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殖民遗产 | 敦伦政经学院

2017年，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的政治科学系副教授Bruce Gilley在期刊 Third World Quarterly 发表题为The case for colonialism的文章。此文为近代西方殖民事业辩护，认为应当纠正“殖民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坏事”的观点，强调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基本正面，并称当今第三世界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就是殖民者撤离过于迅速。不出所料，Gilley (2017)遭遇了猛烈的舆论反弹，众多学者联署，最终成功迫使期刊同意撤稿。

如同众多评论中肯指出，The case for colonialism这篇短文存在众多问题，包括错误引述文献、论证武断、逻辑混乱，实在不是一篇好的学术文章 [1] 。然而针对Gilley(2017)的广泛道德义愤和激进抗议，仍有其值得探讨之处。Gilley 此文的主要目的在第一节介绍部分就说得很清楚：必须反思“殖民主义在何时何地都是坏事”的观念。可能有挑刺者会说这是在批评稻草人。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政治正确却也足够幼稚的观念的确弥漫在当代话语体系中，渗透进了很多人的头脑，妨碍了理性平和的学术交流（以至于刊登此文的学报编辑收到了“严重而可信的人身暴力威胁”）。

Bruce Gilley 撤稿后，文章引起的争议暂时平息。或许大家冷静下来之后，才是讨论与文章主旨本身相关的问题的好时机。对Gilley(2017)的普遍反对，彰显了百多年来时代精神的变迁。中国人不假外求，就能在官方文献中发现：马克思赞许不列颠打破印度的旧制度，认为英国“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恩格斯支持美国占领墨西哥领土，反问“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害处呢？”，还称历史上德语民族对斯拉夫地区的殖民是“最好的、值得感激的行为” [2] 。而时至今日，西方世界对殖民主义历史立场的整体转变，背后是对酷烈暴力手段的反感、对种族主义态度的摒弃、对“东方世界落后停滞”的简单西方中心史观的纠正、以及对“自己人”历史过错的反思，具有十分可贵的道德意义。但是，单纯的道德反思并不能解决争议中的一个重要的事实问题，即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殖民主义遗产到底是否正面？

殖民遗产的作用机制探讨

（一）

19世纪的欧洲人普遍觉得欧洲殖民主义会给殖民地带来正面遗产。理由无他，就是因为欧洲 “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挟压倒性的军事技术征服广大领土；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令人眼花缭乱。对比被认为“陷于停滞”的非欧洲世界，欧洲殖民者通过移植优秀的技术和制度，理应提升殖民地居民的福利，提升殖民地长期增长潜力。

殖民主义首先建立理性化官僚体制，提升国家能力 ( state capacity )。 构建理性化官僚体制被韦伯等著名学者认为是欧洲近代的一大突破。在长期陷于部落社会、缺乏国家传统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殖民者引入的国家机构、培训的中层官僚，构成了独立后国家进行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的核心力量。 即使对于官僚体制源远流长的东方世界，西方殖民者引入的理性化官僚体制也体现了优越性。 方德万在《潮来潮去》中介绍了赫德希望借助他一手打造的中国海关，成为清朝引入海外体制，改善本国政府绩效的核心机构。Mattingly(2017)对被日本殖民时期的“满洲国”和邻近的蒙疆区做断点回归，发现藉以强效有能的官僚体制，日本殖民提升了当地的长期教育、卫生和经济发展水平。

殖民主义还可以通过提升当地人力资本，改善殖民地长期增长潜力。 Bai and Kung (2014)利用庚子年“东南互保”形势下避乱南下的新教传教士做工具变量，发现传教活动通过改善当地教育和医疗，显著提升本地经济发展水平。Waldinger(2017)发现，墨西哥历史上的天主教布道所有效提升了周边区域的当今受教育水平，而努力为原住民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托钵修会，其布道所密集分布区域的当今教育水平更高；注重殖民精英教育的耶稣会，其布道所分布对当今教育水平无影响。Caicedo(2015)则研究在瓜拉尼地区传教的耶稣会对当地人力资本的影响，发现耶稣会活动区域，二百五十年后的教育水平相比周边区域提升15%，收入水平提升10%.

