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技术道德化
（Moralizing Technology）
作者：闫宏秀（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 ）
InfoBox：
中文名：将技术道德化
外文名：Moralizing Technology
学科：科学技术伦理学
由来：
当代技术哲学共有面向社会的、面向工程的和应用技术伦理学三条路径。
[1]
其中，前两者来自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应用技术伦理学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则相伴相生，并如影随形。关于具体的技术与技术物的伦理研究成为了技术哲学与伦理学的共同论域。荷兰学派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重镇，关于道德化技术与物性伦理学的研究极具特色，并尝试新的伦理研究。在这种尝试中，“将技术道德化”逐渐成型。
“将技术道德化”源自荷兰哲学家汉斯 •阿特
胡斯(Hans Achterhuis)于1995年所提出的“将装置道德化”(De moralisering van apparaten)。
[2]
彼得•保罗•维贝克
(Peter Paul Verbeek)
受阿特胡斯“主张人类应永久停止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道德化，而开始将技术道德化”
[3]
的启发，推进关于物的道德维度研究。
2005年，《物何为：对技术、行动体和设计的哲学反思》(What Things Do: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一书，以
物在技术文化中的作用、对人类的影响及物应当如何被设计等问题为靶向，从物性技术哲学的视角，展开对人与技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哲学分析，这种将物置于哲学论域中的方式，极具创意，但也遭遇到诸如“对物所产生的物质条件、物设计的社会政治维度和物的应用语境、自由的道德政治理论是如何有助于我们对技术的评价”
[4]
等并未给出系统的说明，其关于物道德的阐述也不系统的质疑。
上述质疑推进了维贝克关于物与道德关系的再次思考，并且也到了“发展一种伦理学的框架来对这种技术道德关联进行概念化的时候了。”
[3]
3
基于此，《将技术道德化：关于物的道德性的理解与设计》(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以
走出主流伦理学二元对立为基础，将道德的边界进行扩展，理解技术的道德意蕴，探究如何处理技术自身的规范意蕴对伦理学理论及实践的影响。
[3]序言1
定义及其实现路径：
将技术道德化
(Moralizing Technology
，又译为道德物化)
①
是对主流伦理学将技术视为沉默的、被动的、缺乏意向性和自由的，将道德行动者仅仅停留在人的一种反思，旨在发展一种“从内部”
的伦理学，将伦理学理解为一种复合行为，并将伦理的反思引入到设计和创新的过程中，使得技术的道德意蕴变成技术发展的一个显性要素，进而“为设计者和政策制定者打开了一个视角，使他们可以将物变得更美好，”
[5]
但其不是对人类行为的高度控制，而是至少
以
三种方式对人类行为进行导引。第一，技术会强迫人们以某种方式行动。如，减速带不可能让司机有快速驾驶的选择；第二，技术会尝试说服用户产生特定行为。如，汽车里的油耗表给出驾驶员省油驾驶的习惯模式；第三，技术能够诱导用户采取某种行为形式。如，曲线和标记等道路设计因素使得驾驶员以既定速度驾驶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
[3]156
因此，调节
(mediation)
是将技术道德化的核心词汇。在技术时代中，道德被技术调节。技术不是中立的媒介，其通过促进塑形人的知觉、行动和体验等来对人类的道德产生明确和积极主动的作用。如减速带、汽车安全带未系好的技术化提醒等。
维贝克将调节理论纳入技术设计伦理。在设计的过程，将技术道德化的步骤为：
[3]120-145
1.设计者在设计技术时，首选决定是以明确的方式将技术道德化，还是在技术达到成熟阶段时，评估设计所暗含的道德作用。
2.如果目的是将技术道德化，那么，就需要进行与价值敏感性设计
(Value sensitive Design，VSD)
相一致的概念设计来明确被设计到技术中的价值与规范。
3.预期调节。在设计语境与使用语境中，设计者可通过道德想象(Moral Imagination，即想象其所设计技术对用户行为的调节)、建构性技术
评估(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即将技术
设计过程中所有相关利益群体的需求信息反馈到设计环节)和脚本方法
(Scenario Method，即利用
虚拟现实环境进行模拟)等方法将技术道德化。
4.相关调节的道德评估。采取所有参与者都介入的视角，用相关者利益分析法来对设计进行道德评估。
5.基于上述道德评估，决定如何设计。道德化的方法有道德铭
刻(Moral Inscription
)和价值敏感性设计。
对将技术道德化的质疑：
