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大冒险》剧照
这两年，袭击中国人的事情时有发生。但他们除了互相提醒要注意安全，外出尽量结伴之外，也并无特别好的应对办法。
前言：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海外拓荒者的故事。
在正蓬勃发展的对外经济宏大背景中，千千万万个与林老板类似的遭遇，绘制成了中国海外经济版图的另一片底色。
奥马尔盯上林老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身材瘦小的中国女人每天像台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地忙忙碌碌。她的店差不多是整个康市“王府井”最早开门、最晚打烊的商户。
每周五，是穆斯林集体做礼拜的日子，整条商业街上只有寥寥的几家商店营业，但林老板的店肯定是其中之一。
后来，当奥马尔看到林老板挎着鼓鼓囊囊的包从他面前匆匆走过时，旁边的朋友还对他耳语道，“这个中国娘们儿有钱，看到没？那包里装的全是钱！”
林老板的店就开在康市老城区的中心地带的商业街上，在康的中国人经常把这条街戏称为 “王府井”。
店里主营从国内进口的面料、成衣和女包，大多属于低端的地摊货。这也不奇怪，在北非，即便是像康市这样的大城市，居民购买力依旧有限。
林老板是一个个子矮小的福建女人，她曾说，自己连小学都没毕业，十来年前便和丈夫从中国到这里打拼。很难想象，一个刚会写自己名字，一句外语不会说的农村女人是如何开始在异国闯荡并扎下根来的。
但和从中国每年撒向世界成千上万的草根商人一样，林老板有着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从街边摆小摊开始，尝试售卖从中国夹带过来的小物件。十多年前的这里，内战刚结束不久，市场上物资奇缺，林老板的小商品很受欢迎，常常一上市就销售一空。
尝到甜头的林氏夫妇开始逐渐扩大规模和经营范围，并在前两年前盘下了这家小店。现在丈夫在首都阿市又开了一家店，把儿子也接过来照应，林老板便一个人留在康市。
在康打工的很多中国人都认识林老板，但并不是因为她售卖的东西有多好，而是因为她暗地经营着另一种生意——黑市换汇。
长期以来，人民币兑换当地币的黑市汇率，都要比官方汇率要高出不少。忍受不了工地食堂日复一日的清汤寡水，很多在康务工的中国人会从市场上买些肉食打打牙祭，便经常结伴到林老板那里用人民币兑换当地币。
我当然也是其中一员。
第一次到她店里的时候，林老板正窸窸窣窣地在店里的后间理货，问明我的来意后，才如土拨鼠一般，从如山的货堆中钻出来。
“现在是怎么换的？”我问。
“1：24。”
“这么低啊，别人都1：25了。”我作势要走，林老板赶紧出来拉住我的手。
“你要换多少？转账还是现金？转账可以高点。”
“转账，换1000。”
“好啦，就给你1：24.5，你就当可怜一下老大姐啦，现在生意都不赚钱的。”
换完钱，林老板还给了我她的联系方式。这是一张极简主义的“名片”——用A4纸裁下来一叠纸片中的一张，正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林xx 换第纳尔”，反面写着国内转账的银行账户和联系电话，风格堪称清奇。
来康市的两年时间里，我经常看到林老板拿着换好的外币到营地来给中国工人送钱，有时也会停留一阵，操着她那口标准闽式普通话和大家聊聊天，工人们时常会跟她开几个荤段子的玩笑，她倒也不羞不恼。
丈夫和儿子都不在，林老板自己在外面自己租房子住。好几次，我看到林老板在店铺打烊后，步履匆匆朝住处赶。
在街边人家渐次而起的灯火中，林老板的身影倒显得有几分落寞。
“王府井”常年商肆林立、行人如织，林老板店里的顾客自然是络绎不绝。
在盯上林老板后不久，奥马尔专门去了一趟店里。他假装逛了一圈，一眼就瞥到柜台里那个塞满零钞的抽屉，还有那个隐藏在后间一角的保险柜。
奥马尔今年28岁，这个身高欣长的青年原本毕业于本地一所大学的信息科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也不奇怪，在这个国家，18至25岁的年轻人30%都没有工作，毕业即失业实属常态。
蹉跎了半年后，奥马尔只好到一家电脑商店当起了帮工，每月微薄的收入甚至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半年后，电脑商店却因经营不善倒闭了，奥马尔又陷入了完全没有收入的窘境。
