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快乐！
2020年
「科幻春晚」
已经落下帷幕。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今年，
未来局联合bilibili开设了B站分会场，举办征文大赛。
截至2月2日，共有
720
位专栏UP主参赛，收到有效投稿
807
篇，总字数
268
万字。
经过打分，未来局和哔哩哔哩专栏的评委从作品中选出
得分最高的前5名
作为优胜者，颁发一、二、三等奖，并将
Top3
的作品作为
「科幻春晚」
的返场小说，在元宵节向各位读者呈现。
（全文约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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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预计阅读时间
16
分
钟
。若担心时间线中途断裂，点右上角菜单选择浮窗，随时回传！）
“爸不行了，回家。”
今天是年二十九，收到的却是这样一条消息。为了赶时间，我和妻子深夜驱车往我的故乡走。
从我出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有三个小时，现在大约是凌晨一点。妻子已经沉沉睡去，我也只是强撑着精神驾驶，我努力地用手抓稳方向盘，为的只是让手部的皮肤在于方向盘接触的过程中产生某种压强，提示自身生命的存在。
行驶中的寂静是困意最好的朋友，为了坚决地将它清除出去，我决定打开广播聊以消遣。
“欢迎收听FM974，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凌晨一点？我看向我成年时母亲送我的机械表，表中所示时间已是凌晨一点半。
我的手表并不贵重，每天会快三分钟；也正因如此，每天我都会在某个整点进行对时，所以误差也就只有三分钟而已。如果说有哪天我的手表比广播时间快了整整30分钟，那么不是我疯了，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疯了。或许谁都没疯，只是在这样奔向死亡的旅途中，也许声音从收音机传到我的耳朵当中，再转由我的思绪，引导我去看手表，这个过程真的有三十分钟那么长。
这时，我的妻子，或者说现在还是我妻子的那个女人，揉了揉浮肿起来的双眼，从熟睡中醒来。
她沉沉地向后仰了仰头放松脖子，像平常一样拿出手机。她总是在我开车的时候睡觉或者看手机。可是，这次手机却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解锁。
她皱了皱眉，按下解锁键，手机还是没有反应。她又用力地按了几下，手机屏幕仍然不为所动。她转过头对我说：
“你是不是把我手机弄坏了？”
话音还没落，只见手机的屏幕严格地按照她刚才按下解锁键的节奏，亮，暗，亮，暗，亮，暗，亮，又复归到长久的暗。
恐怕，手机芯片的思绪也像我的大脑一样被我感染，从而产生了某种时差。
“这手机是不是降频了？”我用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接过了手机，“不对啊，电量足得很，也没过热……”
“把你的手机给我，快点。”
“怎么了就？我手机怎么了？”
“你赶紧给我！”
我从衣兜里掏出手机，一边看路，一边把手机给到她面前，她一把拽过我的手机，却发现它的响应也变慢了。
“你的手机怎么也坏了？”
然而我的手机直到出发前都一切正常。
我正试图为手机这奇怪的反应找一个原因，广播台里面发生的现象就容不得我再考虑手机的事——广播里接收到的声音，先是变得缓慢而低频，再变得断断续续，后来前后两个时刻发出的声音，竟然叠在了一起。到最后，所有的信号在一瞬间消失，收音机里只剩下苍白的噪音。
电台疯了。
电台主播和录音师有了时差，录音师和信号输出端有了时差，信号输出端和天线有了时差，天线和我的车又有了时差。这时差如此错乱，以至于在这样的错乱中，一句完整的话语都不能从这重重叠叠的迷惑中探出头来，努力地将它想表达的那根本无用的信息传递给我。
这种疯癫的情绪是有传染性的，如果把电台看作是传染源，我想我就是第一个感染者，但我显然不是最后一个。因为在我的手表指针指向凌晨两点半的时候，太阳从地平线的东面露出了头。
世界疯了。
