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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香港电视台悄悄推出了一部电视剧，没有大牌明星，没有狗血剧情，也没有感官刺激，讲述的都是香港街头巷尾最普通小市民的寻常故事与悲欢离合。谁也没有想到，这部看似平淡无奇的单元剧，却在此后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长盛不衰。
这部电视剧，叫做《狮子山下》。几年之内，罗文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据说黄霑只用了半小时一蹴而就的——在整个港岛被争相传诵，成为红极一时的香港“城歌”。
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
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
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
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
我哋大家
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现实中的狮子山，不过是九龙塘与新界沙田之间一座海拔不过四百来米的小山包，却在百多年间，见证了香港由一个小渔村到国际最知名大都会之一的艰辛历程；而精神化的“狮子山”，则代表着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香港经济腾飞时，草根阶层的努力、挣扎与顽强不息。
从实业家李嘉诚，到娱乐明星刘德华，更多的是无数从社会底层一路打拼到争得一席之地的普通劳动者，社会环境相异，而价值观念不变，代代香江儿女用自己的传奇继续演绎着属于草根的“香港精神”。
林郑月娥，也是这种“香港精神”的代表。
唐楼：香港式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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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郑月娥出生在香港湾仔一间最普通的唐楼。
所谓唐楼，是那种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港岛兴起的商住混合的楼房。地面一层常常是嘈杂喧闹的店铺，唐楼没有电梯，只有楼梯连接各层。在香港，人们口头上习惯把有电梯的多层住宅叫洋楼，没有电梯的多层住宅叫唐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人口急速增加，房屋短缺。不少唐楼都被用作分租。每套单元房会被“包租公”“包租婆”们唐楼单位再被划分为大小不等的空间分租，甚至会在厨房或厕所上设置“阁仔”出租。
没有电梯、没有抽水马桶、缺乏采光、极度拥挤、毫无隐私……这些就是五六十年代被称作“棺材间”的香港底层社会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
郑月娥一家七口，曾经挤在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劏房。这个当年放学后只能站着用双层床上层当书桌做功课的孩子，恐怕从来不曾想到，终有一天，她要努力改善的不仅是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更有整个香港七百多万居民的福祉。
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往往为未来的人生埋下伏笔。贫寒的出身让林郑月娥既懂得一切所得的来之不易，又感同身受了解底层弱势群体。她说过，有段时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回到家里，浴室水龙头里能放出热水。
而作为行政官员，她最常提及的口头禅是“香港需要人情味”，有人说这是她努力拉近与普通市民的距离，不忘“服务市民，关顾基层” 的本心，其实本身就是草根子弟的她，在内心身处，或许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色。
香港残疾人士权益提倡者罗伟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林郑月娥是参选人中最关心弱势社群的一位。“她不会信口开河答应任何事情”，他曾当面向她提出，希望政府帮助严重伤残人士佩戴呼吸机，三星期后，林郑回复电邮说，政府已经开设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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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月娥七岁那年，母亲千辛万苦，把她送进嘉诺撒小学，迄今，这所教会小学依然雄踞港岛小学排名前十。郑月娥的母亲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却在半个多世纪前重男轻女的岭南文化氛围中，深刻体会到学校教育对于子女成长的意义。
优秀的学校教育与宽容开明的家庭氛围，奠定了郑月娥的人生底色，“三岁定了她的六十”。
二十二岁那年，郑月娥随香港大学代表团第一次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她见到了作家冰心和科学家钱伟长，“他们都是放弃了咋外国优越的生活条件，愿意回国为文教及科研做出贡献的一流学者”，大概是从那时起，郑月娥开始体认到以专业服务社会的淑世情怀。
那个时候，郑月娥的身份，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四年级学生，此前她还专门修习过社会工作系Peter Hodgo教授的社会福利导论课程。
在她的竞选宣传手册里，林郑月娥曾经提及中学七年级时候，看了一部电视剧《北斗星》，深受演员刘松仁饰演的社工感召，希望将来也做一名社工，帮助有需要的人，因此选择了就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师田蓉博士，是林郑月娥的校友，她回想起当年在港岛求学时，每次与各大机构联系，基本都是一封电邮，表明自己是港大社工系学生，很快就能收到回复接受访问。后来田蓉与导师聊起才恍然大悟，香港政界与社会福利界许多精英，都是港大社工系毕业的前辈校友，当然，这也与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机构本身的专业化与服务理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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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香港最早的高等学府，港大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开始为本港训练社工专业人才，1967年设立社会工作系开始本科教育，为香港最早的社工教育机构。1970年代的香港迎来了社会福利发展的黄金十年，也兴起了许多社会运动，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年轻人立志于改变社会贫富差距，推进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有所作为，在那个时代社会工作者宛如“北斗星”，是一代年轻人的理想。
十几年前田蓉曾经访问过的社会福利界杰出女性，多为八十年代前后入读港大社工系，毕业后一直服务于社会福利界至今，林郑月娥是其中的佼佼者。
2000年至2003年间任职社会福利署长，林郑月娥真正实践学生时代引领社会改变的理想的三年。2003年“非典”期间，林郑月娥正在社会福利署长任上。当时，299名港人因“非典”失去生命，有数十名儿童的父亲或母亲，甚或是父母同时因病去世。林郑月娥很难过，便联同好友罗范椒芬、李丽娟、陈冯富珍成立了“护幼教育基金”，3个月内筹得款项8000万元，支持因“非典”失去父或母的儿童，直至他们大学毕业。
在林郑月娥担任香港扶贫委员会主席的这几年，香港“破天荒”地划定贫穷线，将收入在中位数50%以下的家庭住户悉数纳入扶贫范围，将香港贫穷率拉至7年来的最低位。
“理想是人生的太阳”。林郑月娥坚守数十年的从政理念，孕育、植根于香港居民的期待之中，也支撑她坚毅地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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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蓉说她港大读书的那几年，接触到非常多活跃于政界与社会服务领域的杰出女性。
在东闸与时任港大传媒及新闻研究院客座教授的龙应台女士擦肩而过并多次听她讲演；匆匆赶赴K.K.Leung楼参加时任香港律政司长梁爱诗女士的讲座，电梯门即将关上那一刹那冲进去恰好遇见端庄优雅的梁女士；聆听珍古德女士与我们分析她关于黑猩猩的研究以及为环境保护所做出的努力，受教于社会福利领域多位女性领袖，如时任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行政总裁方敏生女士（时任香港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女士堂妹）等等——这些女士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她们的社会关怀。
所有的这些精英，实际上都是今天我们理解的“香港精神”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拼命、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既是香港长盛不衰的力量之源，也是港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博商会秘书长郑林义曾说，纵观香港人口的发展，基本上都是伴随着大陆的战争和灾难，进入的新居民一部分是赤贫的难民，更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大陆各界精英。所以，香港人的精神血液里，既包括清教徒登陆美国的自由主义宣扬，又具有今天中东难民逃离家园的悲情意识，总的来说，他们源自苦难，对自由极其珍视，却又极端刻苦勤勉。
无论霍英东在杂货铺当伙计，还是梁振英在家里帮妈妈做塑料花，再如今日之林郑月娥，所凭借的，不过是凭着一股精神，脚踏实地的付出最大努力，最终铸就自己的传奇。
时至今日，固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香港传奇，但年轻一代，浮躁、投机、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毛病，或许仍旧应该克服与反思。 香港精神的传承，需要用时代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今天香港的一切，重新定位香港的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期待具有社会学视野与社会工作实践的林郑月娥女士，能带领港人，承继香港精神的实质，把它发扬光大吧。
感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田蓉博士提供部分背景材料与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