后来，他又陆续做过餐馆服务生、球场检票员，但没几个月就又逃回了家。那时候，相恋多年的女友也离开了他。奥马尔每天浑浑噩噩地窝在家里看电视，或无所事事地蹲在街边咖啡馆，打发一个又一个无聊的下午。
在朋友的怂恿下，奥马尔抽上了大麻，很快深陷其中。只有当虚幻的快感涌上来的时候，他才能暂时逃离如蛛网般的压抑生活。但快感很快退去，奥马尔又不断跌落。
父母本就属于贫民，周围的人知道他吸毒，对他避之不及，小偷小摸得来的钱，更是无法满足日益增大的开销。
奥马尔心一横，决定干票大的。
2017年7月26号，天气很热，空气仿佛一点就着。
警察找到我的时候，已是下班时间。在工地跑了一整天，我又累又渴，满脑子只想赶快回到营地吃个冰西瓜解解乏。正准备往回走，警察跟着保安找到我，他一脸严肃地对我说，有个中国人被捅了几刀，正在医院抢救，想让我去做个翻译。
“谁被杀了？”
“一个中国女人。”
“哪个中国女人？”
“就是旁边商业街做生意的那个中国女人。”
警车拉着刺耳的警笛，载着我奔向本市的最大的一家医院。推开急诊科的门，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看到警察和我进来，护士们赶快让开一条路。躺在床上的中国女人满身都是血，脸上也挨了刀，皮肉已经翻起来。医生正在对伤口进行缝合。由于经费短缺，当地的公立医院一般在处理伤口时都不打麻药。躺在床上的中国女人因为剧痛发出一声声骇人的惨叫。
我认识她，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直面这么血腥的场景。我赶忙转身走出病房，好一阵子才缓过劲来。
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旁边还有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中国女人，让她进去，她只敢用手遮住半边脸，一步一步地朝病床边挪过去，刚靠近，却又飞快地抽脚退出来。警察跟了出来，把我叫过去，让我帮忙翻译，问了她几个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你和受害者是什么关系？”
“我叫陈琪, 和她是老乡，也在这边做生意。”
“你是怎么知道她受伤的？”
“她老公打电话告诉我的，让我先照应一下，他正在朝这边赶。”
“你能问一下受害人，大致描述一下犯罪经过和罪犯的相貌特征吗？”
隔着几米远，陈姐用福建话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病床上的伤者，却只听到病床上传来的又一声惨叫。
事发现场的商业街没有一个室外摄像头，林老板的店里也没有装监控。警方试图让林老板回忆一些犯罪现场的片段，好让他们拼凑出一些有关歹徒的大致轮廓。可是受害人虽然尚未失去意识，极度的虚弱让她说不出任何话。
最终，警察只能放弃询问。
第二天上班，阿籍秘书才进来告诉我，林老板的伤情已经稳定，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她的伤势严重，距离完全康复漫漫无期。他的丈夫也终于赶到医院了，准备把林老板送到首都进一步治疗。
等下午我外出办事，再一次路过林老板的店时，门口的铁栅栏已经锁上了。
△事发第二天，涉事商店已经大门紧锁，但仍有便衣值守 作者供图
很快，警察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作案的凶器。
“那把刀就丢在现场，上面有他的指纹。”再次见到警察时，他告诉我。
血案发生的时候，是下午四五点钟。当时整个商业街的行人不多，奥马尔在店门口逡巡几圈后，确认店中已无顾客，便装模作样地进去假装看了几件衣服后，绕到正在盘存的林老板身后，猛地捂住她的口鼻，同时亮出一把一尺多长的刀，示意她把所有的营业款都交出来。
但是他明显低估了这个看似柔弱的东方女人。几乎是被抵在墙半空的林老板，开始死命踢打面前这个高出自己许多的陌生男人。
奥马尔懵了，他想放弃，但是他知道，万一放开对方，喊叫引来行人的后果是什么。慌乱之下，他拿刀向面前的女人猛砍下去。林老板甚至还未来得及发出一声呼救，就倒下了。
当一个无意走进店里的顾客发现林老板时，她早已经伏在地上，没了挣扎的力气，只有身下的血汩汩流出。
