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月亰鲤
酷儿（Queer）用来统称社会上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诸如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等少数人。通常这个词还隐藏只因为他们是这样而受到压迫的含义。
LGBTQ 英文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首字母缩略字。除了狭义的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族群，也可广泛代表所有非异性恋者。另外，也有人在词语后方加上字母“Q”，代表酷儿（Queer）和/或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即是“LGBTQ”
——摘自WIKI
特写
Feature
透过酷儿们的眼光：
49年以来的LGBTQ摄影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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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米尔克，美国著名同志运动人士，也是美国政坛第一位公开同志身份的人。在从政之前，哈维在旧金山同志聚集区卡斯特罗街开了一家摄影店，后担任市政监督委员会第五区委员，他自称为“卡斯特罗街市长”，带领同性恋者进行政治运动，对抗保守势力反对同性恋的立法。
现代同性恋运动的发起人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是一位拥有相机店的摄影师，这并不完全是偶然的——20世纪70年代，摄影作为一种简单的记录，意味着“我们在这儿（We are here）”，这本身就为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的酷儿人口进行了渐进的政治演习，并激发了他们隐性的需求——“我还记得相机商店拒绝处理我非常‘gay’的生日聚会照片时的尴尬，因为打印这些图像被认为‘不雅’。”[1]
哈维就任市监督委员会委员十个月，主要的职责是负责推动同性恋权益的法令。在1978年11月27日，哈维与当时的市长乔治·莫斯科尼被射杀。哈维·米尔克在旧金山市名留青史，同时也成为同性恋权益运动的代表性人物。
在60年代之前，由美国政府主导的对同性恋人群的迫害，其程度更甚于某些华沙组织国家。
处于长期高压状态下的同性恋人群与政府摩擦出多起示威活动，这些活动成功凝结同性恋社群的共同意识，并在1969年6月28日凌晨冲破桎梏——当晚，美国纽约市格林尼治村的石墙酒吧内爆发了一连串自发性的暴力示威冲突——这次被称为“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的事件成为美国乃至于全球各地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开端。
旧金山的“同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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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军队对同性恋人群的排斥让许多性取向不同的海军留在旧金山这样的港口城市，以此为家，不愿受到家乡的排挤。
同时，市政府的迁入政策也让更多高收入的人口涌入，再加上许多标榜“自由恋爱（Free love）”的嬉皮士在此处购买了许多廉价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屋，在“石墙暴动”的同年，西海岸的旧金山成为了美国拥有同性恋人口最多的城市。
就连当时美国心理学院委托金赛协会普查同性恋时，金赛协会就选定旧金山来进行研究。[2]
作品《同志论文》
作品“同志论文”（Gay Essay，1969-1973年）就在此时的旧金山诞生。这件作品是彼时19岁的摄影师安东尼·弗里德金（Anthony Friedkin）抱着“描绘酷儿文化的抗争、屈辱与胜利，赞扬自己肯定自己的勇气”的目的创作出来的。
不同于长期激进的政治斗争以来的普遍形象——因为酷儿总是在执法、丑闻、奇观或讽刺的照片中被关注——弗里德金的照片中并没有这些额外痛苦的主题，而是采取同情的见证。
他通常会与拍摄的对象建立密切的关系，照片中的人都非常安静，既没有凯旋也没有感到悲伤，在“石墙”之后的几年中，展现普通同性恋者平凡生活的照片是如此的不同寻常。
作品《同志论文》拍摄的LGBTQ群体，她们自信且在打扮上别出心裁，关系看起来如此的现代与健康，与当时咄咄逼人的论调截然相反。
从那时起，伴随着兴起的政治运动，LGBTQ摄影已经发生了变化和发展。总的来说，五十年来，酷儿摄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敏感的晴雨表，揭示着半个世纪以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气候，并完整的呈现着他们如何在恶劣的社会生活中发生着转变。
