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卓越，亲历变化：回顾光华高水平博士培养之路

大约是在2002年秋天，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向国内各大商学院院长发出亲笔信，亲自推介光华IPHD项目，诚挚地希望兄弟院校推荐优秀学生加入，这是最初的缘起，如同厉以宁教授本人的风格，真诚而低调。 接下来，无非是在北京和上海的几所高校张贴该项目招生的海报，除此之外，这个项目很少做宣传。它就这样悄悄萌芽、开花、结果了。

▲ 张志学教授、厉以宁教授在光华管理学院2号楼前

近些年，人们总是在不经意间注意到这个项目出来的学生。2016年2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本土经管博士缘何屡获海外教职”的署名文章，报道光华毕业的博士生赴海外大学任教几乎成为常态，其中特别提及了光华全英文授课的IPHD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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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距离光华IPHD项目迎来首批毕业生已经整整十年了。 十年来，光华IPHD项目始终以美国主流管理学博士生项目的标准培养学生，使得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成为同学们的坚定志向，也使得他们习得了成为优秀学者的素养，而这些，远比文凭和学位本身重要得多： 让具有良好学术潜质的学生找到终生志向并为之孜孜不倦，这正是这个时代的高等教育需要强化的精神。

光华管理学院为什么要开创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如何运作的？项目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在此首先分享一下自己对世界顶级商学院教育方式的理解，以及我所见证的光华IPHD项目创办的历程 。

1998年10月， 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 唐纳德·雅各布（Donald  Jacobs） 率团访问光华，两院共同签署了MBA教育合作项目协议，此举后来被誉为“完成了美国顶级商学院与亚洲一流商学院之间的一次跨越海洋的握手”。此后，凯洛格与光华的合作不断加强，开展各类学术交流和项目合作，1998—2003年间，光华有三十余位教师曾到凯洛格访问交流。

▲ 1998年，雅各布院长访问光华，厉以宁院长与其签署合作协议

得益于光华与凯洛格的合作计划，我非常幸运地被学院选派，于2001年9月至2002年3月在凯洛格商学院访问。这期间我经历了秋季和冬季两个完整的短学期，每学期都选了两门MBA课程和两门博士课程。 通过体验凯洛格商学院针对MBA学生和博士生的训练，我从中体会到一流商学院的教学和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

2001年9月中旬秋季学期开始，我选修了Jeanne Brett教授针对MBA学生的谈判课程 ，课上包括我在内共有30名学员，来自美国、欧洲、亚洲和南美不同地区。每次谈判课都从真刀真枪的模拟谈判开始，有一对一、二对二、多对多等不同形式的谈判。学生完成谈判后，将达成的协议张贴在教室四周的墙上，在Jeanne的引导下分享自己在谈判过程中的行为、策略和感受。针对学生的发言，Jeanne提供相应的研究结果和发现，其中多数研究都是出自她本人，而且很多是出自她已经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过的论文。

在2002年1月初开始的春季学期上，我选修了Keith Murnighan教授为MBA开设的谈判课程。 与Jeanne注重分析谈判情境中的行为过程不同，Keith则是从博弈论和行为决策的视角分析谈判策略。他从最初的博弈游戏逐渐过渡到多事项谈判。在总结课程时，Keith让学生汇报本学期从这门课上学到的谈判技巧帮自己赚了多少钱，有个学生居然说赚了12万美金！不过，这还不算最多的，据说曾有学生称这门谈判课帮自己赚了300万美金。 教学与实践如此紧密地结合，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商学院的教育，难道不理当如此吗？

Jeanne和Keith两位教授的MBA课堂，完全不是简单地讲授管理常识，而是淋漓尽致地启迪学生开阔思维，同时又基于学术研究将学员的课堂讨论即时归纳出理论当场奉还给学生，而精妙设计的课堂活动使得学生联想起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这才是国际一流的商学院教学模式，它令学生真正懂得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和深刻意义所在。

▲ 西北大学 凯洛格商学院

凯洛格的博士生研讨课同样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启迪。 一些人认为研究和教学是相互冲突的，然而，在凯洛格商学院，我看到二者是协同的。 我将其成功总结为如下的闭环系统：国际一流的教授队伍，吸引到聪明好学的博士生，高水平的博士生研讨课程又促进了师生之间的合作研究，而教授的研究往往源于实践中的问题，从而使得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能够引发学生的共鸣。在凯洛格商学院，从事行为科学研究的教授队伍可谓群星璀璨，他们既从事严谨的实验室研究，又与现实商业世界紧密联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研究的严谨性与现实的关联性并举，这又使得他们吸引到更好的教授和博士生加入，学术上不断推陈出新，使得学院的教学项目也更加卓越。

