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 | 襄阳为何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文末有惊喜）

新史学1902 · 公众号 · · 2022-06-23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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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襄阳颇受兵家瞩目，是南北对抗双方激烈争夺的热点区域。吴庆焘《襄阳兵事略·序》曰：“世之言形胜者，荆州而外必及襄。其用兵萌于春秋，茁于东汉，枝于三国，蔓于东晋六朝，而樛于宋之南渡，史策具在，可坐而稽也。”周室东迁之后，随着楚国的强盛和立都于郢（后亦称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江汉平原逐渐成为南方新兴的经济区域。楚地与北方华夏诸邦的交通往来，主要经过襄阳所在的鄂西山地，陆路可由郢都北上，过今当阳、荆门、宜城等地直趋襄樊，或称作“荆襄道”。涉汉水后经襄邓走廊通道进入南阳盆地，然后分为三途。分述如下：

其一，向东北穿越伏牛山脉南麓与桐柏山脉北麓之间的方城隘口（今河南省方城县东），到达华北平原的南端。如《荆州记》所言：“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城）关，是周、郑、晋、卫之道。”这一途径又称为“夏路”，是楚师屡次与齐、晋等国逐鹿中原，争夺霸主地位的进军路线。顾栋高亦言：“是时齐桓未兴，楚横行南服，由丹阳迁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罗、鄀，为鄢郢之地，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如河决鱼烂，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窥周疆矣。”

其二，从南阳盆地沿白河支流河谷北行，越伏牛山脉分水岭，过鲁阳（又称三鵶，今河南省鲁山县南）、陆浑（今河南省嵩县东北）诸隘，则进入伊、洛流域，抵达号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史记》卷40《楚世家》载庄王八年（前606），“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并向使者王孙满询问周鼎之大小轻重，其大军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其三，自申（今河南省南阳市）西行，越今内乡、淅川入武关，经商洛山区过蓝田后，到达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后人或称其为秦楚大道。楚怀王十七年（前312），“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遭到惨败。《史记》卷5《秦本纪》载昭襄王十五年（前291），白起攻楚，取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二十八年（前278），白起复攻楚，取鄢（今湖北省宜城市）、邓（今河南省邓州市），“赦罪人迁之”；次年便攻克楚国首都郢城。前后出师均是走此条路线。

此外，襄阳沿滚河东行，过今枣阳，可走桐柏山和大洪山间的谷道抵达随州，再顺涢水南下，经安陆、云梦进入江汉平原北端，抵达长江之滨的沔口（今汉口）。

江汉平原与北方联系的水路，则是通过汉水运输航行。汉水又称沔水，发源自陕南凤县，过汉中、安康盆地后，“自陕西白河县流入界，经郧阳府城南，又历均州及光化县之北，谷城县之东，又东至襄阳府城北折而东南，经宜城县之东，又南经承天府城西，荆门州之东，复东南出经潜江县北及景陵县南，又东历沔阳州北及汉川县南，至汉阳府城东北大别山下会于大江”，几乎纵贯了整个江汉平原。《战国策·燕策二》载秦王威胁楚国说：“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讲的就是将要利用汉水运兵伐楚。襄阳又是南阳盆地南部湍河、白河、唐河几条川流收束而下、汇入汉江的地点。因此，楚地与北国的水运交通，可从沔口溯汉江而上，经鄢郢（今湖北省宜城市）、石门（今湖北省钟祥市）至襄阳后，又可分为二途，或继续西行入汉中盆地，或转入三河口（或称三洲口，今唐白河口），北上直航宛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曰：“白河，府东北十里。其上流即河南南阳府湍、淯诸水所汇流也。自新野县流入界，经光化县东，至故邓城东南入于沔水。……或曰白河入汉之处亦名三洲口。吴将朱然攻樊，司马懿救樊，追吴军至三洲口，大获而还。又王昶屯新野，习水军于三洲，谋伐吴。《水经注》：‘襄阳城东有白沙，白沙北有三洲，三洲东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李吉甫曰：“邓塞故城，在县东南二十二里。南临宛水，阻一小山，号曰邓塞。昔孙文台破黄祖于此山下，魏常于此装治舟舰，以伐吴。陆士衡表称‘下江、汉之卒，浮邓塞之舟’，谓此也。”

由此观之，襄阳自春秋以来就是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几条陆路、水路在此交会，使其成为沟通南北、承东启西的重要枢纽，因而在军事上具有极高的地理价值。如司马懿所言：“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庾翼亦曰：“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顾祖禹则列举史实论道：“（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曹操赤壁之败，既失江陵，而襄阳置戍屹为藩捍。关壮缪在荆州，尝力争之，攻没于禁等七军，兵势甚盛。徐晃赴救，襄阳不下，曹操劳晃曰：‘全襄阳，子之力也。’盖襄阳失则沔、汉以北危。当操之失南郡而归也，周瑜说权曰：‘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及壮缪围襄、樊，操惮其锋，议迁都以避之矣。吴人惧蜀之逼，遽起而议其后，魏终得以固襄阳，而吴之势遂屈于魏。自后诸葛瑾、陆逊之师屡向襄阳，而终无尺寸之利，盖势有所不得逞也。”

襄阳之所以受到兵家重视的另一原因，则是它周围的地形、水文条件有利于军事上的防御。襄阳城北临汉水，与樊城隔江相对，川流湍急，难以泅渡。蔡谟曾云：“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鱼贯溯流，首尾百里。”顾祖禹称其“盖谓襄阳以西”。按汉水在春秋时曾为楚国之北疆，并作为它的天然水利工事。后代割据江南者，亦需要把外围防线推广至淮河、汉水一带，才能确保其统治的安全。《读史方舆纪要》卷75《湖广一》对此论述甚详：

《诗》：“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左传》：“楚汉水以为池。”又曰：“江、汉、睢、漳，楚之望也。”《史记·楚世家》昭王曰：“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夫楚之初，汉非楚境也，故屈完对齐桓云：“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自楚武伐随，军于汉、淮之间，自是汉上之地渐规取之矣。吴之伐楚也，与楚夹汉，而楚之祸亟焉。林氏曰：“楚之失，始于亡州来、符离；其再失也，由于亡汉。”晋蔡谟谓：“沔水之险，不及大江。”不知荆楚之有汉，犹江左之有淮，唇齿之势也。汉亡江亦未可保矣。孙氏曰：“国于东南者，保江、淮不可不知保汉，以东南而问中原者，用江、淮不可不知用汉，地势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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