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上）

40年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瞬间，但1978到2018年古老中国的现代崛起，却创造了人类发展的伟大奇迹，演绎了人类进步的精彩传奇。中国崛起即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发生在城市里，集中体现为中国城市崛起。“远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城市崛起透视中国40年奇迹，也许更具多样而关键价值和意义。

人类始终需要也在孜孜追求理想的生息空间。城市不仅是人类的需求，而且是人类伟大创造，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时代标志，而且是人类进步的力量源泉。城市不仅为人类提供美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还在于：她始终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灵光，汇聚人类的知识、科技和思想，激发人类的进取心、想象力、创造力。她以难以置信的力量改造自然与社会，让世界加速发展和变化。但城市始终“以人为本”，人类按照自身需求和伟大的想象，塑造城市以改变世界。

从400万年前到城市出现，人类一直在蒙昧和野蛮“黑夜”里蹒跚。1万年前城市像几粒火星点燃了人类文明，但却始终寥弱、若隐若现。18世界60年代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欧美工业革命，结束了欧美城市发展的蹒跚，让其发展的夜空星火璀璨，但全球城市文明的星火蔓延仍然缓慢。

自4000多年前中国最早城市诞生以来，作为中华民族古老而璀璨的文明重要标志，中国城市曾经数次展现同时代世界所难以企及的繁荣、辉煌、磅礴和多样。但是城市文明的星火始终难以蔓延，中国城市不断重复“兴衰交替”的简单循环。

1978到2018年中国城市崛起的故事，可能改变中华文明发展的路径依赖，可能让世界城市文明的更加璀璨夺目，可能成为人类百年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也可能为人类发展与进步提供重要经验和启示。

一、宏大史诗：

四十年城市星火燎原

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加速过程。中国城市和城镇化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和所创造的巨额财富，超过过去4000年中国城市文明成果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中国城市和城镇化的转瞬质变也可以媲美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任何一次的重要转折。

1.城镇数量快速增长和规模急剧扩张

城市崛起的基本主体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面提速。1978年城镇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还寥若晨星，但是短短40年时间，经历三个阶段，城市在中国大地上已星火灿烂。

第一，火种播撒、以数量扩张为主阶段（1978-2002年）。 众多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沿海地区成为城镇数量扩展的热点。 首先，建制镇大量增加。 许多省市区在原集贸市场和乡村建制的基础上撤乡设镇。1978-1983年小城镇缓慢增加，从2173个增加到2968个。1984-1992年高速增加，1992年增量达到1227个的峰值，总量达14539个。1992-2002年稳步增加，2002年总量达到20601个的峰值。 其次，新城市大量设立。 许多省市区撤县设市或者撤行署设市。1978-1995年加速增长，1978年中国城市个数仅为193个， 1995年达到增量峰值52个，1995-2002年稳步发展期，1997年达到668个的峰值。

第二，火苗渐旺、以规模扩展为主阶段（1992-2013年）。 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大中城市、全国和区域的中心城市的新城区成为发展的热点。 首先，开发区建设热潮（1992-2003年）： 1984年经济技术开发区肇始，1992-1994年各地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区等单一功能区迅速扩展。 其次，新城区建设热潮（2003-2013年）： 建设功能综合以居住为主体的新城新区成为重要的热点。截至2013年底，全国各省市（包括县级市）规划有超过3000个新城新区。 再次，撤县市设区(2002-2013年)： 许多城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将所辖的县或县级市改为所辖区。

第三，火势蔓延、以集群发展为主阶段（2002-2018年）。 城镇规模扩大和空间蔓延，先进道路交通通讯技术和工具的应用，城镇之间经济分工与协作联系的加强，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显现，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竞合发展的网络体系正在形成。

而在城市星火燎原和普遍崛起的同时，中国城市格局：经历了彻底的重塑。先前贫穷的东南沿海边陲小镇持续崛起，原来繁荣的东北龙头中心相对衰退；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大城市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强，小城市行政级别低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弱。2007年到2016年间，694个样本城市中有84个出现了人口收缩（龙瀛等，2018）；呈现了动态的变化：从前期的总体聚集到目前的局部扩散，大都市周边城镇，二线城市和中部地区城市加速发展。