访问凯洛格商学院期间的另外一件事情也让我深有感触。 2002年2月底3月初，我应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系彭凯平教授的邀请赴伯克利访问。其时恰逢他们心理学系举行博士生开放日，邀请那些已在面试中被教授们选中且有意来伯克利攻读博士的学生前来参观。候选人来访期间，除了聆听系里的教授介绍学术发展之外，还会与教授以及往届高年级的博士生见面，获得更为真实的感受。这些即将攻读博士的年轻人，通过入学前的校园访问，能够精准地了解自己是否适合该所大学。这并不是个案，这样的良苦用心在国际顶级博士项目中普遍存在。

变化：光华创办IPHD项目

仅有感受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所在的光华管理学院在感受到差距后，动真格地奋起直追了。其实，当时的光华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都保持着全方位的进步，学术水平的持续提高支撑着这种全方位的改变。光华IPHD项目，就诞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光华IPHD项目的创办者是徐淑英教授，这位学术界杰出的华人女性，出生于中国上海，幼年时移居中国香港，后赴美留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先后在美国的几所大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1995年，她回到中国香港，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的创始主任。一路走来，她的学术成就在国际管理学界享有盛誉。

2000年9月，在时任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的邀请下，徐淑英教授来到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为光华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开设管理研究方法课程。从2002年开始，徐老师作为特聘教授每年定期到访光华，并给硕士生和博士生们上课。她工作非常投入，从早到晚都不离开办公室。2003年北京爆发“非典”，光华一度停课，当时接受邀请来光华任教的海外教授纷纷写信推迟一年到访，而徐老师为了完成预先安排好的课程，如期在5月底来到光华，直到7月初完成全部教学任务后才离开北京。

2002年3月17日，我在结束凯洛格为期半年的访问后回到北京，第二天下午就到光华向徐老师汇报我的巨大收获和受到的冲击。我告诉她，自己感到凯洛格商学院不仅仅有世界一流的MBA和EMBA项目，印象更深的还是那里极高水平的博士生项目。相比之下，国内的博士生项目训练强度太小，博士生没有阅读精选出来的经典文献，课堂上还像中学生那样被动地听课，缺乏师生互动和研讨。此外，博士生的待遇太低。由于缺乏高水平的训练，学生在学术动力和能力上都有很大的欠缺，就这样熬完博士三年，有些人毕业之后就去政府机关或者企业工作（尽管他们或许也曾坚定地怀有学术抱负）。

一周之后，当我再见到徐老师时，她竟然说准备向学院申请经费做一个国际标准的管理学博士项目！ 我不由得又惊又喜。 到了4月上旬，徐老师发给我一份她用英文起草的国际博士生项目（International Ph.D. Program）的建议书，提出按照国际标准培养博士生，还特别提到要给这个项目中的博士生提供比当时普通博士生高得多的补贴，以便他们安心读书和做研究。 这样一个争分夺秒制订出来的方案，受到院方的高度重视，我会永远记住那一天：2002年4月19日下午，光华管理学院召开教员大会，会上正式宣布将实施国际博士生项目，设立组织管理、战略管理和市场营销三个方向。 5月13日上午，徐老师召集张维迎、涂平、武常岐等多名资深教授讨论国际博士生项目的具体课程设置，张维迎教授邀请她担任该项目的主任，而徐老师则当场指定我作为她的助理。

根据项目规划，该项目实施全英文授课，并提供比普通博士生高得多的待遇，光华在组织管理、战略管理和市场营销三个专业方向上从此实施普通博士和国际博士双轨制。为了不与普通博士生项目发生冲突，光华还明确规定国际博士生项目不占普通博士生项目的名额，这在当时是颇有远见的。这里简单介绍一下IPHD项目的设计。

● 学生入学后的前两年需要完成相关课程的学习，刚一入学，就会有一到两位教员担任他们的研究导师，帮助他们从一开始就学习如何开展实证研究。

● 第一、第二学年结束时，学生必须要完成一篇学年论文，所有人带着论文参加一个论文展示比赛（poster competition），将论文贴在展板上。多位教员听取学生介绍自己的论文，并给予评价和反馈。

● 完成两年的课程学习之后，学生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综合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通过综合考试之后成为博士候选人。

7月1日下午，Keith Murnighan教授来光华给EMBA学员授课，晚上偕夫人出席了徐淑英教授主持的工作晚宴，席间大家均认为国际博士生项目对于光华将来培养学界精英至关重要。 在那次晚宴中，大家一致建议将项目名称简称为IPHD。 Keith答应将来给这个项目的学生上课，两年后他的确又来学院给IPHD项目的学生做讲座了。

