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利维坦
“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也就是我本人(写诗的时候叫“二十月”)的订阅号,纯粹个人兴趣——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诗歌、小说、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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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北漂:为了点儿屎,犯得上杀人?

利维坦  · 公众号  · 热门自媒体  · 2017-04-27 09:20

正文

利维坦按:魔宙(mzmojo)的“北洋夜行记”我一直挺喜欢,不仅仅是在于这些半虚构的都市传说(事实上对于我来说,是否虚构已经不重要了),更在于叙述的风格——像一个传统的说书人,“说话”是一种表演的形式,但也得有个好的题材不是?


“北洋夜行记”这个系列讲的是北洋时期北平的都市传说,讲述人是老金(金醉),他在家里发现了一本太爷爷的笔记,太爷爷是当时申报驻北平的记者,在工作期间记录了很多当时的案件,太爷爷把调查的过程记录下来。现在是老金把太爷爷记录的故事讲给你们听,每期讲一个故事。而下面这一篇则是关于当时粪夫之间纠纷引发的一个故事。




【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一个 外地 朋友昨天来北京,给我发了条微信,说:一下飞机,我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屁里。


如果分析下成分,北京的空气比屁还脏。相比之下,我宁愿臭点,也不想要雾霾。


民国初年的北京,非常臭,不但到处是成堆的垃圾,还常有人随地大小便,因为公厕很少。那时候的人,走到朝阳门,会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堆粪里。


今天是世界厕所日(编者注:本篇是写于2016年11月19日),中国住建部表示,要增加女厕比例。这是一件好事。


民国初年的北京,公厕是只有男厕所的,据统计,至少有4000名掏粪工人,不分日夜地为北京除臭。


1920年夏天,我太爷爷金木调查了一件案子,发生在一个年轻的北漂身上,事发地点是方家胡同的一个男厕所里。


因为这件凶杀案,北京差点变得更臭。


整理完这个故事,我很想回到当时的北京城,虽然味道很重,但纷纷扰扰挺有趣,况且,空气是干净的。


我太爷爷金木留下了一本民国初年的神秘笔记《夜行记》,里头讲的都是历史上没说的事儿,看似离奇魔幻,却是残酷的真相。上图为金木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事件名称:掏粪革命

事发时间:1920年7月13日-7月17日

事发地点: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




上个月,我碰上一桩很有味道的案子。


一个来北京打工的年轻人,和表弟在方家胡同溜达,被几个蒙面人打了一顿,拖进茅厕灌大粪,两人被屎呛得昏了过去。


年轻人醒来,发现自己满头满脸都是大粪,表弟躺在旁边,已经没气儿了。


遇上这事的年轻人,叫朱福禄,今年二十岁,是我助手小宝的远房亲戚。


7月10号下午,小宝带朱福禄来找我,一起的还有个年纪更小的年轻人,叫于德顺。


两人都理着平头,穿着打补丁的短衣,袖口磨得发亮。他们和死去的那表弟,刚从宝坻老家来到北京,在方家胡同合租了间房子。


小宝说,福禄在案发现场捡了个东西。


朱福禄递给我一个小竹牌,一揸长,上头写了个“收”字,旁边盖着个印章:南净。


我捏起那竹牌,闻了闻。


这是粪厂给粪夫计算工钱的竹筹,“南净”大概是这家粪厂的名字。


民国初年,北京的粪厂很多,每家都有自己的工牌,便于粪夫领取工钱。


我问他俩做什么工作。小宝说,俩人还没找正经工作,手里没钱,在捡粪,算是跑海粪夫。




北京城里茅厕少,常有人随地大小便,朝阳门,安定门外常年都是满地人粪垃圾,臭气熏天,外地谋生的,很多人就先从捡粪开始。


朱福禄说,打他们的人,也都背着藤编的粪筐,拎着粪杓子,像掏粪的,“有个人骂我是偷粪贼,这城里的粪还不让随便掏?”


