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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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杰 | 襄阳为何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文末有惊喜)

新史学1902  · 公众号  ·  · 2022-06-23 18:05

正文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襄阳颇受兵家瞩目,是南北对抗双方激烈争夺的热点区域。吴庆焘《襄阳兵事略·序》曰:“世之言形胜者,荆州而外必及襄。其用兵萌于春秋,茁于东汉,枝于三国,蔓于东晋六朝,而樛于宋之南渡,史策具在,可坐而稽也。”周室东迁之后,随着楚国的强盛和立都于郢(后亦称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江汉平原逐渐成为南方新兴的经济区域。楚地与北方华夏诸邦的交通往来,主要经过襄阳所在的鄂西山地,陆路可由郢都北上,过今当阳、荆门、宜城等地直趋襄樊,或称作“荆襄道”。涉汉水后经襄邓走廊通道进入南阳盆地,然后分为三途。分述如下:
其一,向东北穿越伏牛山脉南麓与桐柏山脉北麓之间的方城隘口(今河南省方城县东),到达华北平原的南端。如《荆州记》所言:“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城)关,是周、郑、晋、卫之道。”这一途径又称为“夏路”,是楚师屡次与齐、晋等国逐鹿中原,争夺霸主地位的进军路线。顾栋高亦言:“是时齐桓未兴,楚横行南服,由丹阳迁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罗、鄀,为鄢郢之地,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如河决鱼烂,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窥周疆矣。”
其二,从南阳盆地沿白河支流河谷北行,越伏牛山脉分水岭,过鲁阳(又称三鵶,今河南省鲁山县南)、陆浑(今河南省嵩县东北)诸隘,则进入伊、洛流域,抵达号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史记》卷40《楚世家》载庄王八年(前606),“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并向使者王孙满询问周鼎之大小轻重,其大军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其三,自申(今河南省南阳市)西行,越今内乡、淅川入武关,经商洛山区过蓝田后,到达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后人或称其为秦楚大道。楚怀王十七年(前312),“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遭到惨败。《史记》卷5《秦本纪》载昭襄王十五年(前291),白起攻楚,取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二十八年(前278),白起复攻楚,取鄢(今湖北省宜城市)、邓(今河南省邓州市),“赦罪人迁之”;次年便攻克楚国首都郢城。前后出师均是走此条路线。
此外,襄阳沿滚河东行,过今枣阳,可走桐柏山和大洪山间的谷道抵达随州,再顺涢水南下,经安陆、云梦进入江汉平原北端,抵达长江之滨的沔口(今汉口)。
江汉平原与北方联系的水路,则是通过汉水运输航行。汉水又称沔水,发源自陕南凤县,过汉中、安康盆地后,“自陕西白河县流入界,经郧阳府城南,又历均州及光化县之北,谷城县之东,又东至襄阳府城北折而东南,经宜城县之东,又南经承天府城西,荆门州之东,复东南出经潜江县北及景陵县南,又东历沔阳州北及汉川县南,至汉阳府城东北大别山下会于大江”,几乎纵贯了整个江汉平原。《战国策·燕策二》载秦王威胁楚国说:“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讲的就是将要利用汉水运兵伐楚。襄阳又是南阳盆地南部湍河、白河、唐河几条川流收束而下、汇入汉江的地点。因此,楚地与北国的水运交通,可从沔口溯汉江而上,经鄢郢(今湖北省宜城市)、石门(今湖北省钟祥市)至襄阳后,又可分为二途,或继续西行入汉中盆地,或转入三河口(或称三洲口,今唐白河口),北上直航宛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曰:“白河,府东北十里。其上流即河南南阳府湍、淯诸水所汇流也。自新野县流入界,经光化县东,至故邓城东南入于沔水。……或曰白河入汉之处亦名三洲口。吴将朱然攻樊,司马懿救樊,追吴军至三洲口,大获而还。又王昶屯新野,习水军于三洲,谋伐吴。《水经注》:‘襄阳城东有白沙,白沙北有三洲,三洲东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李吉甫曰:“邓塞故城,在县东南二十二里。南临宛水,阻一小山,号曰邓塞。昔孙文台破黄祖于此山下,魏常于此装治舟舰,以伐吴。陆士衡表称‘下江、汉之卒,浮邓塞之舟’,谓此也。”
由此观之,襄阳自春秋以来就是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几条陆路、水路在此交会,使其成为沟通南北、承东启西的重要枢纽,因而在军事上具有极高的地理价值。如司马懿所言:“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庾翼亦曰:“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顾祖禹则列举史实论道:“(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曹操赤壁之败,既失江陵,而襄阳置戍屹为藩捍。关壮缪在荆州,尝力争之,攻没于禁等七军,兵势甚盛。徐晃赴救,襄阳不下,曹操劳晃曰:‘全襄阳,子之力也。’盖襄阳失则沔、汉以北危。当操之失南郡而归也,周瑜说权曰:‘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及壮缪围襄、樊,操惮其锋,议迁都以避之矣。吴人惧蜀之逼,遽起而议其后,魏终得以固襄阳,而吴之势遂屈于魏。自后诸葛瑾、陆逊之师屡向襄阳,而终无尺寸之利,盖势有所不得逞也。”
襄阳之所以受到兵家重视的另一原因,则是它周围的地形、水文条件有利于军事上的防御。襄阳城北临汉水,与樊城隔江相对,川流湍急,难以泅渡。蔡谟曾云:“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鱼贯溯流,首尾百里。”顾祖禹称其“盖谓襄阳以西”。按汉水在春秋时曾为楚国之北疆,并作为它的天然水利工事。后代割据江南者,亦需要把外围防线推广至淮河、汉水一带,才能确保其统治的安全。《读史方舆纪要》卷75《湖广一》对此论述甚详:
《诗》:“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左传》:“楚汉水以为池。”又曰:“江、汉、睢、漳,楚之望也。”《史记·楚世家》昭王曰:“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夫楚之初,汉非楚境也,故屈完对齐桓云:“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自楚武伐随,军于汉、淮之间,自是汉上之地渐规取之矣。吴之伐楚也,与楚夹汉,而楚之祸亟焉。林氏曰:“楚之失,始于亡州来、符离;其再失也,由于亡汉。”晋蔡谟谓:“沔水之险,不及大江。”不知荆楚之有汉,犹江左之有淮,唇齿之势也。汉亡江亦未可保矣。孙氏曰:“国于东南者,保江、淮不可不知保汉,以东南而问中原者,用江、淮不可不知用汉,地势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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