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大约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在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上班，有一次朋友组饭局，在中国新闻社附近一饭店，我记得那天有新华社记者王军，他的《城记》当时就火得一塌糊涂，还有就是今天的主角陈徒手先生。陈先生那时， 已名满京华，他的《人有病，天知否？》一时洛阳纸贵。
这套书独特就独特在用“档案”说话。而且是当事人自己的档案。这哪是文字，分明是活生生的录魂切片。
知识分子放弃原本的思想，一是被胁迫，二是被迷惑，三是为恐惧所吓阻。
我在书中通过俞平伯、贺麟等事例，比较完整地讲述他们被说服后顺潮流的过程，看出思想改造强大的震慑力和相当的机巧能力。
俞平伯由当初的不解和抵抗，经过数个月的来回折腾，最终被认为“积极靠拢”。
俞本人都说了这样的话：“这里好像通了，但在那里又碰壁。以前听周扬同志说放弃自己的观点不容易，当时不体会，现在确实体会到了。”
如果说俞平伯的思想转变是顺势推至，当局并未有意为难过多，而贺麟的转型却颇为艰辛，是学校党组织煞费苦心的结果，有强力的外因。
贺麟当初还保留旧派学人的处事惯例，依旧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不忘过去旧恩。但遭到群众愤恨之后，他也只能表态：“我现在要骂蒋介石是匪了。”一开大会，他就屡屡被围攻，败退下来后挫折感格外强烈，又有自取其辱之叹。
历经几年的思想斗争，贺麟的学术根由愈加失落，课本照着苏联专家的讲义修改，所坚守的黑格尔学说被逐步剥离，日积月累，从学术意义上说几近废人。
在那样黑云压城的时代，我们无法苛求学者们能持有多少学术良知，整个人文水准的退化和萎缩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知识分子放弃原本的思想是有一个逐步强化、逐渐到位的发展过程。
一开始被视作学习和提高的意味，多有勉励之意，思想斗争还不像后来那么凶狠和纯熟。但是随着改造的声势日益浩大，正像邵燕祥先生在本书序言中点明的那样：“从那时起，‘唯心论’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知识界最流行的一顶思想政治帽子。”
只有让知识界改变原来自由随性、不驯服的“落后面貌”，打掉他们自大、抵触的传统思维，纠正旧式文人的傲慢作派，让他们承认自己在政治认识上存在错失，促使他们培育起对新时代的热爱和拥护的感情。
改造或“消灭”落后的知识分子队伍成了集体下意识，还以此为荣，张榜天下，这是民族和文化的巨大悲剧所在。
在跟进新时代的潮流时，像冯友兰这些旧式教授很快明白自己无力的处境，在斗争恐惧到来之时，只能是头脑简单地随波逐流，必然要放弃抵抗，欲迎欲合，以求得一份安身立命顾家的生存条件。
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是最为压抑的一篇，写完此篇后，人有一种虚脱之感。有了这篇稿件压轴，整本书立马有了额外的历史维度，给书目增添了不一般的异彩和沉甸甸的份量。
必须看到，冯定早在动荡时期爆发前期就已经落入败局，声誉扫地，成了一只全国老少皆知的“死老虎”。有了冯定等人的悲剧性存在，“吞噬”的残暴和人性的后堕就有了确凿的考证根据。
这是一种深刻的时代纠结，知识分子放弃思想的结局之一就是不要自尊、痛责自己、污损群体，这让传统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上难于承受，常常要撕裂人格，麻醉自己，方能解脱精神上的重负。
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多次写到教授们的这种内心折磨，他们接受新观念往往要有更多的波折和磨难。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
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然而19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为此，诚挚推荐陈徒手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
《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收录了作者多年积累和访谈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忆当年采访和幕后花絮的“题记”，所写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
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众多作家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陈徒手老师作品，数量非常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感兴趣的书友可抢先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