强烈社会情绪的新闻，站立场变成了第一位，还原与调查事实反而降到次要位置。甚至可能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记者调查的事实与网络民意的想象有所不符，媒体甚至不一定敢发表这类新闻。因为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会使这家媒体、这个记者感到害怕。 ”

面对互联网舆论对媒体报道产生的压力、干预和影响，少数新闻从业者表现出他们对这种现状的忧虑和反思，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维护管辖权的努力。对于专业新闻记者来说，网民对不符合预期的新闻报道的攻击实际是在质疑或挑战新闻专业的权威。在这样一个关系到新闻业专业地位的热点时刻（ hot moment ），记者通过反思性话语为专业划清界限，维护自身的新闻权威（ Zelizer,1992 ）。但问题在于，类似的挑战势必将不断出现， “ 民意 ” 不仅具有政治和道义上的正当性，而且也构成了市场化媒体的受众基础。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 “ 民意 ” 尽管并不掌握暴力手段，但新闻人可能更加难以置之度外（李艳红， 2012a ）。这就使中国新闻业陷入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在专业化尚未完成的时刻，又遇到一股强大的去专业化力量。

四、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考察新闻业的专业化是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西方新闻理论中，新闻业是公共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被当作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延伸与落实。舒德森（ 2010:22-27 ）将新闻业的民主功能概括为信息提供、调查报道、分析评论、社会同情、公共论坛、社会动员、宣传代议制民主等七项。如果我们认可这些民主功能，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新闻业正开始次第显现舒德森所概括的若干项功能，作为一股专业的力量开始孕育、发展和壮大。

在新的环境下讨论新闻专业化问题需要创新的分析范式，简单套用专业社会学中特质取向的研究来判断新闻是不是一门专业并不能真正揭示新闻业的本质。即使新闻业已拥有新闻学院、协会和伦理等专业特质，可是缺乏这些条件的人也不会被新闻业拒之门外。因而， Abbott （ 1988 ）抛弃了专业化研究中流行的结构化思想，转而提出管辖权的概念将专业所需的抽象知识与专业工作联系起来。 Zelizer （ 1992 ）则在对记者如何形成阐释共同体的研究中，弱化了专业主义的视角，取而代之的是从记者的话语实践中去寻找记者权威的基础。本文则试图在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探索新的分析范式，将新闻职业视为新闻场域中的一个行动主体，在与其它行动者竞争对于新闻专业的管辖权，其中最重要的机制是定界，即划定专业实践发挥效用的边界。

中国新闻专业化的目标是塑造新闻的权威，近 20 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为新闻专业化提供了新的机会。相关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市场化条件下的媒体不再完全是党的喉舌或被动的政治工具，而是开始承担了新的角色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代表 “ 社会 ” 的利益向国家争取表达的机会和空间（曾繁旭， 2012 ）。但这种转型仍是相对有限的，受政治、市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新闻成为专业所需的管辖权能否落实仍需要打上大大的问号。然而，中国新闻业的专业化之路又碰到了新的挑战。博客、社会化媒体、 UGC 等所代表的公众参与对专业化的新闻过程的冲击已渐渐常规化，由此导致新闻作为一门专业的共同标准越来越受到质疑。如果说新闻记者的权威性地位来自于其客观叙述新闻事件的垄断性地位，那么随着公众参与在专业新闻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记者已经无法保持他们对这一职业的排他性管辖。中国新闻业也无法自外于这一大势， 2003 年以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记者的新闻生产方式、媒介组织的形态、受众与传统媒体的关系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极大地改变着新闻工作的面貌。

传统上被排斥在新闻制作之外的公众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实现了对新闻过程的介入，或提供观点或提供事实或提供视频图片等内容。原本置身于新闻生产过程之外的公众借助互联网闯入了专业记者把控的领域，成为新闻场域中新的积极行动者，对记者具有的专业管辖权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一些新闻从业者开始反思新闻报道屈从于互联网的现状，并从话语和实践等层面重新界定专业新闻人的边界。对于中国新闻业来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新闻权威的塑造与消解在同一个场域下进行，当去专业化的力量已来势汹汹之时，新闻的专业化却还未完成。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