如果说半小时的时差可以用信号延迟来解释，收音机声音频率的变慢、断续和消失可以用设备故障来搪塞，但这可是日出时间，它误差了四个小时。我迅速在我脑海里过了我这辈子所学过的所有物理理论，却没有一个能够给现在我面对的情境一个说法。
“你确定你手表没坏？”她问。
“这表我从我18岁就开始戴了，到现在一天不差3分钟，别的时候不坏，非得挑今天坏？”
“拿过来我看看。”
“你怎么不明白呢，这表我每天都调的——”
“拿过来我看看！”说着，她就从我的右手那里把表抢了过去。
早知道我就用左手戴表了。机械表不能震，禁不起争抢，她执意要拿，我只好顺着她。
她把手表环在右手的四根手指上，拇指托着表盘的下缘，两眼出神地看着那转动的指针。
“停车。”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嫌咱们现在走得不够慢吗？”
“你停车！”
我照做了。她按下车窗，将手伸出窗外，继续观察着指针。
“好，现在加速。”
我缓踩油门，汽车的速度逐渐加了起来。
“你看，我把手表伸出车外，分别测试了车子静止与运动时候表盘秒针的转速，发现手表伸出车外的时候，秒针转速果然变快了。如果说你的手表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认为，车内车外的时间流逝是不等速的？”
没道理。我的手表价值不高，质量也一般，秒针在一圈之内的转速并不是均匀的，在3点处快些，在6点处慢些，只是因为每圈的误差基本等同，因此每天只有3分钟误差。
“会不会是随机误差？我的手表只是在大时间尺度上误差比较小，只测几秒或者十几秒是没用的吧？”
她也陷入了思考。表盘的镂空处透出齿轮，那些在游丝牵动下的机械结构旋转着，旋转着，带动着告诉我时间的指针。
游丝？
我们好像犯了一个错误。
游丝是机械手表计时的动力装置，相当于挂钟里面的摆，利用金属的弹性对表的机械部件进行牵引，从而实现指针的转动。如果说游丝的弹性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手表的转速也就应该保持不变——无论车内车外，无论时刻早晚。
可是这种莫名的时间差的确存在着，只要车子一开动，广播的异响就发生，手机就死机。这些怪事就像卧在床上时那怎么也赶不走、怎么打也打不到的蚊子一样，挠着我的心。我得想个办法知道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
办法总是来得很困难，当时间又一次从你的眼睛流动到手指，再执行一次回流，我们就永远无法判断，是时间的流速从来没有减慢，还是我们的感觉也和时间的流速等同，因而感觉不出任何的异动。
需要一个参考系，我需要一个参考系。具体来说，我需要一个能够测出车外时间流速的方法。
有了。
“我们在车里做个日晷，然后分别在不同的速度上开10分钟，测测时间流速试试吧，你是学工科的，你帮我弄一弄。”
“停车，我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台。”
她掏出一只铅笔，在车子的中控台按照我们所在地的纬度把它支了起来，接着用计算器反复地推算，在其周围画上了一个一个的刻线。现在，在我车子的挡风玻璃前方，一个简易的计时装置出现了，这个计时装置严格遵循车外太阳角度的变化而呈现数值，我们就用它来对时间流逝进行测试。
我从零开始，以30km/h为梯度逐渐将速度提升至限速，每个梯度保持10分钟，而我妻子则将这10分钟之内的日晷示数变化记录下来。
测试的结果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胸口：车内的时间流速保持恒定，而车外的时间流速，却随着车速的增加而增加。
“我们的速度越快，外面时间流速就越快。”我重复了一遍这显而易见的结论。
“不，我们还有一个速度没有测。”
“什么？”
“负的。”
我立刻调转车头，在应急车道逆向行驶，做了相同的实验，发现：只要是逆向行驶，那么无论车速几何，所有异象就都不会发生。我用力把油门踩到底，然而，广播正常，手机正常，日晷与手表正常，一切都正常。
时间的错乱，只在我往家的方向开的时候，才发生。
我想起父亲常对我说的一句话。
“你忙，不必回家。”
可我为什么要回家呢？
自我搬入北京已过去十年。这十年，我父亲每逢节假日，都雷打不动地给我发送内容一样的短信。可我从来没有回复过他。或者说，我如此决绝地从家里抽离出来的时候，内心就已经暗自做了决定——绝不回去，绝不可能再向家庭寻求帮助了。我想逃离我原本的家庭，逃离我的故乡，回复我的父亲意味着投降，意味着妥协，意味着这十年来我的努力都白费了。