通过投入物质资本与基础设施，殖民主义同样留下正面遗产。 Dell and Olken (2017)对19世纪中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爪哇岛建立的蔗糖种植加工体系 (Cultuurstelsel)的研究。通过对比蔗糖工厂周边地区，和地理条件近似但未设立工厂的地区，发现如今前者的工业化、教育和家庭消费水平都更高。作者也发现，位于工厂4-7公里内的甘蔗种植区，即使是被强制改变农地用途，现今的教育、制造业仍然发展更好，收入水平更高。作者给出的解释是：蔗糖工厂刺激了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发展，改善了周边基建和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提升了本地经济发展水平。Jedwab and Moradi (2015)以及Jedwab et al. (2017)发现，殖民地时期非洲的铁路基建对当今的经济活动集聚分布有重要影响。Donaldson (forthcoming)利用印度殖民地时期的数据发现，英属印度建设的铁路降低了沿线贸易成本，提升的沿线区域实际收入水平高达16%。

（二）

但是欧洲的先进技术和制度并不能确保殖民地，特别是土著居民自动享受相应的好处。 殖民主义的一大坏处，就是它基本无法代表殖民地广土众民的根本利益。 通过暴力攫取领土，来自宗主国的殖民者确保殖民地的统治秩序必须优先服务自己。例如，西属美洲基于与宗主国西班牙的关系亲疏，建立一套西班牙人-土著白人-混血人-原住民的歧视链，政治和经济权利分配差异悬殊。 缺乏土著居民的政治代表性有时会造成非常极端的恶果。 梅斯奎塔等人在《独裁者手册》里特别举出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本国推进民主改革，却在个人领地刚果建立了空前残暴的强制劳役制度，导致二十年里殖民地人口减少一千万的案例；阿马蒂亚·森提出了著名的“民主国家无饥荒”论断，不幸被他当作对照组的，除了中国的“大跃进”后饥荒，就是英属印度饿死三百万人的1943年孟加拉饥荒；作为一个不那么极端的例子，Williamson (2011)研究了第三世界的贫困与贸易之间的联系，发现在19世纪20-70年代，欧洲工业革命导致非欧洲经济体的出口品向初级产品转移。因此，第三世界去工业化从而无法享受工业知识积累的递增规模报酬，国民收入向地租转移导致收入分配恶化，国民经济受初级品价格影响而波动增大，这些都拉大了第三世界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 [3] 。Williamson还发现，殖民地的关税保护水平总是弱于稍有自主权的独立国家。

原住民政治代表性的缺乏，通过殖民者推行的制度持续影响当地之后的发展。 Acemoglu et al. (2001)利用早期殖民者在当地的死亡率作为前殖民地现今制度的工具变量，发现殖民者死亡率能解释前殖民地当今人均收入差异的很大一部分。这其中的机理是：殖民者死亡率较低的地区，定居当地的殖民者为了自身利益，愿意建立保护产权的制度并加大本地投资；在殖民者死亡率较高的地区，殖民者无意定居当地，只想榨取原住民尽可能多的资源并转移回宗主国。当初殖民者建立的制度延续至今，影响了前殖民地现今人均收入。Easterly and Levine (2016)年通过实证支持了Acemoglu的原初命题。这里我们无意讨论围绕Acemoglu et al. (2001)的争议，只想强调它背后的逻辑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殖民地原住民的悲哀地位： 殖民地是否建立良好制度要看是否对殖民者有利；殖民地即使确立善制，首先享受制度成果的也不是原住民。

经济学家甚至通过实证研究，找出殖民主义贻害后世的具体微观制度。 Banerjee and Iyer (2005)发现，英属印度实施地主包税制（柴明达尔制zamindari）的地区，尽管独立后经历了土地改革，相对于其他地区，现今的农业投资和生产率显著较低，健康和卫生投资也较低。原因是柴明达尔制增大了财富分配差异、赋予包税地主专断侵犯农民产权的政治权力，从而弱化了产权保护、增强了政治冲突、降低了社区互信。而Dell(2010)发现，在历史上西属美洲实施mita强制劳役的地区，相对于无mita劳役的地区，今日的家庭消费减少25%，同时儿童发育不良比例高6%。Dell检验了mita劳役制度起负面作用的不同机制，包括mita区域的土地制度（大庄园Haciendas的密度）、本地公共品（教育水平与公路网密度）、市场参与度（农业与非农就业参与、农产品出售比例），最后得出结论：mita制度起负面作用的主要机制在于mita区域强制推行的集体土地使用权阻碍了大地主的形成，从而降低了道路基建等公共品的有效供给。Dell强调：历史上与大地产对立的，更多的是直面国家压榨的小农，而非产权安全、地位稳固的近代被赋权农民。大地主尽管无意为农民谋福利，却在客观上保护小农少受国家压榨，并增加了本地公共品供给。 Banerjee and Iyer (2005)以及Dell (2010)这两篇论文表明：研究殖民地发展轨迹，与其单纯考察土地所有权分配差异，不如讨论国家权力与土地精英的嵌合与制衡关系。 大地产可以成为保护农民免受国家残酷压榨的中间层，但在被国家赋予专断政治权力之后，也会成为本地长远发展的障碍。

