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争之世，正爆发新式“世界大战”！中国如何应对？

来源：《学术探索》2024年第9期；人大重阳

近年来，世界进入了二战结束以来武装暴力冲突最多发的“大争之世”，全球冲突模式、冲突主体、惨烈程度等均出现新变化，给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更多挑战与不确定性。本文分析 梳理了“大争之世”背景下新式“世界大战”的特征 ，回顾了中国近年来对外关系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并以中国经验为主线探索了“大争之世”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及其暗藏的时代机遇。同时，本文 提出五点应对建议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用公共外交稳定中美关系、重视与隐形地方势力预防性外交、强化全球硬实力辐射、深化区域国别研究这几方面建言中国巧妙应对“大争之世”。

大争之世；世界大战；中国优势

近几年来，全球进入二战结束以来军事冲突最多的时期，冲突碎片化、多点开花，惨烈程度上升，犹如“大争之世”下的一场新式“世界大战”。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是对世界“大争之世”时局的重要研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进入国际秩序重组酝酿、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气候危机日益凸显、经济风险喷发积聚等多重严峻形势复杂交织的动荡新格局。 世界到底在怎样动荡？又如何在动荡中彰显中国优势？这是当前很多人都关注的话题。

全球很多名家学者也都试图描绘这种震荡的局势。比如 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 法里德·扎卡利亚就认为，冲突已经成为世界的“新常态” ， 国际秩序不断遭遇各种威胁，而威胁又无法解决。 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 约翰·米尔斯海默提出，已经进入多极状态的世界与十年前完全不同，快速发生的变化对国际政治产生根本性影响，当下全球各地的冲突也要比“冷战”期间的冲突更加危险。 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在去世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世界是多极化的，一批非欧洲国家正在成为潜在威胁，世界也将变得非常动荡。 美国务院前官员、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 罗伯特·曼宁认为，我们的世界正在失控、解体，不幸事件同时发生、互相碰撞产生了复合作用，预示着自二战以来最不确定的一个时期的出现。 国际法院前院长、日本学者 小和田恒认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受到严重冲击，世界急需从混乱中摆脱出来； 德国媒体 认为世界正处在“战争与危机之间”； 政策科学之父 德罗尔认为当今世界愈来愈陷入普遍的逆境之中，进入充满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的“乌卡时代”（VUCA）；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战略学者 哈尔·布兰兹也认为世界再次进入充满无道德（amoral）行为的冲突之世（age of conflict）。

为了让中国社会大众更加清晰地看到当下世界的混乱与动荡变革，一些中国学者用“大争之世”来概括当下世界局势所处的状态。笔者认为，“大争之世”这一概念需要更加深入、清晰的探讨，同时也要防范“大争之世”对民众信心与预期的影响，杜绝其引起社会混乱等负面效应。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提出对“大争之世”的进一步研究。

本文梳理了“大争之世”的特征，回顾了中国近年来对外关系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并以中国经验为主线探索了“大争之世”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及其暗藏的时代机遇。笔者认为， 在“大争之世”下，中国应当寻找新的战略机遇，既要保持远离纷争之势，还要创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 同时笔者建议， 中国要秉持与南方国家“高筑墙”，同西方国家“广积粮”，在全球竞争中不称霸的总体策略，重视预防性外交 ，与各方隐形地方军事势力建立必要沟通对话渠道，加大对美合作，在军事发展上加大投射能力，加大区域国别的追踪研究，进而帮助中国有效应对各类挑战，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实现乱中取胜。

近年来，全球军事冲突数量持续上升。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加沙、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军事冲突爆发或持续加深，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内战、内乱形势严峻，武装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与流离失所。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UCDP/PRIO Armed Conflict Dataset）显示，2022年全球武装冲突数量达到137个。 联合国也在2023年1月宣布，全球暴力冲突的数量达到了二战以后的最高点。

