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国人都对死亡避而不谈。在「好死不如赖活」的民族观念下，死亡的定义是什么？有谁会真正关注死亡？如何才能积极、乐观地正确对待死亡？让我们来听冯叔的说法。
十多年前，我被误诊为癌症——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思考死亡。那时候我就想，要在死之前再欣赏一次世界。于是，我让司机带着我在北京的二环和三环转悠，看着一路的风景，我发现以前很重视的事情都变得「轻」了——最沉重的，还是生命。
生命中不光有欢乐，也会有悲伤，每个人的人生都由不得自己选择——面对死亡，我们无法回避，只能勇敢面对。
我曾看过一本叫《死亡教程》的书，里边提到了许多种对死亡的理解。有一个观点说，如果人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那么死亡也许是一件幸福的事。
在荷兰，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就选择了安乐死，他在吃了药后，和家人朋友们开心地看电视、聊天。最后，他感到了困倦，老伴就搂着他，到沙发上去休息——他就这样平静地去世了。当医生来诊脉的时候，对他家人说：「祝福你们。」
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些死亡思考的练习，因为在一段健康的人生中，死亡教育是一门必不可少的课程——它让我们活得更好、更快乐。
我有个生意做得特别好的朋友，他在下海经商之前，给自己买了一块墓地，将自己过去用过的东西埋起来——埋葬过去的自己，创造新的自我。每当遇到不顺之事，他都会回到这块墓地反省，跟昨天的自己对话。他会在这里整理情绪、思考人生——这里就相当于一个表达情感的栖息地。
另外，国外的特种部队有一种死亡训练，在真枪真刀的实战演练中，他们明知前方的的危险，毅然决然地奔赴战场。只有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才能拥有更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哲学家蒙田曾说过：「预先思考死亡等于提前谋划自由。」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好地活着，活好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充满着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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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徐子苹（湃昂国际执行董事）
／ 个性化的公墓 ／
冯叔：在我印象中，新圣女公墓设计得是比较个性化的。每一个墓园前都安置了一座人像雕塑，比如半黑半白的赫鲁晓夫、保尔·柯察金和叶利钦等。
徐子苹：中国十三陵的设计其实也很有讲究，例如石象生（帝王陵墓前主要供祭仪物之一）神道和方城明楼（明清帝陵坟丘前的城楼式建筑，下为方形城台，上为明楼，楼中立庙谥碑），陵园气势恢宏，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徐子苹：意大利有一座以纪念雕塑著称的斯塔列诺公墓，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游览胜地，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前往参观。他的建筑师卡洛·巴拉维诺花了好几十年才完成了这座公墓。可惜的是，在公墓建成后的 4 个月，巴拉维诺就过世了，被埋在了这座公墓中。另外，还有一位瑞典的国宝级演员葛丽·泰嘉宝也埋葬在此。
冯叔：日本有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叫安藤忠雄，他设计的公墓也很特别——整体的风格都很简洁。
徐子苹：对，而且他运用了很多的现代科技技术，来满足我们对公墓的不同需求。
／ 商业化的灵骨塔 ／
冯叔：我去台湾的时候，发现那里的灵骨塔已经变得非常商业化——与卖房相反，灵骨塔越高越便宜。因为安葬得太高的话，不方便家人拜祭。一般来说，比人高一个头的位置价格是最贵的，为了更好地安葬逝者的骨灰，很多人都会争相购买这个位置。
徐子苹：生者把逝者安排好之后，心里也会有很大的安慰。
／ 生活化的名人故居 ／
冯叔：除了扫墓以外，生者和逝者还有别的沟通方式——林语堂去世后，骨灰就安置在自己故居的院子里。我去台湾时，曾参观过林语堂的故居，那里完全保留了当时的格局。旅客去参观的时候，可以翻阅林语堂生前的书籍，也可以安静地品茶吃饭。
徐子苹：将真实的情境重现在生者眼前，可以让生者和逝者有更亲切的交流体验。
冯叔：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场景特别生活化，生者和逝者没有阴阳两隔的感觉。潘安邦（台湾歌手）的故居也是如此，它的故居有一片墙，一个小孩坐在墙边唱歌——这和他生前的生活情境一模一样。
另外，张雨生的故居也很特别，由于他生前是文工团子弟，他的故居就变成了一座私人博物馆，安放了许多他生前用过的东西。
／ 私人化的沟通空间 ／
冯叔：曾经有一个朋友向我借车，让我和他一起去看看父母。等我见到他父母时，发现他们是不会和人说话的——他的父母在他 10 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那天晚上，他带着手电、扫帚和酒，坐在父母的公墓前，慢慢地扫地。后来，他说想自己一个人呆会儿，和父母说会儿话——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场合，来处理自己的情绪，专注地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徐子苹：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我们会在墓地里面做一些特别的安排，让园林渗透到骨灰安置的区域，打造一种比较安逸的气氛，这样可以让生者在祭拜的时候，有比较好的环境，更舒适地跟逝者对话。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通过光线，加强对公墓地下的空间引导，把它分成各种区域，为逝者提供选择的自由，这也是对逝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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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蛋汤 主编｜寿佳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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