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凯恩斯主义无法带领资本主义世界走出两次石油危机后的“滞涨”困境(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新自由主义在一片声讨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开始占据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并在1990年经由“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开始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和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的重要工具,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它引领经济全球化将近30年。新自由主义是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它在经济上主张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匹配的唯一能够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实行所谓“宪政民主”,反对集体化的公有制和集权化的社会主义,推崇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在国际战略上追求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主张将整个世界纳入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新自由主义是近30年来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包罗众多学派与思想的,在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等三种体制中都有充分渗透的理论体系。它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三个层面上确定了全球化的基本形态,新自由主义激发了民粹主义左翼与右翼的同时爆发。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政策,这套经济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运行了将近30年,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进而引发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最终结出了恶果。这些恶果除了因缺乏国家有效干预、放松金融监管而导致经济复苏乏力、虚拟经济膨胀之外,最严重者是导致了贫富差距加剧、经济不平等现象越演越烈,普通民众在经济上的被剥夺感空前强烈,经济焦虑成为社会秩序失衡、分化的导火索,惊人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正在撕裂多元化的社会。“占领华尔街”运动让“99%vs1%”这个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意味的口号举世皆知。这个口号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1%的社会顶层成员占有财富之多及其财富增长速度之快远远超过其余99%的社会成员,“全球最贫穷的10%人口,在1988-2011年间,每年收入只增加少于3美元,而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却暴增182倍”。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全国收入的比例已达24%,到2011年,这些最富有的人口控制了全国财富的40%。据乐施会在2017年1月17日发布的题为《99%人口的经济》的报告认为,2016年全球贫富悬殊已达历来最严重的地步,八大富豪身家竟等同于36亿贫穷人口的总财产,占全球总人口一半,而八大富豪中的六位出自美国。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一直在试图寻找造成这种贫富悬殊现象的制度根源。2013年,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回报率始终超过收入增长率,最终必然造成财富集中、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固化,而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的扩张,是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在1930-1975年间稍趋缓和后再度加剧的根本原因。皮凯蒂的基本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富分化加剧”,而具体政策诱因则起自于里根时代的金融化和减税政策。美国在1980年以后大幅削减最高税率和资本收益税率,导致顶层1%的社会成员的财富流动率极低。从结果来看,减税政策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保守主义者主张的通过富人投资或消费来促进就业,使得财富从顶层向下层传递的“滴漏效应”被证明是无效的。左翼民粹主义既是这种现象的应激性反应,也是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的结果,即一方面是市场不断地扩张,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反的,源自社会的、限制市场扩张的倾向。左翼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对财富分配不公、阶级剥削加剧现象的激进主义回应,它以身陷经济焦虑的底层或中下层民众为社会基础,追求平等公正,主张分配正义,它比右翼民粹主义更具变革意识,更有完整的经济主张,如左翼民粹主义反对市场扩张,主张国家干预,支持充分就业、高工资、最低工资保障、限制外国公司、偏好公共部门而非私人部门等政策,其标志性经济主张就是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再分配。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正是引发左翼民粹主义情绪、将阶级政治议题重新推上前台的重要根源。
其次,除在经济上助长财富不平等之外,新自由主义也在传统价值与民族文化方面带来巨大改变,而正是文化价值上的变迁激化了身份政治和其他单一议题政治,使保守的右翼民粹主义得以萌生。事实上,起自于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全球化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应该排除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不应该导向全球经济、政治尤其是文化的一体化。正如西班牙著名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说,“在‘超国家的欧洲’,多样性不应该也不会消失……本质上更为活跃的民族国家观念,要求多样性的积极参与”。但是,欧盟追求的一体化模式与欧洲国家多样性之间事实上形成一种对抗性关系,新自由主义通过“华盛顿共识”向全球推广,鼓吹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它将导致某种统一标准下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建立在自由民主理念之上的文化价值体系,环境保护、性别平等、种族多元、文化包容和边界开放等成为这个时代的进步价值和主流价值。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来说,全球化意味着一种信仰,即自由、多元、宽容、开放将带来更和谐、富足与共享的生活。然而,对于在美国人口结构中比例不断缩小的白人蓝领阶层来说,自由流动、开放多元的社会并没有带来不断提高的生活;对于基督教福音派来说,新移民的涌入使得基督教徒的人数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例开始下降,并且同性婚姻合法化还强烈地冲击了基督教的道德底线和家庭价值观。与他们深有同感的,还有那些年长者、文化水平较低者和缺乏劳动技能者,这些人被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远远地抛下,不仅在经济上与富有阶层存在着阶级分化,而且在文化价值与身份认知上面临巨大的威胁与刺激。在美国,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近年来拉美裔人口增长迅速,白人比例缓慢下降,按目前速度推算,未来数十年内白人人口将减少到50%以下,不再成为美国的“主体民族”。在德国,随着英国“脱欧”连带效应的不断扩大,有45%的人认为欧盟会最终损害德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全球化的失落者与全球化的受益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价值上的冲突甚至道德上的分歧,他们的内心深处会产生对于主流价值、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叛逆情绪,更倾向于支持极端保守的、本土与传统取向的右翼立场。英格尔哈特认为,传统的从经济维度来定位左右意识形态光谱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还必须考虑文化维度上的差异性。当前在欧美,诸如同性恋婚姻、堕胎、移民以及环境保护等非经济议题已经跨越了不同经济地位的各个阶层,造成了新的政治对立。右翼民粹主义建立在身份政治、单一议题政治的基础上,在反欧盟、反自由贸易、反移民等议题上与新自由主义全面对峙,其根源即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鼓励文化多元与宽容的同时,却未能保护好传统价值与民族文化,造成了剧烈的身份危机和在非经济议题上的价值对立。
