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们在内蒙古的草原上连续走了26天。出发时，我们带上卷尺、楼梯、标本采集袋，并邀请研究草原、研究盐湖和研究沙地的专家随行，那时，草原在我们心里是纯粹客观的研究对象。作为一本地理杂志的编辑，我们真是见过很多壮丽、稀有的风景，草原不过如此，去那里，纯粹因为工作而已。
可是，当我们从东部已经农耕化了的通辽草原开始，一点点走到北边广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再折回到中部的东、西乌珠穆沁旗时，当我们看到牧民待牛羊如家人，听到他们用“皮肤”形容草原，用“草原累了”形容环境的被破坏时，当辽远的长调、马头琴和呼麦，一遍遍在草原上响起时，每个人都渐渐泪湿衣衫。
回到北京，我们拜访了创作《吉祥三宝》的蒙古族音乐人布仁巴雅尔，他也曾经放过羊，当我们一遍遍地问，草原上的人不孤单吗？两个蒙古包之间，相隔几十里。布仁巴雅尔很错愕，“草原上能玩的东西太多了，春天来的时候，草原上还是冰天雪地，但小羊羔已经陆续出生，要把它们一个个拿进蒙古包来，不然会被冻坏。小孩这时候太开心了，可以跟小羊玩耍，他们也是游牧文化诸多环节中的一员，要负责照顾幼畜。等到雪化了，如果离湖或者河近，鸟儿会铺天盖地飞来，鸟声哗啦啦地，像交响乐。仅仅一个春天就能看到、听到这么丰富的东西，孤独什么呢？！在草原上，放羊的人走得是最慢的，他需要根据气候和每天的风来判断方向，自然而然地跟着羊走，而不是赶来赶去。但不要小看，即使这样，他们一天也能走几十公里。这几十公里，是离开自己家的距离，也是他接近别人家的距离，他可以随便找一个别人家的蒙古包填饱肚子，填饱肚子的过程，也是交流的过程。如果途中遇见别的羊倌或者牧民，双方都会下马来问好、交流、打听消息，蒙古人是非常爱打听信息的。有时候两家的羊走着走着就走到一起了，两个牧羊者就会一路聊天。这很正常，也很神奇，但外面的人没法理解。”
而那些仅仅被我们物化的、产量化的、经济化的牲畜，在他们眼里是什么呢？“比如我有200只羊，全是白色的，你可能完全不能区分它们，但如果你天天放羊，一只一只羊的性格就会流露出现，你能分出它们每一只来，一看就全知道，和看人一样。”
当我们带着“只识弯弓射大雕啊”的傲慢与偏见，去拜访制作《草原往事》的蒙古族电视人陈黎明时，她表现出同样的错愕，“蒙古族是安静、含蓄、内敛的。蒙古族艺术家朝戈说过，初到草原的人，走完一圈以后会觉得草原不过如此，没什么。但是在日后的生命中，越往后，越觉得这趟走得很有用。开始我觉得他这话有点做作，但是等到我自己有一次也用100天穿越内蒙古后，觉得他这话真是肺腑之言，这是他自己，也是我们大家的感受。我们去欧洲，去米兰大教堂，当时特别兴奋，感觉西方人真幸福，他们的心灵有出口，我们什么都没有，草原那么干燥，女人们都没地方洗脸，上厕所不仅不方便，后面可能还被狗追。到了牧民家，牧民也很冷漠，使人浑身都不舒服。可是如果像我们一样走过100天，或者像你们一样走过26天，等到你遭受过那些干燥、危险、冷漠、不方便、不舒适后，你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经历。在你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这些经历，而不是欧洲的那些甜润的东西，一定会泛出来。”
那个频繁遇险的、永生难忘的夏天，颠覆了我们过去很多自以为是的价值观。牧民、学者、艺术家，每个人的话都像重拳一样，久久回荡在心里，遗憾的是，那之后再没机会重返草原。
几年后，又一个夏天，当朋友告诉我，有一个蒙古人，纳青，在日本生活了21年，研究生态人类学，曾在蒙古国的草原上做了14年田野调查，现在海拉尔开一家咖啡馆时，直接就飞过去了。
咖啡馆在一个不起眼的巷弄里，门面很小，容易错失，但一旦推门进去，全是惊喜。两层，极致的简洁、干净，一楼除了吧台，只有一张长木桌，木桌背后是从蒙古国和日本淘来的少量衣物，同样极致的简洁、优质。二楼一半是书架，有汉语、日语、蒙古语三种文字里，研究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各类书籍，以及纳青的父亲，历史学者宝音·德力格尔著述和翻译的著作，墙上陈列有特别好的艺术品，是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创作的蒙古题材的作品。恩，这就是一个环境生态学博士开的咖啡馆。