当下，全球四分之一人口即约20亿人生活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地区，被迫卷入这场新型“世界大战”中，堪称自二战结束近80年来最激烈而残酷的“大争之世”。与“一战”和“二战”不同的是，这场新式的“世界大战”并非全球范围内两大国家阵营之间倾尽全力的国与国军事对抗，而是由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地缘政治引发的波及全球的武装冲突多发、易发、不止状态，非国家主体的参与程度也直线上升，战争“永久化”趋势长期威胁国际和平。梳理起来， “大争之世”背景下，这轮新式“世界大战”有以下几大特征：

当下，全球武装暴力冲突的“粘性”呈现上升态势。 10年前，全球主要冲突平均7年内结束，但现在全球冲突平均持续至少8-11年，且每年平均5场停火的战争都会在1年内“死灰复燃”。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谓“有始有终”，但这轮新型“世界大战”越发“有始无终”，持续恶化国际环境。

同时，冲突波及范围、导致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上升。 数据分析显示，相较2021年，2022年全球有组织暴力（organized violence）导致的死亡人数激增97％，一年之内保守估计由约120,000人上升至237,000人；2022年也由此成为自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以来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这种上升的趋势随着巴以冲突等的恶化有很大可能得到延续。 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5月，全球约1.14亿人因战争、迫害、暴力和侵犯人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超过德国总人口数 ，其中超半数来自叙利亚、乌克兰、阿富汗这三个国家。此数字2024年预计将达1.3亿，远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迫流离失所的6000万人数。比如，俄乌冲突已产生超过590万难民，巴以冲突产生的新难民超200万。2023年爆发的苏丹内战已造成超1000万人流离失所。导致情况恶化的不稳定因素也继续存在。

近两年， 非洲 爆发6场军事政变，在尼日尔、加蓬、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等国军人发起的政变既有一定的关联性，也与法国等西方国家在其前殖民地国家影响力的衰弱相关；未遂政变更持续威胁地区稳定与合作。在 拉美 ，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等国的政局波动与武装冲突持续发酵，地区犯罪集团与国家力量冲突几乎成为常态；厄瓜多尔自2024年1月起进入“国内武装冲突”状态，其安全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已逮捕近2万人。 亚洲与亚太安全形势同样面临挑战， 朝韩半岛局势演进，朝鲜领导人公开将朝韩关系定性为“敌对的两国关系”，缅北、菲律宾等地区均有成为冲突热点的可能。

同时，全球军事开支剧增，绝对数额与涨幅均创历史新高。 2024年，美国国防预算达8860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的40％，一举刷新美国国防预算纪录。法国军费为497亿美元，增长7.5％；日本达559亿美元，增长16.5％；俄罗斯达约1200亿美元，涨幅更是高达68％。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认定，全球目前有614个“引起人道关切”的 非国家武装团体 （Non-State Armed Groups），如加沙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等，约6000万至8000万人直接生活在此类组织控制之下。不同于过往“世界大战”中以国家或国家团体为主体的冲突战争模式，新式“世界大战”渐渐成为国家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此类组织灵活度高、受限少，可出其不意地引发国际争端，又难以根除其威胁，成为地区不稳定的长期主导者。若成为某些大国的“冲突代理人”， 此类武装组织又可迅速获得大量高科技战争资源，成为化解地区冲突难以逾越的一关。

同时，传统的冲突调节机制正面临完全失效的风险。 最近十多年来，还没有一场战争通过国际斡旋达成全面和平协议而终结。联合国、G20等国际多边治理机制机构失调、失灵，各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地区冲突的能力大大减弱。非国家武装团体存在于现存国际治理、冲突调节机制之外，传统的调节方式无法应对新型冲突模式。同时，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不平等与不合理造就了“信任极度缺失”的国际环境 ；制衡机制与权力的真空把世界推向“无政府状态”的新高。

