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工友夜校”为何停办？

▲“工友夜校”宣布停办后，英语课仍将持续到学期末结束。5月12日晚，英语课上来了三位工友。（郑可书/图）

“对不起，我们不能给人大后勤工友办夜校了。”

2017年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新光平民发展协会（以下简称“新光”）发出声明，称将停办开展多年的“工友夜校”项目。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阅读量飞快刷新，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扩散开来，不断有人在新光的微信群里问，新光怎么了？

这是一场延续六年的平民教育试验。2011年，它发端于知识精英汇集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中：一群满怀热情的大学生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为源泉，以本世纪头十年新乡村建设实践为蓝本，渴望通过课堂上的知识传播，与校内打工者进行两个阶层间的对话。社团创始人吴俊东在一篇阐释“工友夜校”宗旨的文章中说，“教育绝非少数精英们的专有品，而应成为平民大众的进步阶梯。”

六年传承后，因为来上课的工友越来越少，学生们主动关停夜校，将新光的关键词从“平民教育”替换为“服务”“休闲”“归属感”。大学生们开始痛苦地思索这场试验受挫的原因，感慨平民教育养分的稀缺；同时也无奈地承认，大学生和校工这两个群体间的距离，他们尚未超越。

“中国制式教育提供给大学生的知识体系不适用于打工者，导致相互之间难以紧密结合。”“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曾经是新光的指导老师，虽然新光遭遇了挫折，但他依然珍视这种尝试：“趁着年轻人热血没冷却，能做多少算多少，成与不成并不重要。在这过程中，他们的热情得到释放，已经功德无量了。”

大三学生吴家伟是新光现任会长。停办声明在校内外引起关注后，腼腆内秀、说话轻声细语的吴家伟“消失”了一个星期。正好赶上学校放春假，吴家伟回了趟湖北老家，躲避媒体，他不希望夜校停办被“拔高到更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去”。

5月8日，他在人民大学明德楼阅读广场与南方周末记者见面时，依然显得困惑而不知所措。“可能归因太简单了，社团内部对夜校停办的根本原因没有想得很完善。”吴家伟解释，那篇夜校停办文章发出去以后，由于舆论的强烈反应，开始倒逼新光团队思考，停办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停办声明中，工友活儿多、工作时间长、下班后太累不想出门是夜校停办的主要原因。以一位新光曾经帮助过的学校保安为例，他通过自学拿到法学专业自考学位证，但依然没有找到光鲜工作，薪水较低，于是热衷自考的保安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这些磨损工友听课热情的原因，在停办声明中被总结为：夜校对于工友而言处于太高的需求层次了，尤其是在社会不能给予这些知识以现实价值上的反馈的情况下。

“工友夜校”停办的消息传出来时，食堂校工李坤（化名）正在开会。在会上，食堂一位领导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声明，当场念了出来：“不只来自一个食堂的工友告诉我们：食堂裁员了，没有再招人，他们的活儿几乎加了一倍，每天的工作都很劳累；一个食堂的大姐说，两年前她刚来的时候前厅有15个人，到现在只剩下8个人，活还是一样多。”

李坤听了心里想笑，“写声明的学生太老实，确实是这个情况，我们私下讲讲，没想到他们还写出来了。”但他不再去听课，主要不是因为工作劳累。李坤曾经是新光“工友夜校”的忠实拥趸，“基本每节课都去”，但现在“一看还是那些课，感觉没多大意思”。

校工周邵（化名）听过新光夜校的理财课，他觉得学生们的课讲得不错，都能听懂。但他目前没有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时间也不够。相比于文化课程，他觉得身边的工友都更喜欢唱歌跳舞这样的娱乐活动，“工作太累了，下班以后大家都去找自己的乐子了，学习的少，特别少”。

组织“工友夜校”的大学生们也能发现工友们的上课积极性在降低。从今年2月底开学以来，吴家伟将新光夜校课程规划为英语、社会与法这两类，每周各上一节。英语课尚能维持，“至于英语课，目前有4个保安差不多每次都来，主要是出于兴趣。”4月25日的声明中这么写道。

但社会与法的课程，应者寥寥。第一周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来了六七个工友。第二周讲社会保险，来了十个工友。第三周讲食品安全，吴家伟预期能来五六个，结果完全没有人参加，课也就没有讲。