纳青一米九，穿棉质的白衬衣，多袋裤，靴子。言行举止都柔软、细腻，但论及游牧、草原的关键性问题时，避而不让，就像那年夏天，我们见到的所有蒙古人一样。我冒昧的来访，从咖啡馆的蒙式早餐开始：蓝莓酱、稀奶油、俄式面包——见我专捡面包中间软的部分吃，他说，蒙古人喜欢吃硬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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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青在他的咖啡馆。摄影/蒋毅
行李&纳青
1.
行李：吃面包时，你们喜欢吃边儿？
纳沁：边上硬，蒙古人牙口好，喜欢吃硬东西。当兵的时候，老兵吃边上硬的部分，新兵吃中间软的芯儿。我们吃肉也是吃硬的，不煮得烂烂的。定居的农耕民族，好像牙口都不好，因为一直吃软东西。
行李：所有蒙古人都这样吗？
纳青：不是。汉化比较早，也从事农耕的定居蒙古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汉族比较接近，特别是饮食上，游牧蒙古人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彼此间还有冲突。我父亲是农耕蒙古，母亲是游牧蒙古，他们俩一辈子没完没了的冲突。两人各自的生活环境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也就不一样，如果都固执己见，就会发生冲突。
行李：他们各自是哪里人？
纳青：我母亲出生在就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父亲的祖辈最早生活在长城根儿下，现在的辽宁省建平县，是离汉地很近的蒙古人。到清末，满州人开始借地养民，把一部分汉民迁到长城以北来。当时的政策是什么呢？汉民可以进来种地，收了粮食，交了租子，再回去，候鸟式的。蒙古的一些王公贵族考虑眼前利益，也把草原租给汉族人，草原于是开始被放荒。
多年以后，候鸟式的汉族人开始住下来，耕地面积越来越大，草原面积越来越小，彼此间也有了冲突，比如水，汉族人的习惯是：哪儿的水源好就在哪儿耕种，而且一直在那儿耕种。牧民是流动的，游牧嘛，等到再次游牧回来时，发现以前的水源地已经成了汉族人的庄稼地，所以不时有冲突发生。
行李：后来呢？
纳青：有一批蒙古人就开始往北逃，我父亲的爷爷辈，从辽宁锦州一带逃到了大兴安岭南麓的兴安盟。但是他们逃进来的时候，又带来大量汉文化的习俗，因为他们在锦州时已经开始种地，他们其实是蒙古人中汉化的先驱。
行李：这是特别人类学的现象，他们因为被汉族排挤才往北边来，但他们已然不再是之前纯粹的蒙古人的生活习性了。
纳青：他们心里是有怨恨的，觉得生活空间好像被汉族人给抢了，但他自己到了兴安盟，又跟南边汉族人的做法一样。呼伦贝尔的人，管他们这一类叫“南省蒙古”，他们有很多非常好的民歌，调子非常忧伤，我小时候也一直唱，以前只喜欢旋律，没深究歌词，突然有一天，发现歌里唱的是：我们从南边逃到北边来，逃到兴安岭，发现这里的人不种地、不吃咸菜，好悲惨……后来父亲家的亲戚来我家吃饭，都谴责我母亲，“肉本来可以炒着吃，你们为什么总是炖着吃？”对游牧蒙古人来说，肉是主食，就像汉地吃馒头、米饭，你不能每天吃炸馒头、炒饭，只有清淡的东西才能做主食，当肉是主食的时候，不能每天又烤又烧又炒……类似的冲突一直在我家发生。
行李：海拉尔这样的城市也是特别有意思，这里是呼伦贝尔盟的政府所在地，是城市，但从这里出去，周围数百里内，全是草原，再往北是森林，所以它又是牧民和林业工人的汇聚地。