40年来，中国城市交通、通讯、市政、社会及技术性基础设施人均普及率、地均密度、网络化水平显著提升。1984年全国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0.4辆，万人拥有出租汽车数仅0.154辆。到2015年分别达到3.46和6.759辆。全国城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从1978年的8.17立方米/人发展到2015年底的40.76立方米/人。全国城市排水管道长度从1984年的0.28公里/万人，到2015年的3.93公里/万人。地铁、轻轨、移动电话、互联网从无到有到日益普及。

2.城市人口惊人聚集与城市社会加速形成

城市崛起的关键核心是人口的急剧增加和社会变革。1978到2018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从17.92％到接近60%。这次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徙，到目前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镇化的前期（1978-1995年）： 农村经济发展释放的剩余劳动力，允许知青返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城镇化和城镇人口稳步提升。从1978年到1995年，城镇化人口比率从17.92%上升到30.48%，年均增长0.64个百分点。城镇化处在加速的积聚期，农村人口主要向小城镇和东部新兴城市聚集。

第二阶段城镇化的中前期（1996-2010年）： 外向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就业，但是家眷多在农村及自身户籍仍在农村，常住人口城镇化迈入加速期，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相对较慢。全国城镇人口总量由3.6亿上升到6.66亿。从1996-201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0.48%上升至49.95%，年均增长1.37个百分点。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4%到34%。城市人口主要向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聚集，向东部沿海流动。

第三阶段城镇化的中后期（2011-2018年）： 常住人口城镇化稳步增长的同时，由于2013年后劳动力变得相对短缺户籍人口城镇化提速。全国城镇人口总量由2010年的约6.66亿上升到2017年的8.135亿。2011-2018年，城镇化率从51.27%上升至近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011年的34.70%上升到2016年42.35%

中国城市人口迁移的格局也经历空间演化，从遍地开花的当地小城镇迁移，转向东南沿海和大城市，再向中国中部城市、二三线城市和大都市周边回流。城镇化率经历了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距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

1978-2018年，伴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城镇居民生活素质空前改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至2017年的36396元。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1978 年的6.7 平方米快速提高到2016 年的36.6平方米。人均寿命由1978年的68岁提高至2017年的76.5岁。城镇15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7.57年上升至2016年的8.5年，全国城镇高校在校和毕业生高达1.07亿人。（见表1）。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的人口流动和社会融合。过去40年的人口流动和社会融合与历史上的流动与融合有根本的不同。这个流动与融合使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转型和重构：传统、封闭、单一、不变的自然村落，正在转向现代、开放、多元、流动的城市社区。过去的农业文化、历史文化和当地文化，正被城市文化、现代文化、外来文化所融合和替代。

3.城市经济增长长期高速与产业结构持续升级

城市崛起的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及其经济增长长期高速和产业结构持续升级。过去40年，中国城镇经济魔幻般增长，财富奇迹般涌流。1978到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城镇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从30%到70%、20%到80%。城市经济40年长期高增长，增长率平均达到9.5%。中国城市经济结构实现了持续的升级和转型。1978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三大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28.19%、47.88%、23.94%，2017年则分别为4.9%、36.3%、58.8%（见表3-2）。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5年的29.7%。中国城市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工业化初期（1978-1995年），即轻工业主导阶段。 一方面，乡镇经济异军突起，“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模式逐步形成。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不到农业总产值的1/2，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值。1992年乡镇企业增加值超过全部增加值的一半，吸纳就业1亿人。另一方面，外向经济在东南沿海城市出现，外向工业化模式开始萌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更大特区设立，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外商投资逐步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国有经济因为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也增强了一定活力。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满足极度短缺的国内需求的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并快速发展。

第二，工业化中期（1996-2013年），即重工业主导阶段。在 国内需求日渐饱和背景下的全国城镇： 首先，国内经济重焕生机。 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取得进展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一方面，使国有企业实现了脱胎换骨，使具有重化特征的国有经济焕发生机；另一方面，使民营经济取代了乡镇企业经济，并获得蓬勃发展。 其次，全球制造业快速聚集。 对外开放从东南走向全国，尤其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后，在巨量的外资带动下，使中国逐步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加工和制造中心，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中国城市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各类致力于吸引外资的工业园、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像雨后春笋迅速成长。 再次，城镇化经济开始发力。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城市建设即基础设施城市化在中国大规模展开，中国成为全球最壮观的工地，与之相关的重大基础产业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外需替代内需成为主要牵引力，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发展速度加快，也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经济。