一个工友都不来，这样的情况在上学期也发生过几次，吴家伟当时就提议夜校停办，遭到社团内部反对，因为这是新光的招牌项目。这一次，社团成员们终于就停办夜校达成共识，吴家伟反而松了一口气：“不能为了办夜校而办夜校，工友既然不需要，我们就不用继续了。”

但他依旧没有想明白，持续六年的平民教育试验，为什么画下休止符？这场被社团前辈们形容为“争夺工友闲暇时间”的战役，为什么陷入僵局？

时光退回到六年前。

2011年秋季的一个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各学生社团招新，在品园六号楼下摆起“百团大战”。刚踏入校门一个月的女生傅秋子在充斥着魔术绘画歌舞体育动漫的展台间流连，却被一张“眉宇之间流露出慷慨壮志”的报名表吸引了。

“在您的理想构成中，是否包含着社会理想的层面？您是否觉得农村是中国复兴之路上无法忽视的力量？是否想过乡村建设的问题？”一位男同学手举一块写有“新光”两字的朴素标牌，在向过往学生介绍这个初创社团。他是新光创始人、2010级商学院学生吴俊东，他对那些好奇的同学说：“我们主要活动是给农民工上课。”

在傅秋子、翟志杰等几位新光“元老”的描述中，那是一段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激情岁月，一群高校学生聚拢在一起，希望在为平民服务中改造自我。

他们邀请温铁军担任社团指导老师，温铁军为新光题词：“探索大学精神，实现平民梦想。”他们结伴到学者钱理群家中拜访，在一整面墙都是书架的客厅里，下定决心“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毅力投身平民教育”，以这种双赢的方法解决大学生精神贫困和农民工精神贫困难题。

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邱建生当时正在温铁军门下读博士，也为社团发展出谋划策。当时，邱建生已经投身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十年，曾在有近十万人口的工人社区创建工人夜校。他建议将新光办成学校系统认可的工友社区学院，利用大学中丰富的教育资源来服务本校工友。

“平民教育的核心是精英知识平民化。”邱建生认为，大学教授们在象牙塔内的知识生产是精英化的，和社会的关联是粗浅的；工友社区学院除了服务工友，还能使精英的知识切合平民大众的认知，更符合实际。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当时的设想甚至一度写成了项目书，希望跟管理工友的人民大学后勤集团进行沟通。“比较理想主义，事没成。还是以社团的形式来做。”

一开始，新光的课程设置主要是创业帮扶，来上课的大多是学校里的保安，之所以将保安群体作为切入点，是因为他们年龄和大学生们差不多。“很多在高校当保安的，目的就是参加自考。”吴俊东去过几个保安的宿舍，“在人大礼堂世纪馆的地下，十人间，全是书，桌上垒着厚厚的读书笔记。”

好景不长，学校换了一批保安并严加管理，新光的学生们介入不进去了。“（我们）转而发动食堂工友，跑工友宿舍送温暖，同吃同住，以至于他们以为我们是专职发洗衣粉、小礼品的。”翟志杰回忆。

食堂工友整体年龄偏大，也不像保安群体有志于通过创业或自考改变人生轨迹。新光也顺势调整了课程内容，陆续开展过电脑、英语、养生、理财、法律时政等课程。

▲“工友夜校”发端于知识精英汇集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中。（视觉中国/图）

真正打开局面是在2014年秋季，吴俊东为社团招新写下的《我们为什么要给人大后勤工友办夜校》一文在朋友圈里被广泛转发，不少主流媒体前来报道。人民大学学生给身边“人民”办学校，以此名义，新光摆脱了“地下”身份，赢得校方支持，收获师生赞誉。

在时任会长梁莎莎的记忆中，之后一年的“工友夜校”人气都还不错，一般每节课能来大约二十名工友。梁莎莎记得，她在春运到来前教工友如何用网络、电话订火车票，40人的教室都坐满了。

也有失算的时候。他们在雾霾严重的冬季办过一场茶话会，讨论“雾霾”。结果学生志愿者来了一群，工友只来了三个，还是因为关系好才来捧个人场。“我们以为工友关心，其实没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梁莎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在每次课前一天去各食堂发传单，告诉工友课程主题，当晚会来多少人，很难提前预计。