基于技术负载道德以及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调节作用是将技术道德化得以成立的重要理论基础。其中，技术负载道德意味着道德可以通过技术的方式进行表征；技术的调节作用意味着技术可以具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功能。也正是基于上述两条，关于技术物是否具有道德地位的争议，如温度计、空调作为技术物不能被视为道德主体；将技术道德化是否会带来物是人非的担忧，如人的道德地位逐渐下降，物开始拥有至高的道德属性；将技术道德化是否会带来技术殖民、价值观齐一化，将技术道德化是否对美德伦理学构成挑战等的反思也逐渐出现，关于技术以及技术物“如何以及何时进入道德领域”
[6]
的质疑更是直接指向了将技术道德化的不完备性。
事实上，当将技术道德化以一条非人本主义的路径重新发现人与技术物的辩证关系时，就已经以调节理论展开了将传统人文主义以“人”为基点对人类内在精神世界的捍卫， 与当代技术主义以“技术”为基点对技术发展的欢呼或绝望两种思想的协调。这种协调就是在力图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进行有效融合，期望以一种复合路径重新审视技术伦理，进而在技术与人的关联中探寻美好生活的伦理学。然而，在人类社会高度数据化与智能化的当下，技术以及技术物如何、何时以及融合到何种程度是将道德技术化必须予以澄清的问题。
将技术道德化主要是从技术设计的视角来展开，因此，从技术设计的角度来看，这种澄清至少包括1）设计者对伦理道德的认知；2）将何种价值观植入、嵌入或者融入技术之中；3）对技术设计进行道德评估的伦理基准是什么？
未来展望：
在技术逐渐智能化与人类深度技术化的情境中，人机交互成为了人类生存的必然形式，技术的准（拟）主体性、互为操作性、不透明性、人机的深度交互性使得将技术道德化备受关注。诸如算法推荐、自动驾驶等智能技术以一种高度亲密且无处不在的“隐形”方式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
此时，在承认设计者以将道德理念进行植入、嵌入或者融入进行了将技术道德化的同时，更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者的道德立场或道德观念也可通过技术使用而实现将技术道德化。这意味者伦理问题会在交互中生成与涌现，那么，这两种将技术道德化的实践行为该如何理解呢？该如何理解在二者交互中的涌现性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在何处出现以及如何预防？将技术道德化关于“人工物作为道德主体”“道德嵌入人工物”“道德调节”等观点恰恰可为数智时代的伦理问题讨论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特别是面对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融合，将技术道德化在将道德主体进行拓宽的同时，并不是削弱人的道德责任，恰恰相反是扩展了人承担道德责任的途径和范围，呼唤以负责任的方式研发技术与使用技术，要求设计者与使用者应以彼此成就的方式将技术道德化，这种方式对双方的美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未来，当人类期望将技术道德化带来美好生活时，需要在宏观的伦理共识基础上展开一个全过程、全范围的伦理培养，更需要从微观的层面，注重技术对人类社会道德调节的着力点、发生场，践行技术为善。
①
道德物化体现了伦理学关于非人，即物的关注，并以一种偏向名词的方式呈现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融合；将技术道德化以直译的方式凸显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动态关联。基于维贝克关于做(doing)伦理学的强调，此次采用将技术道德化，体现伦理道德在技术全生命周期中的意蕴。
[1] 菲利普·布瑞, 闫宏秀. 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3, 32(04):9-17.
[2] Achterhuis H. De moralisering van de apparaten[J]. Socialisme en Democratie, 1995, 52 (1): 3–12.
[3] 彼得·保罗·维贝克. 将技术道德化: 理解与设计物的道德[M]. 闫宏秀, 杨庆峰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序言2.
[4] Kaplan D M. What Things Still Don't Do[J]. Human Studies, 2009, 32(2): 229-240.
[5] Verbeek P. Let's Make Things Better: A Reply to My Readers[J]. Human Studies, 2009, 32(2): 251-261.
[6] Selinger E, Ihde D, Van De Poel I, Peterson M, Verbeek P P. Erratum to Book Symposium on Peter Paul Verbeek's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J].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12, 25(4): 60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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