我说:“不是不让掏,是你占了人家粪厂的粪道。”


小宝大笑,说:“粪道?什么玩意,听着那么恶心。”


“不但不恶心,还很值钱。粪道就是粪夫的命。”


北京城里的粪,全靠粪厂清理,各个粪厂把北京的街道胡同做了划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


凡是粪道经过的地方,不管是政府大院,还是一般人家,所出的粪,都归这家粪厂来收。



我给他俩一人倒了杯啤酒,问他们都在哪里掏过粪。


于德顺咕嘟几口灌下啤酒,蹲在地上给我比划了一下,“就在我们住的附近,沿着大街胡同,往南最远不到东四牌楼。”


这于德顺,来了没几天,摸得倒挺熟。


我翻出张地图看了看,他说的几条街,应该是条很值钱的粪道,不但经过灯市口地区的生猪市场,还有雍和宫,国子监这些热闹地儿,连师范学校和巡警学堂都在这一带。


南净粪厂的粪道,经过的都是人口众多地段,有学校,寺庙等。


小宝骂了一句:“怪不得每回掏粪都跟大爷一样,是有粪厂撑腰啊。”


我说不是,粪厂发不了几个工资,粪夫才会把粪道看得比命还重要,为抢粪道打架,是常有的事儿。


“打架没关系,为了点屎,犯得上杀人?”


我点上一根飞马烟,说:“除非这点屎影响了大生意。”


我问小宝,愿不愿去南净粪厂当几天粪夫。小宝一瞪眼,摇头。


于德顺朝我拱了拱手,说:“金爷,要不我跟福禄去?”


“你们去?这可是查杀人案。”


于德顺点点头,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肯定比您和宝哥合适。”


于德顺皱着眉头,嘴唇紧绷着,不像开玩笑。


出了安定门,走到地坛边上,就是南净粪厂。朱福禄和于德顺都不用化装,背上粪筐,拎着粪杓就进厂了。


我和小宝去了趟内三警署。南净粪厂的事,警署早就知道了。我问为什么不查,巡警说:“这事儿麻烦了,粪道是前清就划分了的,不是一天两天就敢动的。”


“杀了人也不管?”


“不是不管,是管不了,一个粪厂几百号人,全是外地的,抓谁啊?”


我说,人死在你们区,就该去查。


巡警嚯地一声笑了,说:“可粪厂哪个区警署也管不了,这是卫生问题,京师警察厅卫生处直管。“


离开内三警署,我托人打听了南净粪厂。


南净算是民国最早的粪厂,前清时候就有了,一家占了十几条粪道,一半以上都在安定门大街和德胜门一带,不但每条道都 ,而且交通方便,直通粪厂。


清朝和民国时期,大部分粪厂都分布在地坛及往北方向,因此,安定门是北京城最主要的粪车通道。


南净的老板叫杨运星,从民国六年(1917年)接手粪厂,不但从其他厂新买了几条粪道,还给粪业定了个新规矩:粪道主权归厂里,居民不得擅自掏粪。


因为定下这个规则,各大粪厂推举杨运星为当年的北京粪业公会会长,一直干到现在。


小宝问我,这规矩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你拉的屎,并不属于你。要是你掏了自己家粪,就算侵犯了粪厂财产。


“我肏,这么霸道?”


“所以他们才叫粪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听说过吧?就这个意思。”


三天后的早上,福禄和于德顺回来了,背着大粪筐,腿上绑了绑腿,一身职业粪夫的打扮。


民国初年,粪夫的装扮都是这样,图为1919年的一位粪夫。


两人在粪厂的几天,从早到晚背着粪桶往晒场倒粪。晒场的工人,在地上铺一层炉灰面,把稀粪倒成条状,晒成粪饼。


负责加工的人,用勺子把粪饼剁成饺子大小的"捡儿",晒一天,外面黑紫光亮,里面还松软,这种粪干最好。


粪干送到厂外,用荆条编的圆盘盛了,一盘两个钱。有的粪太稀,就不做粪干,直接粪车装了卖。



于德顺说,粪厂加工有猫儿腻,掺了假,“若是按流程做粪干,你觉得那就是纯粪,实际上却不是。按我瞧见的算,做出来的粪干,能有四成纯就不错。”


我问,剩下是什么。


“主要是草灰,也有土,一斤粪,掺八斤灰。兑完拿勺一搅和,不是行家绝对看不出来。”


福禄闷在一旁不吭声,小宝问他怎么了,他腾地站起身,说:“我要报仇。”说完便往外走。


小宝拉住他,说:“着急没用,我们也没证据。”


于德顺说,跑海粪夫都是自己做粪饼,绝不掺假。他和福禄肯定是在城外卖粪的时候,得罪了南净粪厂的人,否则表弟也死不了。


他蹲在地上,用手指划拉着算账,说:“种地的一年四季缺不得肥,多一个买纯粪的,粪厂就少一个生意,算下来得少赚十一二个大洋。”