再次,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民主价值,在政治上建立了一整套代议民主制度,但是,这套政治制度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暴露出严重的缺陷,主流政党面临代表性危机,民众对政治日益疏离、反感,结果便是欧洲激进的左翼政党和保守的右翼政党都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美国则表现为民主、共和两党内分别出现了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分化势力。美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民粹主义运动早已作为代议制政治的反应物,作为对美国两党制政治的挑战,像装饰图案一样贯穿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2016年的美国民粹主义浪潮延续了这一反抗政治的历史。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是自由民主的忠诚信奉者,他将平等权视为政治参与必须拥有的政治资源,但他也承认即使是做得最好的发达民主国家,其公民在政治资源、参与能力和参政机会方面也仍然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他发现“这些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资源、地位和机会,以及知识、信息和认知能力的分配造成的”。很显然,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代议制民主并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就民主政治的初衷而言,代议制民主应以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为己任,但在实际的代议、代表过程中,民意被稀释或被延迟,甚或被扭曲和被操作,所谓公民表决权、公民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等旨在弥补代议制缺憾的直接民主设计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行使。被称为最坚定的新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诺姆·乔姆斯基尖锐地指出,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可笑的,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政治权力和权利而进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为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一书作序的伊利诺伊州大学传播学教授罗伯特·迈克杰尼斯也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真正的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它代表了一个商业力量更强、更富侵略性而且比以前面临更少的有组织的反抗的时代”,因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强势的体制,生成了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副产品——“以愤世嫉俗、遇事漠然为特征的非政治化的民众”。根据《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于2016年10月17日共同发布的民调,仅有54%的年轻选民(18—34岁)对总统大选有兴趣,与八年前的大选相比下降了30%,可以看出,年轻民众对美国选举政治、两党体制的厌烦和对“美式民主”的失望。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所向往的政治制度不能仅仅通过立法手段使之存在就可以让它有效地运转了,它必须“在人民心灵的习惯中赢得一个位置”。换言之,代议政治、两党政治即便是个不错的选择,也必须在民众中产生回响,而不能仅仅成为精英阶层角逐权力的游戏。
代表左翼民粹主义的桑德斯恰恰在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中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年轻选民更在意是否能让华尔街的富有阶层和亿万富翁“交更多的税,有更少的特权”,他们支持关于改革税制,提高富豪税率,改变企业不合比例的巨额分红制度等一系列激进变革。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在美国掀起了一场久违了的左翼社会运动。同时,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右翼民粹主义也同时展开。持极右翼保守主义立场的特朗普在中西部、中老年白人选民中找到“隐藏的”选票,这些没有得到全球化惠顾的选民把他们内心潜藏对白人为主体的“旧美国”的怀恋、对基督教传统价值被侵蚀的担忧,转化为一种反建制派、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本土主义、孤立主义情绪,这场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最终通过选举机制在国家政治层面产生影响。在欧洲,弥漫于英国和欧陆的疑欧情绪与欧盟的民主赤字有密切联系,在政治、经济精英推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不断让渡经济主权,欧盟在经济领域掌握了大量与其政治责任并不匹配的权能,而成员国民众对欧盟的监督与约束十分有限,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激进主义政党席位增加正是欧盟政经体制失衡的结果。这表明,正是在不断扩张却左支右绌的自由民主浪潮中,在新自由主义备受诟病的民主实践中,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者都找到了反抗的理由,也找到了各自的支持者。
民粹主义在其150年的历史中一共出现过四次高潮,这意味着它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有其大致遵循的萌生与发展的路径。历史规律表明,民粹主义浪潮大约是20—30年发生一次高潮,四次浪潮之间有间歇,民粹主义的高涨和低落直接对应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与缓和。21世纪初叶的全球化时代,因财富分配不均引发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导致了左翼民粹主义,因传统文化与价值被改变引发的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造成了民粹主义两极化同时出现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民粹主义终究不会成为一个持久的社会政治现象,纯粹的民粹主义经济策略缺乏成功实践的条件,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而诉诸激情政治或情感维系的民粹动员也很难持久。当失衡、走偏的政治经济得到矫正时,民粹主义浪潮终会消退,但当民众不满再次积聚并爆发时,它又可能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