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龙”为什么诞生在杭州？

偶然必须在适宜的土地上才能生长，必然也在偶然中孕育。

转载自 | 商隐社

作者 | 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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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刚开启还没多久，要说最火热的城市，那非杭州莫属。

人们惊讶地发现，推出国产3A游戏巨作《黑神话：悟空》的游戏科学，今年初震撼全球的DeepSeek以及央视春晚舞台上秧歌机器人背后的宇树科技竟然都来自杭州。

除此之外，杭州还有国内脑机接口头部企业强脑科技，四足机器人领域绕不开的云深处科技，以及具备全球最大的可交互三维数据能力的群核科技。

他们作为“杭州六小龙”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杭州逆袭的代表企业。

一些省市对此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比如在前几天的广东新春第一会上，广东省委书记特别提及三家明星企业：华为、深度求索（DeepSeek）及宇树科技。

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旗下“交汇点”客户端于7日、8日接连发布文章《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抛出了灵魂拷问：为什么这些“科技新贵”没有诞生在经济发达的江苏，而是选择了杭州？

2月10日晚间，济南媒体也发文《杭州“六小龙”出圈，给济南什么启示？》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杭州“六小龙”出圈，济南该向杭州学什么？

这些问题同样成为很多城市的开年第一问。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阿里逐渐成长为电商巨头之后，上海主政者发出的反思：上海为什么生长不了马云？

尤其是在马云讲到“阿里一开始是在上海，后来回到了杭州”后，上海更为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

这次最感到遗憾和紧迫的当属广东：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上大学前的成长轨迹都在广东；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的事业甚至起步就在广东；冯骥的游戏科学最初在深圳注册，却在杭州开发出了《黑神话：悟空》。

“杭州六小龙”里，还有不少核心成员曾在广东成长、求学和创业……但他们最终没有选择广东，而是在杭州创业。

城市之间的产业竞争是相当激烈的，直接关乎城市的未来。多年以前，我在国社旗下某智库型媒体任职时，负责区域经济版块，当时搞了一个“城市着急了”系列，很受读者喜爱，那时正值中国各大城市争相布局工业、勇猛突围时期，所谓“着急了”是指城市想要迅速进行产业布局的紧迫感。

当时最能反映大城市间“你追我赶”布局产业的一句话是：前面标兵已远，后面追兵将至。

前几年舆论还在担忧有着“电商之都”“动漫之都”等称号、网红遍地的杭州产业偏“软”，制造业相对弱势，转眼间杭州便以一系列新锐科技企业的诞生晋升为又一个“创新之城”，成为很多城市眼中的“标兵”。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杭州如何发生了这样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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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蜕变没有“一招逆袭”的爽文，背后更多是区域内各种因素不断拉扯、平衡，在艰难求索、试错中寻找最优解的过程。

杭州有西湖，曾是京杭运河的南部端点都会，历史上富庶千年。但在发展工业化的时代，杭州的区位优势其实并不太占优势：

缺乏工业发展所需的地矿资源，市区背靠西湖和群山，城市发展空间非常有限，算是中国最小的省会城市之一，对人口和产业的承载力严重不足。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的经济活动主要在西湖周围兜兜转转。而且杭州作为旅游城市，考虑到环境因素，重工业的发展也受到了一些限制。

即便如此，依靠市场化改革先发红利和一批胆大敢干的企业家的突围，杭州发展起了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包装造纸等轻工业，涌现出了以冯根生、宗庆后、鲁冠球“三驾马车”为代表的企业家。

但局促在西湖，杭州工业就无法舒展开来发展。于是在21世纪初，杭州开启了东拓西扩，萧山和余杭撤市设区并入杭州，市辖区从683平方公里扩大到3068平方公里，在全国副省级城市里排名第五，人口也翻了一番，产业发展获得了空前的空间和人力资源。

与此同时，杭州顺势推出了“工业兴市”战略，开启了GDP增速最快的10年，直到全球金融危机汹涌袭来。

众所周知，浙江以“轻（轻工业）、小（中小企业）、加（加工业）”的的所谓“小狗经济”——体型娇小的若干主体身手敏捷、高度灵活，围绕共同的市场目标，在无缝化的分工协作中凝聚而成强悍的攻击力量闻名于世，也形成了为数众多的产业集群，比如萧山化纤产业、余杭家纺产业、南阳制伞业。

这些产业集群是顺应市场经济法则和当地资源禀赋的产物，但基本都以价格低廉作为“杀手锏”，讲究薄利多销，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需求大量减少给这些企业带来了极大冲击。

再者，随着竞争加剧，很多产业集群无法完成像乐清电气产业那样的涅槃升级，想要继续走低价模式就只能往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转移，或者被淘汰。这就造成了当地产业的空心化。