纳青：我小时候，海拉尔周边还有很多牧区，当地对牧民有一种说法，“草地老蒙古”，这是很不好听的话，他们穿着蒙古袍进到城里来，在城里喝酒，喝多了就躺在街头，这在汉地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觉得他们丢人、原始、粗野。但你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他们一年四季在草原上放牧，偶尔进城来享受，可能掌握不了分寸，喝多了点酒，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行李：想象一下，那时海拉尔还不大，隔三岔五的街头躺着一个喝醉了的牧民，很文学意像……
纳青：我小学在汉校，一个班50个孩子，48个汉族学生，两个蒙古学生。去汉族同学家玩的时候，他们父母说的话我们都不懂，因为在学校说普通话，但他们家里都说方言，全是外地移民。而且汉族人养猪，海拉尔冬天很冷，所有东西都在室内操作，他们在家煮猪食，喂猪，满屋都是那个味儿，我们就受不了。等到他们来我们家玩儿的时候，我们家就有羊肉味、黄油味，他们也受不了，觉得膻味儿重。
本来只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但50个孩子里，48个孩子家有猪食味，两个孩子家有羊肉味，猪食味就很正常，而我们的羊肉味变成很异样的存在。那时虽然没什么正面冲突，但互相都能感觉到那种奇怪的氛围。
行李：你家里有游牧蒙古和农耕蒙古的冲突，学校有汉、蒙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一个小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种差异中……
纳青：在汉校时，什么“老蒙古”、“小蒙子蛋”，我们从小是被这样叫的，所以心灵上有伤口，后来选择研究蒙古草原，也是为了解开小时候的心结吧。
我一直想知道：游牧蒙古族为什么要游牧？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对牧民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没必要解释。但汉族人会觉得这种方式很原始，很落后，因为书上讲了，人类社会有几个发展阶段：原始社会—采摘—游牧—农业—工业，是这样逐级往上走的，骨子里对游牧有一种蔑视。
二战期间，日本有一批年轻学者在张家口做研究。有一个学者叫梅棹忠夫，他很想知道蒙古人为什么要游牧，于是用半年时间，从张家口一直走到现在的二连浩特，从人类学、环境学、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还把游牧人家的所有工具、草原五畜（牛、绵羊、马、骆驼、山羊），全都手绘了下来。回日本后写了好几本书。
行李：那段时间很多日本人在这一带跑来跑去，还有江上波夫的《蒙古高原行记》，但关于游牧的部分讲得很简单。梅棹忠夫的结论是什么？
纳青：他的大概意思是：我采访所有的蒙古人，问他为什么搬家，他会告诉你，我们是为了水草，为了牲畜的健康。但从日本人的角度，比如一个地方，昨天还有人家，那户人家搬走以后，突然又有新的牧民搬到这里来，所以这个理由不成立。最后他下的结论是：蒙古人游牧，最初可能是为了水草和牲畜的健康，但在长达几千年的游牧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目的，现在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游牧，只是变成了一种惯性。
那本书做得很细，但他不懂蒙古语，没法直接接触蒙古人，只是看到表象，然后以点带面，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基本没有敲开蒙古人的心灵之门。
行李：然后你接着做研究？
纳青：我做博士论文期间读到梅棹忠夫的书，那时我已经在蒙古国做了五年调查，后来又做了两个博士后，前前后后在蒙古做了14年实地考察。我们做生态学，必须用数据，而不是用感情说话，但根据我自己搜集到的资料和数据，得出的结论和梅棹忠夫不一样。