（三）

殖民遗产问题的另一个复杂层面，是探究殖民者对本地文化传统、行为规范的改造是否正面。 除了最极端的文化多元主义者，没人认为文化传统完全无优劣之分。且不说阿兹特克的食人、印度的寡妇殉葬、当今世界部分地区女性割礼等文化实践的骇人听闻 [4] ，就拿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文化因素来说，数代学者一直正确指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勤勉、守时、节俭等个人习惯，以及非人格化、跨社区的信任关系，传统社会中并不普遍。在个人习惯层面，DeSousa (2010)指出英属印度当局不断出台劳动法规，力图将传统劳动力规训成守时、勤勉、高效的现代劳动力；并将带有传统种姓等级和社区礼俗色彩的劳资关系改造成资本主义按劳付酬的劳工关系。 在社区文化层面，早期殖民主义的掠夺行为曾经严重损害部分区域的社区信任。 例如Nunn and Wantchekon (2011)使用当代个体调研数据，发现历史上受到奴隶贸易影响最重的非洲族群，当今的社会信任水平更低；Obikili(2016)也发现，大西洋奴隶贸易严重增大了非洲的政治分裂，甚至导致了社区层面的信任削减和政治权力割裂。 正式殖民统治建立后，通过引入新制度，殖民主义部分改善了本地社区信任。 Cagé and Rueda(2016)发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活动的新教传教士，通过引入印刷机，有效提升了传教站附近区域的当今社会信任和政治参与水平。

殖民主义对殖民地本地传统文化的最大冲击，是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引入。 通过将殖民地农业导向面向世界市场的出口农产品生产，并建立城市引入制造业吸收外来劳力，殖民主义削弱了殖民地传统的社区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贫苦农民基于互惠原则和生存权利的、对于社区互助的整套“道义经济学”期望（斯科特，2013）；殖民官僚以打破落后旧制度、引入新知识为己任，无视地方性、非正式的传统知识(metis)的价值，造成严重后果（斯科特，2012）。马克思基于时代精神，可以无心理负担地歌颂殖民主义摧毁旧世界的丰功伟业。21世纪的人回顾上世纪的种种史迹，不免多几分保留。姑且不论“打破旧世界”过程的酷烈残暴和相当一部分新制度（例如农业集体化）的低效，即使承认格雷夫（2008）所指出的，基于理性和个人主义的现代产权制度优于基于血缘、地缘的非正式社区自治制度，也不能得出人格化社区纽带的破灭会自动带来优越新制度的建立，并改善经济绩效和居民福利。 时至今日，如何将现代性嵌入传统制度和知识，在发挥双方各自优势的同时顺利实现制度变迁，减少转型代价，仍然是第三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对这一难题，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思路显然过于乐观了。

谁之统治，何种殖民？——殖民遗产的比较

了解了“殖民遗产”问题的相关理论，我们就可以对现实历史中的殖民遗产作出一些合理推断: 首先，殖民地只有尽可能避免最严重的屠杀和奴役，才有希望收割殖民的正面遗产。 在原住民无政治代表权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宗主国必须有强效的国内舆论和政制约束，在对殖民地压榨时有所忌惮； 其次， 宗主国对殖民地带来的一大可见益处, 是留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基础设施等无法被殖民者携走，可以为独立后民族国家所用的“固定资产”。因此， 留下“固定资产”越多的殖民地，之后发展越好 ； 最后，越能够将外来制度与本土社会嵌合，并发挥双方优点的殖民地，发展潜力越大。

对比前殖民地当今经济绩效的相关文献，大体证实了上述直觉推断。 首先，殖民宜迟不宜早。 Feyrer and Sacerdote (2009)发现，从2000年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人均收入来看，欧洲启蒙时代（以1700年作为分界点）之后开始的殖民比此前开始的殖民明显更有好处。这可能是由于启蒙时代之前，宗主国自身的政治体制都不够优越，议会、法治和产权保护远未成熟，对殖民地输出的制度也就没后来那样文明。一般来说，越晚开始殖民的地方，对原住民的屠杀和奴隶制度就越少出现，殖民者帮助建立的地方自治和代议制政府也就越多，原住民的政治代表权越大，能够享受的发展成果越多。