新式“世界大战”的冲突对峙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冲突碎片化，多点开花， 但如上所述多存于地方军事势力与主权国家之间， 惨烈程度上升，且随之卷入大国博弈游戏中 。比如，此次加沙冲突，波及范围较窄，约360平方公里，与中国南方小县城的规模相当，但是冲突惨烈程度实属罕见。冲突开始的6个月内，加沙地带至少有一半（55.9％）的建筑物被摧毁或损坏，170万人流离失所，加沙36所医院中只剩10所还在运转，超90％学校建筑损坏，超110万巴勒斯坦人面临“灾难性”食物短缺，饥荒等人道主义危机空前严峻。美国、英国、伊朗等均卷入其中，寻找各自战争代理人，伊朗—以色列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又与日俱增，碎片化冲突的外溢效应极其明显，导致诸多分散性区域交火。 非国家武装团体的灵活性也意味着国界不再是战火的“硬”边界， 武装人员国际、地区间流动可能性上升也给全球安全形势带来新挑战，多点开花成为冲突新模式的直接映照。

在非洲、拉美地区，类似“代理人战争”的新一轮兴起，将带来更多立体化、遍地化的小型武装争端。 武装冲突在社会政治不稳定、国家治理能力缺失的地区开始呈现具有“传染性”的特点。对于相当多的地区而言，长期持续的和平难以实现。目前现实的目标是，不求“化解冲突”，只求“管控冲突”。

近年来，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能力急剧下降，无法提供世界各国发展的原生动能，又深感新兴经济体的替代威胁。 在众多美国学者、政客看来，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强单极”时代已经结束。在他们眼里，如同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带来“罗马和平”（Pax Romana），美国也曾在冷战后带来过由霸权支撑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但现如今这种“美式和平”已经逐渐分崩离析，国际秩序进入漫长、残酷的转型期。

于是， 美国从过去“麻烦协调者”变成了“麻烦制造者”。 为护持其霸权，美国采用离岸平衡策略，鼓吹二元对立，参与多场地区冲突，一方面制造美国仍为“同侪之首”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借多场冲突与混乱，干扰新兴经济体的正常发展路径，尤其制造对中国崛起的频繁打扰。

目前，中国周边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印巴冲突、缅北冲突及中国台湾、南海等隐性冲突，背后都有美国相关势力的痕迹。 “借乱得利”、利用军事冲突压制新兴国家持续崛起，是美国自20世纪初以来维护霸权的策略之一。

面对新动荡变革期下的“大争之世”，中国始终保持独特的战略定力，从而在面临多种“诱战”因素的情况下实现对国际纷争漩涡中心的远离，进而促使中国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外最和平、社会最稳定、经济增长最快速的主要经济体。自改革开放至今的46年间，中国GDP相比于1978年翻了约342倍，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均名义增速达到14.5％，考虑通货膨胀率， 年均实际增速高达9.1％，这一增速超过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实现了“中国奇迹”。

然而，中国仍无法回避“大争之世”所隐藏的较大外在风险，在新的动荡变革期中，若各类冲突保持持续升级的态势，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中国，其发展将会受到冲击。对此， 保持远离纷争的基本态势，寻找外部风险蕴藏着的时代机遇，创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中国未来稳定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

总体看来，中国在“大争之世”挖掘机遇、保持外交自信，存在四个方面的经验沿承。

近年来，从阿富汗重建到沙伊和解， 中国是全球唯一兼具基本能力、基础信誉和基准资格与所有国家、集团群体均保持沟通的主要经济体。 对于当前陷入冲突的各方以及西方舆论希望中国介入调停的呼声，“劝和不劝斗”的势态是中国需要不断坚持的重要方法论，体现了成熟且负责任的国际大国态度，这不仅符合国际社会对于和平解决问题的期待，更彰显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担当。