我心里很纠结，因为梅棹在日本太有名了，他的著作是教科书级别的，我曾在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做博士后，那个博物馆是以蒙古学为中心建起来的，创建人就是梅棹忠夫，而当时的上司，就是梅棹忠夫孙子辈的学生，所以也不敢随便反驳。是不是我日语水平不够好，把人家误读了？于是又读了一遍，还是这个结论。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日本，所有对蒙古高原，对蒙古游牧感兴趣的人，都要读他的书，所以误导性非常大，直到我的论文被收入到Springer出版的书里，心里才踏实了，我该说的话已经说了。
行李：你的结论是什么？
纳青：草原上，气候和降雨量都在剧烈的变动中，比如去年夏天非常美，但这么美的时候，可能十年二十年只有一次。当降水量的变动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大于23%的时候，你就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所以牧民必须要移动。这一点基本把蒙古高原的游牧解释透了。
行李：那些牧民虽然没有讲出来，但他们一定是基于过去漫长的经验，才开始并坚持游牧的。
纳青：是的，他们很清楚。所以蒙古人是很柔软的，做事情非常变通，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跟农耕民族最大的区别。农耕民族，到了一定时候，该下雨就得下雨，该播种就得播种，二十四节气里写得很清楚。日本人也是，到了一定时候，再不种地就晚了，他们也是很严谨的遵守时间的固定规律。
行李：其实二十四节气也是很区域性的规律，主要是黄河流域一带的经验，随着经纬度和海拔的变化，二十四节气也会相应变化。所以规律相对稳定的农耕地区，人也会相对刻板些？
纳青：各有各的长处，一方水土一方人。我在蒙古国做调查时，没有柏油路，全是沙石路或者草原路，在上面开嘎斯69车，虽然跑不快，但性能非常好，而且如果坏了，谁都能修，像自行车似的，但是回到日本，必须按一个按钮，把自己调回丰田模式，可是如果在蒙古国开丰田，坏在路上，谁都修不起来。这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
日本人很刻板，但这个刻板很重要。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上学时都打工，有一个活儿，让你挖一个坑，一米见方，挖完就给一万日元。日本学生什么都不问，挖了坑，拿上钱就走。但蒙古人和中国学生一定会问：“你用这个坑干啥？”“种树。”他就会告诉你：种树的话得再挖深一点……他会尽量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因为你跟自然相处的时候，必须柔软的、变通的去应对自然，但一辆丰田车，让你做一个零件，你按自己的想法做行吗？那就完不成最终的组装。有一个阶段，日本的这些汽车零部件都在家庭工厂生产：我家就生产这个螺丝，谁都比不过我；你家就生产另一个部件，那个部件你做得最好……不同零件，不同人家，各有各的分工，都做得很到位，某种程度上，这就跟他们的刻板非常有关系。
行李：日本至今仍然走在世界经济的前列，也许与此有关，他们文化里很多这种看似很冲突的地方。
纳青：一方面他们很开放，一方面又很保守。我1994年去日本，1995年第一次去东京，一个朋友请我吃饭，在一个很高的楼层上吃日料，我一看：全部在榻榻米上！那个对我冲击太大了，这么现代的社会，他们竟然在榻榻米上坐着吃饭！所以那时起，我开始反思蒙古人的东西，我们一直觉得汉族人是很先进的，就像50个学生，48人家里养猪，就我们两个家里养羊的时候，他们都在无声地告诉你：你是不好的。但是看到东京人都盘腿时，我才想，我们没有什么不对的，都是环境造就的。一方水土一方人，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别，也没有先进、落后之说，谁能适应这个环境，谁能可持续的利用这个环境，就是好的。
行李：小时候的心结，要绕这么远才能解开。
纳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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