“那他会被怎么判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估计会这样——”，警察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随即又恢复了平日里玩世不恭的样子，哈哈地笑起来了。
当晚，我和林老板的儿子发了语音信息。对方在电话里似乎很平静，像是已经料到了这个结局。
“你母亲恢复得怎么样了？”我问。
“现在已经好一些了，她在中国医疗队那里，现在已经可以喝一些稀的东西了。”
中国在很多非洲国家的主要城市都派驻有医疗队，一般由各省市对口支援。在这里的中国人遇上疑难杂症也喜欢找中国医疗队，医术相对较好，沟通也方便。
“如果这个案件开庭，你们会出庭吗？”我又问。
“我爸爸过几天去康市，他会处理这个事。”
“出了这个事后，你们还会不会在这边做生意？”我追问。
长久的沉默后，他回了信息：这个不好说。
后来，我又遇到了陈琪。她热情地把我迎进她的店里，脸上早已不见上次在医院碰见时的惊恐不安。
康市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老城区的三面围绕着大峡谷。在城市的西侧有一座法国殖民时期修建的铁质吊桥，在公路开通之前，是过去一个多世纪连接康市与外界的主要道路。站在吊桥向下俯瞰，河水在一百多米的峡谷底部奔腾咆哮，乌鸦在如刀削的峭壁间盘亘翱翔，景色目眩壮美。
陈琪的店就开在吊桥景区的市场边上，也是游客必去的地方。店面不大，售卖的东西和林老板的别无二样。区别在于陈姐的店商品摆放更有序，可能是因为陈姐两口子都在这边，陈姐的丈夫负责进货，她有更多的时间整理货物。
陈琪和林老板都来自福州一个地级市的镇上，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贫瘠，那里的人在近代以来一直都有“闯海”的传统。到海外谋生人的足迹遍布全世界，既有欧美发达国家，也有如阿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
和林老板一样，陈琪在这边也十年有余，夫妻两人把孩子放在国内，托给老人照顾，一年才回一次家，如同一对身在异国的候鸟。
陈琪的丈夫告诉我，目前在康市的中国商店，除了他们和林老板的以外，大概还有三四家。但后者主要面向在康务工的中国人，卖一些副食品和酒类。
康市属于穆斯林国家，禁止普通民众饮酒，再加上想逃税，这些商店都没有办理正式的营业执照。他们往往在较偏僻的居民区租一间民房，平日里深居简出，从不与周边的居民有过多来往。有中国人慕名过来的时候，他们会把门打开一条缝，问明来意才放人进来。客人前脚刚走，身后的铁门便哗啦一声关上，整个过程有如谍战剧。
康市的中国商户间有个微信群，平日大家常在群里通报当地安全局势和政策变动，分享市场信息，可关于林老板，大家却并没多言。
这两年，经济变得不景气，随之而来社会治安也有恶化趋势，袭击中国人的事情时有发生。但他们除了互相提醒要注意安全，外出尽量结伴之外，也并无特别好的应对办法。
自身经营不合规，如果又没有合法的居留身份，有时候即使遭遇了抢劫，也往往选择忍气吞声而不是报案。因为一旦暴露，不仅自己可能会被遣送回国，多年积累的资本也会一夕间化为乌有。
“出了这个事后，你有没有考虑回国内发展？”我小心翼翼地问。
“出来十多年了，国内的人脉都断了，再说这边的工作生活节奏慢，国内的发展那么快，我们不一定能跟得上。老家可能真的回不去了。”陈琪的丈夫看着门外，目光一下子变得有些暗淡。
两天后，我回了国。
在机场，我照例又遇到了很多扛着大包小包的中国小商人。他们跨越7个时区，来到这个与中国相隔1万多公里的陌生国度。很容易看得出来，其中一些人是第一次出国，好奇的目光一直不断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不知怎么，我又想起了林老板，在这个酷热难耐的八月，她肯定身心都正备受煎熬。
而她离开后的“王府井”，依然车水马龙，当地的足球队赢了一场很重要的赛事，不断有年轻人把头从车里探出来，挥舞着队旗和国旗，呐喊着呼啸而过。
一切又恢复了喧闹嘈杂，正如它在过去大部分时间一样。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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