相比于美国持续利用离岸平衡手段、挑起冲突、打压区域竞争对手的外交方式， 中国所主张的对话、交流、和解、共赢的理念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 例如，2023年12月，胡塞武装封锁红海口，唯让中国船只通行，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赋予的安全期待，这也源于中国通过多年实践对“安全利益”所进行的新诠释，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的基础上，加强对经济安全的重视，将国际声誉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纳入考虑，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深化合作性战略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合作观。

中美之间的国际竞争，核心层面体现在既借助争夺“朋友”实现持续增益，也通过避免和减少“敌人”实现预期止损。例如，中国的盟友数量虽然可能低于美国，但美国却在国际社会上比中国树立了更多的敌对势力。 持续倡导和平、合作与共赢，创造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是中国在“大争之世”环境中所坚持的守正创新原则。

近年来，中国在贸易摩擦、科技战、意识形态战、人权战、金融战等诸多斗争中成功抵御了美国的攻势，提升了国际威望。更重要的是，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同时，中国始终保持对美国合作的总体态势，避免和防范进入“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的状态，张驰有度地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大方向，保持了高度的策略性和可控性，还在“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理念上，引领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总节奏，极大地缓解了美国借乱遏华的势头。

总体来看，始终将对美博弈放在国际竞争与合作战略的突出位置，对于中国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仍然至关重要。 虽然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持续下降，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仍保持着最大程度的世界破坏力，同时也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市场与科技大国，是中国外部环境中绕不开的主要合作与竞争对象。在当前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中，中国选择保持独立决策的能力，既避免了被卷入过多的国际联盟，又避免了与任何国家的过度脱离，这种平衡策略有助于中国在多边合作中灵活行动，迅速应对外部变化。

总体而言，在对美关系层面，敲打美国又拉住美国，既不结盟也不脱钩，保持对美钳制和拉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中国对外交往中寻找机遇的主要抓手。 其基础方式在于，在对美斗争的同时，积极引导美国对华政策，主动推动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的正确走向；在敢于斗争的同时，注重在中美博弈中发现共同利益点，以实际行动证明中美关系的可持续性。

从国际合作的长远趋势与路径来看，当下地缘政治冲突各方所处的区域均有充足的基础设施建设潜力。 中国具备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也具有全球最成熟的基建实力，将成为满足各方战后重建刚性需求的首要力量。 2023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1338.8亿元）比上年增长8.8％，新签合同额（18639.2亿元）比上年增长9.5％，后者是前者的1.7倍，这一数据显示了中国较高的战后基建输出能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中国实现了与当地分享红利的共赢目标，既帮助当地建设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推进城市化进程，扩大城市零售与服务业消费，也从产业链上下游带动更多的就业机遇。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当地建立了良好的全球声誉和国际互动，减少了政治层面的负面干扰，确保未来投资和经营的稳定性与长期可持续性，从而中国能超脱于冲突和争端、实现跨意识形态的战略合作。 基建投资先行还有助于培育更为长远的国际需求市场，中国为当地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建设，促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更为独立和可持续。

在“危地不去，乱地不投”的大原则下，通过创造各种条件，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铁路、公路、大厦、机场、港口、医院、学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将迅速推动富余产能的国际化进程，着眼于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可持续性和长期发展，在国际市场上更加稳健地推进全球化战略。与此同时， 中国帮助他国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有助于缓解各地因冲突产生的负面损失， 并在产业投资的基础上实现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投资、政治投资、民心投资等软实力投资，尊重和包容东道国的文化，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避免文化冲突导致的投资风险，使东道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从而加强东道国对中国的形象认同和文化认同。近年来，以色列特拉维夫轻轨红线、克里米亚科技工业园、苏丹麦洛维大坝等中国企业在冲突频发区承建且有效运营的项目，为如何在冲突多发地域、寻找产能市场、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提供了有效的案例借鉴。 未来，“搞基建、促发展、防风险”，仍是中国应对“大争之世”的主动有为之举，不断统筹兼顾发展、合作与安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良性互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