其次，在第一点的基础上，被殖民的时间越长越好。 Feyrer and Sacerdote 用几大洋岛屿上的风速和风向作为工具变量来识别欧洲殖民统治时长对当代人均收入的影响，支持了这一论点。而 Grier (1999)考察63个前殖民地1961-1990年间的经济增长，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这一被反复印证的发现明显与“殖民即剥削，殖民经历对殖民地有长期负面影响”的流行看法相抵牾。殖民时间越长，宗主国越有动机在殖民地投资“固定资产”，通过建立先进的行政和税收制度、修建铁路等基础设施、转移国内工业资本、推行基础教育和医疗，宗主国不仅确保自身从长期殖民中收获效益，还有效提升了殖民地独立时的国家能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水平，加惠后世。

最后，被谁殖民很重要。 Grier发现这63个前殖民地中，被英国殖民的明显优于被法国、西班牙殖民的国家或地区。他更具体地对比了英法两国在非洲的前殖民地的经济绩效（将样本缩小于非洲是由于法国的殖民地集中于此，有助于剔除英国在其他大洲那些治理高度成功的殖民地），发现英国前殖民地的年均增长仍然高于法国前殖民地1.38个百分点，这大部分可以由英国殖民地的较高教育水平来解释。Cogneau and Moradi (2014)利用原德属多哥兰(Togoland)在一战后被英法瓜分作为自然试验，发现英法占领区边界两侧的识字率差异持续至今，原因是英国鼓励传教学校结合本土文化开展土著教育，而法国以同化土著为目的，推行国家垄断教育，禁止传教士办学。这降低了教育投资，也削弱了教育效率。而 Feyrer and Sacerdote 对诸海岛的研究结果是，英法荷的前殖民地表现不相上下，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较差，最出色的宗主国则是美国。 英、美殖民地的较佳表现，除了英美自由主义政体发展较早，殖民制度受到母国政治约束之外，还有可能是因为英美殖民地更注重保护殖民地本土知识。 尤其是英国，在教育方面保护本土语言和文化，着重培育有本地社区责任感的公民，并且给很多殖民地留下较适应本土习俗的普通法法系，使得这些地区能够更好地保护产权，从而为长期繁荣奠定了基础 (La Porta et al., 2008)。

Gilley(2017)强调殖民者过早撤出影响了独立后殖民地的后续发展。参考之前结论，不能不说Gilley有所洞见。 殖民地独立过程中能否尽可能转变之前遗留的汲取性制度，提升国家能力，改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是殖民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宗主国弥补历史欠账仅有的有效做法。 英国在津巴布韦独立后承诺提供资金援助以实现对白人地主的和平土改，法国对原法属西非提供货币支撑和区域安全，都是能有效提升前殖民地治理绩效的政策案例。Carnegie and Marinov(2017)以欧盟理事会主席国的轮值制度作为自然实验，并利用前宗主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会借此对自己的前殖民地增加援助这一机制，检验发现此类援助对受援国家的人权和民主状况有积极作用。如果这一结论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验证，那么就说明前宗主国可以在殖民地现今发展中起到良性作用，留下尽可能多的“后殖民遗产”。

“殖民遗产”问题的总体评价

众多文献讨论了近代殖民主义的不同遗产和表现。那么，对于Bruce Gilley挑衅式提出，并且引起极大争议的“殖民主义到底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有没有确定的回答？综合现有的证据，只能说没有统一的答案。这不仅是因为如文献所述，殖民主义的遗产是否正面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 更因为关心“殖民遗产是好是坏”这个问题的人，焦虑的实际上是一个更复杂的反事实问题，即“如果没有殖民主义阶段，原殖民地现在会发展得怎样？” 换言之，他们想了解，在一个平行世界，如果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冲击没有军事征服与殖民统治的选项，东方世界能自主选择回应西方现代性冲击的方式，他们现在会不会更好？考虑到历史进程的巨大偶然性，只能做推测性的回答。