第三，工业化后期（2013-今天），即服务业主导阶段。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疲软。其次，重工业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国民收入提升，中产阶层的崛起，国内消费需求潜力释放和层级提升。再次，城市化加速带动经济增长和经济服务化转变。最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和向服务产业转型。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经济结构开始升级，挑剔的内需替代外需成为主角，服务需求的大量增长导致占比超过制造业。创新型制造和服务经济正在形成。

尽管中国城市经济总体上获得了跨越发展，但是中国城市格局发生重塑、持续演化和不断分化。中国城市经济很不均衡持续：一些发达的东部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另一些东部城市处在工业化后期、中期甚至前期。一些中西部城市进入工业化后期，另一些城市却处在中期甚至前期。

与此同时，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上，从越来越滞后到逐渐赶上的过程，与此对应，城市经济的发展动力经历了从主要由工业化带动到主要由城镇化带动的转换。

4.城市空间快速蔓延与时空距离不断压缩

城市崛起的基本保障是城市空间快速的扩张。从1980到2016年中国城乡建设空间增长1.65倍（见图1）。但从1978到2016年，中国城市空间即建成区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别增长7.44和7.88倍。中国城市空间的扩展大概经历了4个阶段（见图2）：

1.分散开发的加速期（1978-1992年）：各地小城镇建设热潮，导致建成区面积和城镇用地不断扩大。 1978年建成区面积0.73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0.67万平方公里；1981年分别为0.74和0.67万平方公里；1990年分别为1.25和1.11万平方公里；1992年分别为1.29和 1.16万平方公里。

2.集中开发的加速期（1992-2003年）：各类功能区建设热潮，使得建成区面积和城镇用地加速扩张。 1993-1994年第一次开发区热，1993年全国县级以上的开发区6000多个，占地面积1.5万平方公里。1998-2003年第二次开发区热，到2003年，开发区达到5524家，占地面积3.51万平方公里。

3.综合开发的加速期（2004-2013年）：综合功能新城新区热潮，使得建成区面积和城镇用地不断扩大。 2004年建成区面积3.04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3.08万平方公里； 2013年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为4.78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4.71万平方公里；其中2012年增量达到2161.48平方公里的峰值。

4.存量开发的减速期（2014-2018年）。旧城改造和盘活存量，土地城镇化增长速度总体逐步放缓。 2016年建成区面积5.43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5.28万平方公里。年增长率由2011年的5.0%下降至2015年的3.1%。

与此同时，40年先进基础设施及其网络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国土空间格局，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40年来中国依次经历速度越来越快、出行越来越便捷的公路时代、铁路时代、高速公路、高铁时代。1978年每百平方公路里程9公里， 2018年预计超过50公里（见表3）。1988年全国民用机场数量为143个，2018年全国民用机场总数已多达229个。今天交通、电信、互联网、物联网通讯信息基础设施与水电煤气的公用基础设施，在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初步形成多个网络化和一体化的体系。

中国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镇化经历了一个差距从迅速扩大到逐步缩小的过程。在2013年之前土地城市化扩张速度已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速度。1981—2014年土地城镇化的年均增长率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68倍。2014年中国城市人均建设面积为129.57平方米，大大超出国家标准的85.1至105.0平方米/人，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4.4平方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40年城市崛起的成就令世界震惊。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华安·克洛斯指出：中国“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人数超过欧洲总人口的民众就因城市化而脱离了勉强糊口的农业生产，享受到了城市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告别了城乡一体的农业社会，经历以农业为蓝底的城乡分割，到以城市为蓝底的城乡分割，正走向城乡一体的城市社会。

但是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积聚了严重的问题。不仅存在化城、化市、化人和化地内部的失衡、分化和泡沫，它们之间也存在失衡和分化。人口半城市化，过度土地城市化，大量的空城、鬼城和睡城。大城市过度聚集，小城镇比较分散，乡村严重衰败；不仅导致经济、社会与环境内部的失衡和分化，也导致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失衡和分化。经济“脱实向虚”，房地产与金融风险扩大。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利益分配不公，社会矛盾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