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迪拜已经有一些华人群体，他们大多数来自国有企业的外派员工，或者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而90年代在迪拜外企工作的中国人，甚是寥寥，今天的主人公
锦艳
便是其中的一员。也因此，相较于其他20年陈的老迪拜，她的成长轨迹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上世纪90年代初，锦艳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之后有幸获得进入天津港外资公司的工作机会，这是当时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的码头，也为初入社会的锦艳积累了宝贵的外资企业工作经验。
“我当时做的是财务，外方领导要求我尽快掌握西方财务会计的方法。90年代的中国企业，财会准则还是复式记账法，算盘是会计的标配。但西式的财务规则，电脑、英语等都是合资和外资公司的标配。这让我这个白纸一张的新人，有了和世界接轨的机会。” 锦艳谈起她的第一份工作。
锦艳在天津港合资码头工作时期照片（右一）
随着锦艳的书面英语、口语沟通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提高，也逐渐了解到中国以外的世界，
她也萌生出要去国外发展的念头。
1999年，锦艳通过朋友介绍，得到了一份在迪拜JEBEL ALI 自贸区的工作，在一家印度和科威特合资的钢管制造公司担任销售助理。但当时，锦艳的志向并不在迪拜，而是打算以迪拜为跳板，再去美国寻找机会。
迪拜JEBEL ALI港是迪拜
贸易发展的基石（网图）
“90年代末，国内还并未与迪拜有直飞航线，想要去迪拜，需要先乘坐南航从北京到沙迦，然后再从沙迦坐车抵达迪拜。”
锦艳说道。
2000年前后的迪拜，经济和政治层面同欧美等国关系密切。政治上极力维护和欧美大国的关系，而经济、法律和商业规则基本都是借鉴甚至照抄欧美，尤其是英国体系。
那时的迪拜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石油储备几近枯竭，正在大力发展自己的多元化经济，如转口贸易业、旅游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由于正值经济转型初中期，当时的迪拜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还是非常的落后。
锦艳说道：“当时把车开到现在的DUBAI INTERNET CITY这里，就已经算是出城了，再往JEBEL ALI 方向开，路两边就是茫茫沙漠，偶尔还会看到骆驼在悠闲漫步。当时迪拜最豪华的酒店还是JUMERIAH BEACH HOTEL，帆船酒店还在建设中。”
正在建设中的帆船酒店（网图）
2000年的时候，锦艳住在现在EMIRATES TOWERS对面的高层公寓里，那里算是迪拜当时最繁华且时髦的区域，开着很多英国和欧式风格的酒吧、餐厅和超市。很多欧美人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中产阶层，都会专门来这里购物。但仅仅开车几分钟，就会来到SATWA SLUM，那里曾是迪拜著名的贫民区，风格类似印度的城市，而现在，这个区域被翻新成了高档的商区CITY WALK。
作为一名中国人，在外企工作的锦艳自然也想结识一些老乡，但在她刚来迪拜的近大半年里，基于两点一线的工作状态，她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其他中国人。第一个认识的同在自贸区工作的中国人，居然还是菲律宾朋友引荐的。后来她也慢慢认识几个其他在自贸区工作的中国人，基本也都是在外资公司上班，偶有一些国内外派过来的。
“总之，
20多年前迪拜华人社群的构成基本是中国国企、央企的外派工作人员，以及民营和私企的老板和中国员工，还有一些在酒店、餐厅及服务业工作的服务人员，还有一些中国人通过中介花了很多钱，通过旅游签或买签证来迪拜淘金的
，但他们往往没有基本的英语和生存技能。像我这样单打独斗地在外企办公室工作的中国人也是有的，但很少。” 锦艳说道。
由于经营不善，锦艳所在的钢管制造公司倒闭，锦艳不得不另谋出路，但这却开启了她征战多家外企的多元之路。在之后的十年里，锦艳几乎换了5份工作，均是外企，而且这些工作还都是跨行业、跨文化、跨工种的，有不同国家人士经营的贸易公司、油气服务公司、物流公司、私人银行、咖啡初创公司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岗位也从之前的销售，变换为市场、财务、商务和行政等等。这为锦艳带来了大量的不同行业、
不同岗位的从业经验，使她沉浸在迪拜多文化和多元化的工作氛围中。
锦艳解释自己频繁跳槽的原因：“后来有面试官问过我，为什么每两年就换一份工作，其实就是求生存、求发展。我刚到迪拜就买了当时纽约的一本畅销书《WHO MOVED MY CHEESE》，受书的影响，
在职场中我总是保持警觉，居安思危、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平台，和更优秀的人一起工作。
”
虽然频繁经历跳槽，但锦艳的上级和同事，往往在她离开时都会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提供很好的推荐信，以至于新公司HR做背调时，得到的也都是锦艳正面的信息，这让锦艳自己也颇为自豪。