考察两个例子可使读者认识殖民遗产反事实问题的复杂性。印度经济学家巴苏在《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书中，反驳印度独立妨碍经济增长的观点。他说：自由化改革前的印度，即使僵化的经济制度抑制了增长潜力，平均经济增速也有3.5%, 远高于20世纪上半叶英属印度的平均经济增速1-1.5%。然而，这仍然没有回答关于殖民遗产的反事实问题：印度独立时，国大党继承的大体统一的印度国土，以及自上而下的完整政府官僚建制，难道不是英属印度的遗产？另外一个例子：非洲国家境内复杂的族群多样性情况往往导致族群冲突，甚至造成种族屠杀，严重妨碍长期经济增长 (Easterly and Levine, 1997)。无视族群边界以经纬线划分国界的西方殖民者难辞其咎。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国家体系的进程远晚于欧亚大陆。如果没有西方殖民主义，撒哈拉以南非洲自主进入国家时代的过程，会更少血腥吗？单一国族认同更容易建立吗？达荷美的人祭、班图人伴随种族清洗的南征，皆是至为不祥的征兆。

对于马克思及其同代人，东方世界的千年停滞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他们看来，东方世界陷于历史循环的悲剧，并且对外界进步缺乏兴趣。西方殖民主义手段再酷烈，对于打破旧制度仍然是必要的。 时至今日，学界当然已经摒弃“东方世界”落后停滞的片面印象。 新清史作为学术思潮的最初旨趣之一，就是彰显清朝作为“火药帝国” (Gunpowder Empire)自主近代化的潜力；对传统社会特殊生产、生活方式的细致研究（例如艾约博的《以竹为生》），也证实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并非不具采纳新技术、适应本地环境、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潜力；20世纪极权主义的严酷历史，也提醒学者反思极端现代主义 (high modernism)蔑视本地社会历史传统和地理人文环境、秉持简单线性进步史观、迷信高端科技改造自然能力的发展方式。 更关键的是，不少文献已经发现，殖民遗产固然对后世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前殖民时期的本地制度也有不容小觑的顽强生命力。 前文提到的Dell (2010)证实秘鲁mita劳役制度的长期负面影响，但历史学家也会提醒我们，西班牙殖民者利用的mita制度是印加帝国的现成遗产；Michalopoulos and Papaioannou (2013)也发现，非洲殖民前族群政治体制更复杂的地区，现今发展水平更高；Dell et al. (2015)采用断点回归方法发现，历史上被越南各王朝长期统治，通过中原式官僚制度治理的那部分越南领土，相对于近代才被越南从高棉兼并的领土，不仅居民现代生活水平更高，而且地方政府治理与公民社会表现都较强。

Dell et al. (2015)描绘的历史图像揭示了殖民遗产问题的复杂图景。挟近代科技与制度而来的法国殖民者没能抹杀越南传统制度的地理差异和历史影响，而被证实对越南现今发展有正面影响的中原官僚制度，则是汉、唐以来中原王朝对越南北方地区长期统治的遗产。如果没有忌讳，完全可以称其为古代的殖民主义。以中原殖民主义受害者自居的越南历代王朝，也在周边建立了自己的亚朝贡体系，自比华夏征蛮夷，持续侵攻占婆等小国，将中原式官僚体制传播到历史上从不曾属于中原王朝的那部分越南。那么，Dell et al. (2015)讨论的到底是前殖民制度还是殖民制度的遗产呢？也许没必要区分。 如果只是单纯讨论作为族群间暴力征服与统治的“殖民主义”，那么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毫不特殊。 人类历史布满暴力冲突(Pinker, 2011)，并且暴力征服与统治几乎是文明社会和国家诞生的必经之路。在近代殖民主义前数千年，基于征服的帝国统治来了又走。身处一个次优世界， 若以本地完全自主发展作对照，来对西方近代殖民主义的遗产作反事实研究，这也许过于奢侈，能比较的实际是一种殖民主义和另一种殖民主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 [5]

当然，这并不能用以论证对西方殖民主义遗产的研究和反思不重要。作为人类史上较近一波殖民浪潮，西方殖民主义凭优秀制度与技术，统治广度和深度达到以往殖民者难望项背的巅峰，即使在其高潮过后，还对20世纪的历史巨浪影响深远。时至今日，第三世界的国族构建、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外来移民、政治思想界的种族主义潜流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论，无一不是浸透着西方殖民事业的复杂遗产。对殖民遗产的探讨，也将长期不失“当代性”，直到第三世界发掘殖民主义的正面遗产，克服殖民主义的负面影响，建立自身的良好制度，实现对先进国家的发展收敛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