新光和后勤集团的合作也渐渐多起来，尤其是每学期末的工友晚会能来上百号人，工友们聚在一起表演、观赏节目。“后勤集团觉得我们帮他们解决了职工的娱乐、休闲问题。”翟志杰说。

但也有争议之处，比如该不该在夜校中讲劳动法的问题。人民大学校园内还有一个叫思行学社的学生社团，新光称呼为“工友”的群体，在他们眼里是“劳工”。后来有思行学社的学生加入新光做志愿者，给工友上过一节课讲劳动法。

“讲劳动法本身很正常，但你让法学院的学生去上劳动法，和让社团的人去上劳动法，是两个概念。”翟志杰是法学院学生，他敏锐地捕捉到课堂上的危险气息。

李坤还提醒梁莎莎，不要在讲课时给工友带去不切实际的希望，大学生没有那么大能量，就不要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梁莎莎反思后，也主张志愿者不过多介入工友生活。“就是提供个机会，让大家聊聊天、放松一下。”

为拍摄纪录片跟随新光活动半年的一位人大学生注意到，在一次工友晚会上，思行学社成员唱了一首新工人艺术团的《劳动者赞歌》，新光的管理团队私下颇有微词：“为什么要把气氛搞得这么凝重？”

李坤所在的食堂，参加夜校的工友最少。很多工友上了年纪，经历过很多事，“学生要讲的事，他们比学生还清楚”。

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苗中泉被邀请去给工友上过一节课，讲农村土地流转。主题是他自己定的，那时他刚参加完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个农村土地流转课题研究，认为这个话题接地气，“贴近工友的实际利益需要”。

来听课的工友很多，但不说话，也没有人提问，显得有些拘谨。“有点像小学生听课的意思。”苗中泉想，这可能是那一代人的特点吧，很多人拿着小本子做笔记，但不像大学课堂会有热烈的讨论。

“理论层面是讲得不错，说得比较高大上。”李坤去听那堂课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回头想想，好像什么都没学到，“我就是农村出来的，土地流转就是跟着政策走。工友最想听的谈判性的东西，没讲”。而这已经是李坤印象中“比较不幼稚”的一堂课了。更多时候，他觉得教课的学生“讲到现实问题时，思想不是很成熟”。

面对无人的课堂，吴家伟也怀疑过，如今，他决定面对现实，“现在新光发挥的职能已经不是平民教育了，更多像是为工友提供服务、组织活动，组织他们打羽毛球之类。最初的理念是实现平民梦想，现在有所转变。”一年前，新光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心为平民，行为精英。”

“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是很精英的，要形成和工友更接近的知识，不然完全是两个系统的人在对话。”邱建生对工友夜校的停办感到遗憾，但他觉得不能用成功或失败来评判这场试验。遭遇阶段性挫折很正常，但仍可以继续，“当年晏阳初带着一大帮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碰到的问题和现在是一样的。晏阳初到农村去，抱着我来拯救你们的心态，到了那里才知道，首先我是来接受农民的教育。这个态度不转变，你就没办法为农民服务。”邱建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温铁军认为，制式教育提供给学生的知识体系不适用于打工者所需的知识体系，“打工者在城市边缘生存，追求以他们能力为基础的发展。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在TOP10高校里面的学生是很难获取的，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条件。这就导致工友即使去上课，也很难互相之间紧密结合。”

“按理说，这种事应该是工会和社会组织介入的。”5月9日，温铁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吴俊东发现，原本致力于平民教育的新光，已经逐渐承担了一小部分类似于工会的职能。2016年圣诞节晚上，新光为工友办了一场晚会。提前半个月，学生们就去各食堂征集节目，每天晚上组织工友们排练。

那天晚会结束时，已接近凌晨。十多个新光成员和五六个相熟的工友相约去吃烤串，结伴走在校道上，一起唱起晚会高潮曲《红尘情歌》，这是现任新光会长吴家伟感觉自己和工友结合最紧密的时刻。

时隔近半年，新光工友夜校突然落幕，不过学期初定下计划的英语课仍在持续。5月12日晚上八点半开课时，教室里来了三位工友，教课的学生还能熟悉地叫出他们的名字。

对于这仅剩的英语课，4月25日新光发布的夜校停办声明也有提及：“我们会将它坚持到学期结束，这大概是新光夜校的尾声。”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郑可书、阚纯裕、桂天舒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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