“这一点恐怕要感谢我老爸，我爸是军人出身，在我出国前正儿八经地给我上了一个多小时的思想政治课，
希望我在国外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工作要勤勉努力，不能做出有损国格和人格的事情。
” 锦艳说道。
在2005年至2007年间，正值Jumeirah棕榈岛大兴土木，当时承建岛上那些别墅豪宅项目的正是来自中国中建的几千名中国劳工，而在异乡的他们，由于不懂英语，工作和生活并不方便。当时锦艳作为华人教会的一名志愿者，为这些建设棕榈岛的中国劳工免费提供英语教学，每次上课都有几十位中国劳工来学习。
十年来的跨文化工作经验，让锦艳与无数不同国家的人共事，有印度人、阿拉伯人、日本人、欧洲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而其中发生的感受和故事，多到她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锦艳谈道：“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都是不同的。
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有点像我们远东的亚洲人，比较注重人情关系和家庭，有时也很爱八卦，比如喜欢打听别人的工作、家庭、孩子、房子、票子等等。欧美人则相对更注重隐私，个人相关的信息是不会轻易提及或问起的。那时候我会觉得欧美人比较冷漠，不太关心他人，其实那只是他们的民族个性，真遇到困难，欧美同事和朋友也都会提供帮助。”
而在这个十年中，锦艳也在网络上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并在迪拜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锦艳的丈夫DAVID来自英国，为人低调、谦和，有源自骨子里的善良，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英国绅士。由于DAVID为人忠厚诚实、工作认真，赢得了时任迪拜酋长的信任，被酋长钦点，留在迪拜政府部门从事技术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
“
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在家庭中也处于平等的地位。
” 锦艳说道。
2010年，锦艳加入了世界五百强的思科公司，担任亚太区的总裁助理。
相较之前的“职场漂流”，在思科，锦艳一待就是十年。
“思科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我有幸与一群极为优秀的人一起工作。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阿拉伯裔的加拿大人，黎巴嫩人，约旦人，这些都曾经作为我的顶头上司和经理一起共事过，我也从他们身上深刻洞察到不同国家的人，其行为和思想方式的不同。” 锦艳谈道这段工作经历时说。
但成长的过程是痛苦的，锦艳的BOSS从普通的董事上升为高级董事，再上升为副总裁，作为助理，要求她无论是业务上，还是人际关系交往上都要同步提升，对接的工作对手也从印度的班加罗尔，到英国的伦敦，直到美国硅谷的思科总裁办公室……锦艳表示那段时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锦艳描述这段经历时说道：“这非常考验我的英语书面表达和口语沟通能力，以及人脉的搭建，
毕竟做助理的一大工作就是替BOSS约上他想沟通的上级，或某企业客户的高管以及某国政府的高官
，这些日复一日的锻炼，让我如今可以游刃有余地服务各国、各类型的客户人群。”
正当锦艳事业越来越好的时候，一场变故悄然而至。
锦艳的丈夫DAVID被查出患有癌症，于2013年在迪拜离世。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锦艳的丈夫在迪拜美国医院的病床上还不忘工作，把团队成员召集到病房里培训，交代各种未完成的事宜。
谈及丈夫，锦艳说道：“但时至今日，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铭记在我心中，他留给我的那些有关善良正直、坚守原则、尊重他人、谦逊随和的品格和精神财富，依然影响着我的每一天。”
在思科工作的最后三年，锦艳被转到中东业务部，上司和同事更多来自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在这三年中，她越来越感受到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力量的崛起
，也有机会深刻体会周边阿拉伯国家在中东这个充满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为了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博弈和挣扎。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黎巴嫩开团队年会，我们团队代表思科组织了一次探访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难民营的活动。就在距离繁华富足的迪拜不到两小时航程的地方，还有那么多苦难的民众为了基本生存而苦苦挣扎。那么多可爱的叙利亚难民孩子，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连上学和读书都是件奢侈的事。这让我心中很是难过，但了解到基于远程科技的应用，让难民营的孩子也可以接触远程授课和远程医疗，这些实际的案例，让我相信
