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或老化的身体，很多感受一言难尽，因为病人可能正困惑于不明所以的处境，也可能难以启齿内在的忧心。病人在跨越身心的边界时，能靠什么摆渡以顺利超越现况、朝向安顿之境？我想，除了良好的治疗，以及病人自己的身心探索与活在当下的修行功夫外，亲友的同理心、照护和言行反应，也是下坠之人能否被接住、顺利摆渡过关的重要因素。
当我陷入化疗副作用和孤立无聊导致的身心变化时，母亲也正陷入脑部退化的风暴之中。半年的治疗期间，医嘱尽量回避亲友探视，以预防感染。母亲虽常跟我通电话，但只能等待我的白细胞数回升且哥有空时再带她来看我。虽然我们对各自病程的认识和投降的时间点不同，却同样经历过身心下坠的慌张。亲友面对我们的改变而有的困惑和不适反应，也颇为相似。
我接受治疗约三个月后，母亲从担心和挂念我，变成只有挂念，到主要剩下为何我都不回家的疑问。她逐渐忘记我生病了。我偶然发现母亲遗忘此事，感到难得的欣慰，从此在她面前绝口不提。
我以为，遗忘不好的事就等于放下。但是，仍有清晰逻辑认知的母亲，不见得这么想。
有回聊天，母亲提到一些她记不清楚的不愉快往事，我说：“这些事忘记了，不就轻松了吗？就不用再想了啊。”
母亲偏头瞅我：“怎么会轻松？”我又问：“那是什么感觉呢？”
母亲低下头，似乎认真用力地在思索：“觉得很……懊恼，想不起来，很懊恼。”母亲用加强语气说了“懊恼”两次。
我有点讶异，这是非口语的正式用词，母亲的表达能力仍然非常精准。
母亲和我的对话让我明白，没有完全遗忘的记忆，仍是记忆。记忆破碎的状况勾引出自我认同的焦虑与懊恼，哪怕是不愉快的记忆，都不想失去。母亲想要拾回的，不一定是记忆本身，更是记忆的能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母亲经常清晰具体地描述自己的脑雾状态，她能认知并表达细微的变化。有一天，我牵着母亲的手散步，她突然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
其实，母亲走路并没有摇晃，但那是她身体内在的真实感受。我在治疗后期，偶尔也有那种身体内在非常脆弱，像是随时想坐下的感觉，但是外人完全看不出来，甚至可能以为是病人的幻想。
那不是错觉，是真实的感受，病人正在辨识体内的信息，并努力稳住自己。
母亲经历的病识感，是种觉察自己正在下坠的失控感受，尽管速度不一定很快，方向却很明确。我感同身受。
治疗期间，我的病识感也很明显。在一般的社会认知里，化疗就像是把“毒药”打进身体里，癌细胞杀死了，无数的好细胞也阵亡牺牲，化疗就是一种必要之恶。我的病识感，主要源自化疗的副作用，而非已受药物控制的疾病本身带来的伤害，所以，我相信自己渡过化疗的难关后将得以康复。然而，尽管有此信心，我都免不了陷入低潮。快速老化愈逼近，失智症病况愈明显的母亲又如何能有信心，如何能安置自己的不安？
***
重症罩顶，不论治疗与康复，或祈求改善，都是一段漫长之旅，充满了酸苦、喜乐、不安与盼望。经常，病人处于莫名未知的跌宕起伏之中。身体情况退步时，心情也可能坠落得很快；身体情况稍好时，心情也可能宛如拨云见日般瞬间开朗。然而，通常旁人理解疾病与病人的脚步，少见能同步跟上。
常见的是，亲友可能在不明所以、不知所措或无话可说时，单调重复地要病人“勇敢”“振作”“加油”“开心点”“好起来”“不会有事的”。仿佛表现“正常”“开心”的关键在于主观意识，宛如病人的忧心与身体感受只是不必要的错觉，宛若回避讨论病人的恐惧，真实的危机就可以被压抑褪去。
常常，这样的言辞尽管善意，却多源于误解，成为不经意的伤害，甚至可能让病人产生不被理解的被遗弃感。此时，如果病人无法找到安顿自己身心的方法，不利的外在环境，以及缺乏理解及同理心的旁人言行，可能会加重病人的下坠感。
病人最需要的并不是勇气，而是活在当下的领悟与示弱的美德。向生命示弱、向身体的需求示弱、向愿意倾听协助的照护者示弱，才能放下忧虑负担，安顿虚弱的身心，集外界所有协助之力、之气于一身以感受支持，而不是刻意表现坚强。
愿意接受治疗就是一捧求生的勇气了，无须更多的宣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治疗开始后的我，偶尔在亲友的眼里可能判若两人，我想，很多重症病人或失智症初期患者都可能让身旁亲友有此感觉。得了重病，病人的认知、眼光、身体感、与周遭的关系，可能会被迫快速改变，直觉性地自救于恐惧和危机之中，想弄清楚为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该怎么办？言行举止习惯等日常生活选择，也可能随着这些自问自答而不停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