面对原有产业大浪淘沙，可持续性遭到冲击的难题，杭州在金融危机前后布局新兴科技及服务行业，提出“服务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其实就是基于区域内地矿资源缺乏、原有产业遭受打击且转型慢，而环境优美、人才素质高的优势比较适合承接国际高端服务业的转移。

随着工业滑坡，2009年至2013年，杭州GDP增幅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排名一度退至最后一名，工业产值也被宁波超越。

与此相映衬的是，杭州的旅游、电商、文化、房地产、金融、商贸、物流、中介等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2011年就已过半。

这时期阿里、网易等互联网企业已经长大，杭州又果断把信息经济作为发展重点，后又提出要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

杭州数字经济的强悍无需赘述。现在看来，杭州几乎从头到尾吃到了数字经济的红利。尽管其GDP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排名总在第8名左右徘徊，但互联网上代表顶级城市称谓的“北上广深”已悄然变成了“北上广深杭”。

对一座城市的认可往往体现在“用脚投票”，杭州对新经济的追逐创造了大量新形式的就业机会，2016年杭州人才净流入高达8.9%，超过了北上广。在加上G20和亚运会之后，叠加“盛事效应”，杭州更是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第五城”。

但以电商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于杭州来说并非是突然蹦出来的“天外飞仙”，而有着特定的经济土壤：浙商早年受限于本土资源的缺失，需要游走四方卖货，使他们长于营销，有人甚至说浙江经济是“卖”出来的。像宗庆后、钟睒睒，都有着极强的营销才华。

作为浙江互联网产业引爆点的阿里，也正如马云早年所说，就是“互联网版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只能说这是杭州摸到了适合本土发展的产业模式。

但另一面，在相继成为“电商之都”“直播之都”“网红之都”后，杭州产业也陷入到了“脱实向虚”。

2018年，杭州规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405亿元，仅为深圳的37%、广州的55%。杭州工业投资规模也连年下降，相比武汉、南京等动辄数百亿的工业大项目，差距较大。

在一次杭州政府召集的讨论制造业发展的会上，宗庆后不无感伤地回忆：

“忆往昔，杭州的轻工业曾是那么兴旺，空调厂、电扇厂、自行车厂、电表厂、杭丝联、浙麻、杭一棉、杭二棉、新华造纸厂、杭州食品厂等轻工业各门类工厂几乎都有，而且业绩都不凡，在全国亦小有名气，但这些年几乎都看不到、听不到了。”

还有，随着消费互联网逐渐达到天花板，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越来越乏力。2022年杭州GDP增速只有1.5%，不仅逊色于其他省份同水平的竞争对手，在浙江省内也最低。

在此之前杭州就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9年推出“新制造业计划”，目标悄然从“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变为了“重塑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

这意味着杭州要用数字技术促进区域内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制造业力量。

但无论数字经济还是实体产业，背后的关键还是科创力量。

所以这些年，杭州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浙江大学等数字创新平台及高校纷纷投入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研究。智能物联、云计算大数据、高端软件、人工智能等产业也被作为主攻方向。

杭州在2021年专门成立了钱塘区作为打造先进制造业的基地，主要布局“车药芯化航”五大产业。钱塘汽车产量占到杭州的80%以上,生物医药产业营收比重占到杭州的近一半。

“杭州六小龙”正是杭州在这个转型阶段企业的代表。

除此之外，睿兽分析发布《2024全球独角兽企业观察报告》显示：2024年底，中国现存独角兽企业510家，杭州占据34家，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位居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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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产业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杭州几乎是中国最积极追逐新经济力量的城市，这主要有这么几点因素。

一是杭州民营企业发达，“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杭州连续20多年蝉联全国城市第一，民营企业是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民营企业家总是在发挥所长追逐商业机会。 当杭州经济陷入低谷时，总有一批民营企业冒出来力挽狂澜，从最早的娃哈哈、万象集团，到阿里、网易、吉利，再到“杭州六小龙”。

二是杭州时刻处于激烈竞争中。长三角城市群是遍布强手的，尽管杭州做出各种努力，但在某个层面上都有更强的：工业干不过苏州，金融干不过上海，科教干不过南京，外贸干不过宁波。这几年，长三角城市群的“后来者”合肥在高端制造业上也相当出色。

如果发展水平跟不上，很容易就被旁边的城市“虹吸”。 当年杭州与上海刚通高铁时，杭州官员担心的也正是“有可能杭州的那些企业家全跑到上海去了，杭州就没戏了”。

强敌环伺使杭州无法酣睡，始终在寻找更具差异化的发展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