何况我已经拥有了一个属于我的新家庭。
我和她在蜗居中奔入裸婚。她父亲走得早，与母亲相依为命，是因为我答应跟着她一起照顾妈妈，她才跟我领证的。我俩没办婚礼，只是在领证那天给妈妈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我做了些简单的承诺，如此而已。
结婚第一年的清明节，我陪她和妈妈一起去看亡父，却没有回家找我已经走了多年的母亲。
“你不回家吗？”
“没什么可回的。”
“我还没见过你父亲呢……”
“他？不用见他，咱俩的事用不着他同意！”我斩钉截铁地回了她，继续埋头整理这些黄色的草纸。
“哦……”她也不再反驳，只是也埋头去整理她的那份。自此之后，没人再提过回家的事。
婚姻带给人彼此的是有如神助的默契，代价却是两个人如胶似漆般的和谐。逐渐增多的因鸡毛蒜皮而产生的争吵，甚至已经不能算做最令人烦躁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比那些更令人绝望。
我对妻子的态度，越来越像我父亲对我，和对妈妈。
我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抑郁、神经质、控制欲旺盛，凡可命令之处，绝无商量之语；他反复无常，从冷静平和到狂澜掀起，似乎只需要几秒时间；他力能扛鼎，以惩戒之掌平我所有的不服。
他和她的争吵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直到现在，我闭上眼睛，都能听见他的怒吼声，她的抽泣声，他击破门板的碎裂声，和她看到这一切的尖叫声。他走向我的房门，我便要提心吊胆，仿佛下一秒，如风雨雷电般的训斥和毒打，就要降临在我——那刚从泥土里挣扎而出的嫩苗之上。
这一切都因他而起，对，因他而起。我无法把这些痛苦的回忆归罪与旁人。是他，让我至今都会为卧室门外的脚步声紧绷神经，也是他让我至今都无法直视，哪怕我最信任的人的双眸，是他。
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他会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我要臣服于他这样的人？
我不。所以我离家。
母亲走后的一天，我破天荒地炒了两个菜，生平第一次打开了老白干，给我和他各倒了一盅。桌上，两人相顾无言。我只顾埋头吃饭，左手端碗，右手持筷，把它们当做掩体，时不时地从中探出头来，瞟他一眼。我主动捏起半满的酒盅，举在半空等了很久，而他用冰冷而疑惑的眼神瞪了我好一会，才极不情愿地拿起酒盅，悬停在我邻近的位置。我主动与他碰杯，特意把杯子放得更低一些。
当晚，我收拾行装，坐上了前往异乡的火车。他没有拦我，拦不住我，也没有送我。
我是第二天白天到达北京的。从火车上扯下行李箱和编织袋，混在熙攘的人群里，我像个无知的小孩一般，被人流推动着到了地铁站的售票机、安检口和车厢。我搭地铁到我的住处，换乘的时候，周围人看我的眼神，好像在审视一个从没有与任何文明产生交集的生物，误入了以智慧为唯一沟通法则的人类群体之中。
我从北京西北角的一个小站下车，转公交到了我的目的地。这片地方叫肖家河，在一条废弃的河道上矗立着的，是高大得令人生畏的立交桥；这桥俯瞰着河两畔如蜂窝般挤在一起的棚户和板房，而那些在这肮脏拥挤的村落里生活的人，似乎并不在意头顶上压过来的混凝土巨兽。
我走过布满泥土的路面，拨开两根夹着婴儿尿布的晾衣绳，从四周人们的交谈声和小馆子的叫卖声中穿过，走向这里属于我的一隅。推开房门，扔下所有行囊，倒在那尚未铺好的床上。
那晚，北京下了一场大雨。原来，离家越远，训斥声就越近在咫尺，越无法被屏蔽。我拼了命的离开家乡，可等我到了他乡，我才发现，我终究无法逃脱他。
我只是想起他在我走出家门口那一瞬间，叫住了我，从不带任何色彩的双唇中，挤出了几个字：
“你忙，不必回家。”
这雨，现在也在下着。它倾盆而至，锤击着我的车顶，这种密集又被车厢的柔性声学材料闷住的砰砰声，像极了那晚，我蜷缩在自己的客居之所。只不过，那晚我是离家，今日我是归家。
这雨越来越大，越来越响。平日，这样的恶劣天气一出现，全高速各处都会出现提示，催促我抓紧时间驶离。有的时候，路上的各处出口还会出现工作人员，如同矗立在大海波浪中央的礁石一般。
但是今日，什么人都没有，什么提示都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