说完,他站起来拍拍手,又说:“这么多钱,还真是敢杀人。”


我递给于德顺一支烟,他点上抽了两口,又是一副很认真的模样。


中午,我们去西四大街找了个馄饨摊,随便吃了点,打算第二天去城外粪摊看看。


民国时期,北京街头的馄钝摊,当时的馄饨和现在基本一样。


十六号,我和小宝一早去了灯市口,找福禄和于德顺,天还早,就溜达过去了。


走到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遇上生猪市赶集,一路走过去,听到的都是猪叫,鼻子里全是猪粪味儿。


民国初年的北京灯市口地区,图片是猪市大街(东四西大街),出自美国社会学家甘博的北京摄影集。


过了生猪集市,还是满鼻子粪味儿。我问小宝,有没有什么不对。


小宝皱着鼻子闻了会儿,说:“肏,人屎味儿。”


找个街坊一打听:这条粪道的粪夫罢工了,从早上到现在,每家门口都有一堆没清理的粪,茅厕里的粪也都冒了尖。


拐进方家胡同,迎面冲来两群人,边跑边对打,人人手里拎着粪杓。一群小学生躲在墙根里看,拍着手哈哈大笑。


我和小宝傻在那里,再一看,是跑海帮和南净粪夫打起来了,福禄和于德顺在里头,正舀了粪汤往外泼,他俩后头,是八九个光膀子的汉子。


小宝骂了一句,冲上去帮忙,还没施展开,就踩了两脚粪,弯下腰就吐。


我往前去了几步,又退回来,捏着鼻子叫福禄住手,福禄不理我,仗着人多,打得南净粪夫满胡同跑。


那群人跑到十七高小门口(方家胡同小学),要往里进,校门口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喝住他们,骂了一通。


我一看,是高小的校长舒庆春,我曾在报社跟他见过。


我走过去,打了个招呼,问他怎么回事。


早上,南净的粪夫罢工,给街坊提了俩要求:一是不准让跑海粪夫进门,二是天气太热,每家交份解暑费。


街坊受不了臭,商量着交钱,福禄和于德顺叫来一群跑海帮的,两伙人就打起来。


打走南净厂的粪夫,于德顺拿上粪桶粪杓,吆喝跑海帮在胡同里收拾起来,满地的粪汤冲洗得干干净净。


小宝拍拍福禄,说:“这哥们挺能干,你也学学。”


我说,他这是聪明,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给街坊掏粪了。


果然,于德顺收拾完,就叫上跑海帮,挨家挨户掏粪洗马桶。


等他们忙活完,福禄和于德顺带我们去了安定门外的粪摊。去得太晚,不少已经卖光收摊,剩下几个卖粪干的小孩,懒洋洋地摇着扇子赶苍蝇。


我在一个粪摊前蹲下,看了看荆条圆盘里的黑紫色的粪干,问于德顺:“怎么看纯不纯?”


于德顺从地下捡了根麦秸管儿,弹弹灰,放嘴里吹了两下,插在一块粪干上。


他捏着麦秸管儿,斜趴下身子,噘嘴凑上去,衔住麦秸管,腮帮子动了几下。


站起身,于德顺拉我到一边,吐掉麦秸管儿,说:“兑的,吸不动。”


我不太明白,但也不想问。


又看了几个摊子,于德顺要么拿手搓搓,要么试着吸两下,没一家纯粪。


方家胡同打架的事竟登了报,题名叫《粪业乱象环生,粪道亟须整改》。


新闻里还表扬了于德顺和福禄,说是警察厅很重视粪霸垄断粪道的事,正在讨论行业整改。


福禄很兴奋,拿着报纸哗啦啦地翻。小宝笑他:“翻得那么响,认识上头写啥吗?报纸都只是说说,别当真。”


福禄说:“打个架都成名人了,咱们这事肯定能成,南净粪厂那群混蛋肯定要完蛋!”


我问:“什么事能成?”