对于IPHD项目这样一个新鲜事物，光华的领导们非常支持。时任院长厉以宁教授特别关注到这个项目的学制。另外，学生入学考试时究竟参加硕士还是博士考试呢？我去求助 时任副院长并主管本硕博项目的 朱善利教授和负责硕博项目的教务人员，最终学院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商议后决定实施双轨制，即本科起点的申请人参加硕士入学考试，硕士起点的申请人参加博士考试，录取后都以博士生的名义培养。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学制三年，这些学生可延长一年。本科生起点进来的学生属于硕博连读，学制则是五年。经过这番细致的人性化和学术规范处理，使得项目既符合北京大学的规定，又体现了国际博士生项目的要求。今天回过头来看，北京大学相关领导和同事、光华的领导们、行政系统的同事们以及参与的学生们给予了极其慷慨而高效的支持。 大家都怀着美好的愿望和激情，希望学院培养出学术卓越的学生，扩大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潜在候选人了解该项目，我们还仿照我在前面提及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系的开放日，于11月29日在光华举行了首次招生信息发布会。我介绍了IPHD项目的由来、目标、课程设计、教授阵容以及报考程序等，有一批学生当场表示了强烈兴趣。

自2003年3月开始，我们陆续面试了IPHD项目的申请人。 我们当时要求学生英文很好，有TOEFL或者GRE成绩者优先。在选择学生时，我们特别注重考查学生对于研究的兴趣以及从事研究的潜力。我们给学生提供一篇顶级期刊上的论文，让他们单独阅读一个小时，之后至少两位教员用英文与其讨论这篇论文，顺便了解这个学生过去的学习情况、未来的打算等，之后对其进行评估，尤其看重候选人的学术动机和学术志向。 到了2003年5月下旬，北京仍是“非典”肆虐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完成了第一届学生的录取工作。

2003年9月8日上午9：00，IPHD项目开学典礼举行 ，张维迎教授和前来光华访问的彭凯平教授等纷纷致辞，欢迎首届的七名学生（其中六名是本科起点，一名是硕士起点）。他们入学之后，就开始接受类似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导师制不同，IPHD项目采取指导委员会制度，鼓励博士生不同学期或学年接受不同教授的指导。尤其重要的是，参与IPHD项目的教授，并非局限于传统的“博士生导师”，而是尽可能让学术研究表现活跃的中青年教师参与到培养过程中来。

2003年秋季，徐老师离开香港科技大学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我们经常通过电话就IPHD项目的进展进行沟通。开学后第一周我开始给同学们讲授“管理研究方法”，课程是全英文的，互动性很强，对于教员和学生都是一种挑战。为了确保教学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准备课程所花的时间比中文课多了不止一倍，而且会在课后听取助教的反馈和建议。我清楚地记得，课程开始刚刚三周，由于采用英文讲授，每周学生们仅这门课上需要阅读的文章和经典的方法论作品就至少上百页，他们感到课程太难，个个情绪低落，有些学生甚至写信希望老师用中文授课。为此，我专门召集学生们见面，教他们如何尽快地阅读一篇论文，如何把握论文的主要论点。我还专门挑出两篇论文作为示范，引导他们如何快速阅读。沟通的效果立竿见影，学生们很快就能够轻松地阅读英文论文，并抓住文章的要点了。随后的课上，大家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文献的讨论，课堂氛围迅速热烈起来。此外，我每隔两三周就用中文做一次集中辅导，有时还召集学生一起吃午餐，了解他们学习的进展和困难。

徐老师始终与我保持电话沟通，传授英文教学经验。她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创办人，更是最给力的哺育者。 她虽然身在海外，却一直在为IPHD项目工作，包括思考并解决项目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联络并说服海外教授到光华给IPHD项目授课，等等。 在徐老师的建议和光华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海外知名学者先后来光华给IPHD项目授课 ，包括陈昭全、陈晓萍、王晓田、赵志裕、康萤仪、罗胜强、谭劲松、邹绍明、陈宇新、Marilynn Brewer、Jay Barney、Jeffery Reuer、Peter Golde等，前来做讲座的海外教授就更多了。徐老师一旦回到光华，就会第一时间召集学生和教员见面，听取师生对于项目的反馈和意见。有时她会到某个教员的课堂上，听取学生个人或者小组报告研究计划，并现场进行评论或者提出建议。

学生接受了高强度的专业训练后，也开始参与国际交流。 从2006年开始，得益于光华启动的博士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IPHD项目的学生开始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现场宣讲论文和做报告。此后，学院进一步支持这些学生到国外访问学习一年，这些学生通过与国际知名教授的合作，完成了高质量的研究，他们得到的训练及其素养获得海外合作教授的高度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