科技真的可以改变世界
。” 锦艳说道。
2019年，中美打响贸易战、科技战，中美政府间的隔阂日益加剧，虽然锦艳当时已经被转到思科中东业务部并已经为思科工作了十年，但作为一个在美国公司工作的中国人，国家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地对她造成了影响。
“当时每周一的业务复盘会议，听得最多的就是华为又抢占了某某市场和客户，作为中国人，听到这些真的倍感压力。” 锦艳说道。
2019年底，恰好迪拜有一家华人车企向锦艳递来橄榄枝，锦艳就以此机会为由，离开了思科公司，第一次进入民营企业工作。然而好景不长，入职不久，疫情就开始了，这家车企也遭遇了经营困难，为了帮助公司渡过难关，锦艳一方面主动给自家降薪，另一方面协助公司建立了数字营销部，为公司未来发展打下基础。但最终由于自身原因，2020年末，锦艳还是提出了离职。
人到中年，原本锦艳打算回国退休养老，但由于疫情管控，她也被滞留在了迪拜。2021年，她给自家放了一年的假，用于读书、思考、放空 ——
是回国享受平静生活，还是在迪拜继续发挥余热
，成了锦艳这段时间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在此期间，锦艳也把阿联酋的边边角角都给逛了个遍，却发现自己越来越热爱这个地方，尤其是生活了20多年的迪拜，这座充满机遇和魅力的城市，总是让锦艳无法割舍。
机缘巧合下，在2021年末，锦艳决定加入一家华人初创公司。在外企身经百战的锦艳为什么要加入一家中国小公司，她表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一位90后的女生，我看着她一路打拼，一路奋斗，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彼此相近的价值观和工作经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锦艳新公司的业务是帮助中国企业在中东设立公司，开展银行业务，并提供财税解决方案，专门面向出海的中国企业提供服务
—— 这里面很多业务锦艳在过去的工作中都有所涉猎，因此也算得心应手。
“2009年我曾在JAFZA管委会工作，本身就对企业在自由区落地有着丰富的经验。而在那段工作中，我有幸接待了时任总理李克强率队访问迪拜JEBEL ALI自贸区。当时李总理鼓励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为中阿经贸合作做出贡献，这也使得我对服务企业出海抱有着浓厚的兴趣。” 锦艳表示。
锦艳代表
JAFZA的一员接待总理，并为其翻译
锦艳认为，无论是政府层面的鼓励，还是国内目前的经济环境，中国企业出海是必然的，
但在出海中东的热度下，企业也需要谨慎，需要提前做好规划和市场调研，若是盲目出海，盲目落地，反而会造成巨大损失。
“
至少要了解本地的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和思维模式，经营管理者还务必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和税务政策。
” 锦艳谈道：“比如，这边的银行开户和国内有着很大的差别。国内银行都是追着客户提供各项银行服务，而在阿联酋，中资公司开对公账户都是很困难的，审批时间也会很久。还有一些中国公司不重视合规管理，结果被银行关停账户，影响业务发展。”
通过对成功案例的分析，锦艳认为创始人的格局和能动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东并不是一个适合赚快钱的地方，创始人和团队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而关键岗位在本地找到可以胜任的外籍雇员更是事半功倍，但如何管理不同种族和信仰的员工，克服所谓的跨文化差异，恰恰是企业能否出海成功的关键。当然，中国企业务必要诚信营商，合法合规，注重产品和服务质量，这也是未来做大做强不可或缺的。”
锦艳不仅见证了迪拜2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同样也见证了迪拜华人群体的蓬勃发展。
她表示，相比20多年前，当时的华人只有几万人，专业人士更是凤毛麟角，而现在，阿联酋华人接近40万，并且阿联酋各个行业，无论是阿联酋跨国公司，银行业，金融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可以轻松找到华人精英们的身影。更别提更多像华为、海信、小米、大疆等知名大厂，都带来了诸多极富工作能力和国际化视野的中国员工。
迪拜华人的生活条件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锦艳表示，20多年前在迪拜找一家中餐厅、买一些中国商品都颇为困难，但如今无数华人超市，无数囊括南北风味的中国餐厅已经遍布在迪拜的各个角落。前两年迪拜还创立了国际上首个能衔接国内学制的中国学校，现在连大型华人医院也建立了。
在迪拜的中国人，其生活便利程度感觉已经不输国内。
20多年来，锦艳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迪拜，谈及未来，她说道：“
我还希望能继续留在迪拜，能多和年轻的华人在一起，与她们交流，向她们学习，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