于德顺笑了一声,说:“这事要闹大,才能教训粪厂。”说完,他拿起报纸,指着评论版,问我能不能写写南净粪厂造假粪的事儿。


我说,写写倒可以,但不一定管用。


他俩走后,我问小宝,于德顺识字吗。小宝说:“念过半俩月私塾,算不上识字,但是懂得多。”


我没再多问,翻开报纸看新闻。


北京出了件比掏粪更大的事:直奉联军打到了天津。


1920年7月15日到7月19日,北京发生直皖战争,直奉联军攻打北京,逼迫段祺瑞执政府下台。图为直军在涿州向北京边防军炮击。


傍晚,我写了篇关于南净粪厂造假和粪夫杀人案的稿子,送去了《白日新闻》报社。


《白日新闻》一早就登出了稿子,我买了份报,叫上小宝,一起去京师警察厅。


拉车的走到天安门,停下车,说前面堵了。


下车一看,长安街上堵了一大群当兵的,拉着大炮往东走。


小宝问我,是不是真要打仗。我说:“打进来也没事,闹腾不大。”


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位于天安门对面的户部街上,是极其重要的行政机构,主管治安、侦缉、消防、救济、交通、税务、人口普查、新闻媒介、卫生管理等。其中,城市卫生归警察厅下卫生处管理。图为1919年五四运动时的警察厅。


过了长安街,看见警察厅门口坐了一群人,全是南净粪厂的粪夫,至少有五百人。


南净粪夫光着膀子,背着粪筐,拿着粪杓,排得整整齐齐,静坐在太阳底下。最前排的人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


政府取消粪道,就是断送人民生计;官方收回粪厂,就是压榨民脂。


小宝悄声说,这事奇了,掏粪那么厉害?我指指标语,说:“这话像粪夫能写的?”


警察厅大门里列出一队巡警,手里拿着警棍和滕盾,还有几个扛着高压水枪,在粪夫面前排成弧形。


南净粪夫代表站起来,大喊一声:“抗议取消粪道!”上百人都站起来,跟着喊。


粪夫闹了一会儿,不少过路人也凑上来,把警察厅层层围住。


我拉住一个人问:“支持掏粪的?”


那人说:“嗨,我家门口也有闹的,死活不给掏粪,一胡同屎味儿,这谁能扛得住?管他什么,先给掏了再说。”


旁边又一个人插嘴:“警察又能怎样,不也得让人掏粪?”


一个巡警拿起喇叭喊话,说政府在做考虑,让他们先散了。底下没人搭理,继续闹。


巡警举起水枪,朝粪夫扫射,粪夫轰地一下炸开,丢下粪桶粪杓就跑。水枪扫过的地方,流成一片黄绿色的屎汤,散出恶臭,很快就苍蝇成群。


停了水枪,围观的散了个干净,南净粪夫却又回来,不管地上腌臜,又坐下去。巡警没了办法,也就地坐下歇着。


正耗着,从中华门那边跑来一群人,也背着粪筐,抡着粪杓,高举着白横幅——


打倒无良粪商,支持取消粪道。


领头的俩人,是福禄和于德顺,后头跟着的,是跑海帮。


巡警一见来了帮手,举起水枪又是一通扫射,南净粪夫被冲得七零八落,整条马路都泡在屎汤里。


一个光头从警察厅大门走出来,穿着件白绸布凉褂,一手摇着把扇子,一手抹着嘴上浓黑的八字胡。


这人是京师警察厅的吴总监。


吴炳湘(1874年~1930年),安徽人,袁世凯的嫡系。从1913年到1920年,任京师警察厅总监,总统府秘密侦探处主任等职务。


吴总监挥挥手,底下安静下来。他咳嗽一声,扯开嗓子喊:“人民的粪,就要人民来掏,要不怎么是共和政府?”


他挥挥手,俩巡警抬出个一米高的箱子,上头写着:投票。


吴总监站到投票箱跟前,说:“粪厂的问题,我都看报纸了。农业,是国家之本,有人在粪里掺假,那还怎么发展农业?从今天起,我在警察厅设置个投票箱,邀请各位关心粪业的公民来投票,选出北京粪业公会 会长,可以投现任的,也能提名新人。”


吴总监拍了拍投票箱,说:“等新会长上任,先整治南净粪厂造假,再出粪道新政。大家散了吧。”转身就回了警察厅。


底下嗡地一片,跑海帮欢呼起来,说要选个跑海的上台。南净的粪夫,也不再闹,稀稀拉拉散了。


人群散后,于德顺领着跑海帮把警察厅前的粪汤清理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的几天,事情越来越怪。


报纸上刊登了投票广告和吴总监的声明,勒令整改粪业,政府将暂时接管南净粪厂,等新的粪业公会会长选出,再来决定谁做新厂长。


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手写的文书,当时的官员,毛笔字都还不错。


福禄和于德顺成了名人,灯市口地区家家户户都说要支持他们做会长。警察厅的投票箱,收了不少人的投票,每天公布一轮票选榜。福禄和于德顺也进了候选名单。


南净粪厂的粪夫安生了许多,这几天按时掏粪,见着跑海的也不争吵。福禄和于德顺一天到晚掏粪,似乎忘了死人的事。


唯一没那么奇怪的是,杨运星的名字一直遥遥领先,排在他后面的,是朱福禄。


看起来,这场示威一闹,只会让南净更加合法。


十八号傍晚,我带着福禄,去了南净粪厂。


我对看门的说自己是记者,想拜访杨运星厂长。看门的跑去找人,磨叽半天,回来说厂长有事,不见客。


我俩在门口等了会儿,一辆东洋车从厂里拉出来,车上坐着个戴墨镜的胖子。


福禄说,这就是杨运星。我叫了辆胶皮,跟了上去。


东洋车沿着安定门大街一直往南走,竟去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六国饭店,修建于1905年,位于北京市东交民巷核心区,是 达官贵人的聚会场所。 各国公使、官员及上层人士常在此住宿、餐饮、娱乐。现在叫“华风宾馆”,位于前门东大街5号。


我不常来六国饭店,一怕人多眼杂,作为夜行者,不太方便,二是太多政府的人来往,我怕遇上我哥。


杨运星进饭店上了二楼,进了一个大包厢。我在大堂的沙发坐着等,问饭店的服务员,认不认识杨运星。


那姑娘说:“成天来玩,谁会不认识,他可是金汁行的大财神。”我问什么是金汁行。姑娘抿嘴直笑,说金汁行就是开粪厂的。


姑娘告诉我,杨运星在北京有100多所房子,各国银行里都存着大洋,“你说,杨老板做的不是金汁行是什么?”


抽了几根烟,不见动静,我收拾收拾衣服头发,推门进了包厢。


包厢里在开酒会,满眼都是穿旗袍的姑娘和黑西装。我绕了几圈,看见杨运星和一个穿长衫的男人站在角落聊天,一人端了杯葡萄酒,边喝边聊。


我凑过去,在他俩旁边走了两趟。长衫男人转过身,是警察厅的吴总监。


民国的酒会宴会,不比现在的差,论气派,往往更有范儿。图为1915年民国政府代表团与世博会美国官员举行酒会。


我钻出包厢,离了六国饭店。这事儿是做好的局,得赶紧让福禄和于德顺脱身。


晚上,我和小宝说了杨运星见警察厅总监的事。


小宝说:“他们勾结不算奇怪,让我奇怪的是福禄和于德顺。”


小宝白天去警察厅看了看,今天福禄的票数竟超过了杨运星。我说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除非像那杨老板一样,也拉票。”小宝说,于德顺找了上百个宝坻老乡和跑海粪夫,给福禄拉票。


“为了拉票,他把自己值钱的东西都当了,说要闹场革命,推翻粪霸。”


我点了根飞马烟,让小宝和我一起去找于德顺,“革命闹不成,恐怕要赔上命。”


经过猪市大街,见福禄和于德顺摇摇晃晃从白魁老号走出来,于德顺手里拎了只烤羊腿。


白魁老号原名“东长顺”,开业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京城最著名的清真饭庄之一,以制作风味独特的烧羊肉而闻名遐迩。


小宝要喊福禄,我捂住他的嘴。


白魁老号里又出来俩人,都是跑海粪夫打扮。俩跑海粪夫跟上去,扶住他俩,慢慢往方家胡同走。


福禄和于德顺吃顿白 老号,半年也挣不回来,粪夫请客,更不可能。小宝拍了下脑门:“他俩肯定上当了。”


跟在四个人后头,拐进方家胡同,胡同里一团黑,只有远处的师范学校还亮着灯。


经过胡同口的地藏庵,那俩粪夫突然掏出麻袋,将福禄和于德顺蒙头一拽,撂倒在地上。俩人醉得厉害,也没怎么挣扎。


小宝跑过去,揪住一个粪夫就打,那人也不跑,转身和小宝打起来。另外一个从腰里拔出刀子。我掏出手电,朝拿刀的那个脸上一晃,他一扭头,晃花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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