相对于弗里德金“入世”的态度，在加州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纽约摄影师亚瑟·提斯（Arthur Tress，生于1940年）和加州艺术家史蒂文·阿诺德（Steven Arnold，1943-1994），他们都以“出世”的方式创造了酷儿摄影作品。他们的照片既不希望与时代产生相关性，也不遑论对社会的理解，而是选择一种梦幻般的超现实主义永恒。
亚瑟·提斯作品“洪水之梦”
但两者还稍有不同，提斯的作品是将观众融入一个由摄影师开启的梦境之中。例如，在亚瑟·提斯的作品“洪水之梦”中，他将现实生活中的即兴创作元素与舞台幻想相结合，创作了似乎是童年异化的男孩形象。
这确实是他作品中常出现的形象，并大多带有忧郁的异化感，以此探索环境消逝、现实与梦境以及某些荣格心理方面的问题。
异化，充满隐喻的男孩形象在亚瑟·提斯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阿诺德作品“变革之梦”
阿诺德（Arnold）则总是让观众远离拍摄对象，引导观众远离自己的生活去思考更宏大的主题，他的作品“变革之梦”便构建一个令人称颂的神秘情景。
像阿诺德的大部分作品一样，照片是一种具有陌生意义的潜台词。梦的主题是一个密码，不可读，甚至不论“她”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男人。
所以酷儿并不只存在于街头，也不拥有特定主题形式，正如不断在膨胀的酷儿理论一样，有一种更好地说法，那便是“酷儿作为一种光晕（Auro），存在在各种形式的摄影当中”。
性别风景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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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科琳内（Tee Corrine）是一位艺术史学家，并且也是一位开创性的摄影师。她倡导具体的女性同性恋视觉文化，非常清楚将一些女性形象聚拢在一起，可能会招致不善的注视。
为了挫败这些不受欢迎的观看，她使用强烈的日晒和双重曝光的过程来制作提供女性脸部和身体轮廓的图像，同时抢夺色情元素所需的特异性。
科琳内或许更像“The Cunt Coloring Book（自行脑补翻译...）”的作者，她邀请妇女画出生殖器的线条图，不仅画出自己的，也和她们朋友互画。在她的一些照片中，她将阴道的图像无缝地放置在未处理的风景中，根据熟悉的倾向隐含地呈现“大自然（Mother Nature）”，同时也提出一种不能驯服的、野性的、女性气质。
劳拉·阿吉拉尔的摄影作品
像蒂·科琳内一样，劳拉·阿吉拉尔（Laura Aguilar，1959年出生）将女性身体与自然相等同，但阿吉拉尔的身体庞大，可以与景观本身融合。
她通过将自己的形式与悠闲的自然特征（如巨石，游泳池或古树）相结合，挑战可以接受女性身体的一切，使自己的肖像成为一种如自然存在一般永恒的品质。
这种女性形式的归化正是艺术家希瑟·卡西斯（Heather Cassils）试图驳斥的。通过强烈的身体训练和代谢类固醇的日常养生方式，她将自己的身体变成了理想化的，明显的男性体质。
希瑟·卡西斯充满男性气质的身体正在表演
在一场庆祝性的表演中，她用强大的二头肌拉扯出被封进雕塑中的身体并冲破了一大块粘土，在她无私的表演和充满男性气质的身体中，我们知道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
玛莎·伯恩斯作品
同样，玛莎·伯恩斯（Marsha Burns，1945年出生）不同于科琳内呈现女性气质和繁殖力的神话学方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她就开始制作一系列男性化的女性形象。
这些图像在十年前就成为了著名艺术家凯瑟琳·奥佩（Cathy Opie）的先行者——特别是在强调男性气质的建构性质上：如何使用正确的配饰，如香烟或白色T恤衫，让一个性别变成另一个性别。 早在诸如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 ，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其研究领域包含酷儿理论）这样的理论家之前，伯恩斯就强调了如何表现以及改变性别角色。
凯瑟琳·奥佩的摄影作品
毫无疑问的，关于性身份、性认同和性实践的斗争反复无常，不过我们人人都参与到了性的历史。性的历史正在发生，并将继续被呈现在公众空间。
重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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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别之外，乔治·迪罗（George Dureau，1930 - 2014年）和彼得·胡杰尔（Peter Hujar，1934-1987）都把残缺，局外人和非常规的美丽作为作品的主题。两人都是天主教徒，在感受身体的虚弱同时并实现肉体超越的可能性是他们作品明显的感觉。
自信而有力量的身体散发出古典美
乔治·迪罗作品中的残疾人，以没有下肢的身体优美的撑在镜头里
特别是迪罗敏感地拍摄了一些在传统意义上被称为残疾人的男性和女性。在他的形象中，这些主题是英雄式的，色情式的或者就是普通的，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图像是以独特的内在存在，迪罗的创作总是包含正视与尊严。
纽约客摄影评论家文斯·阿莱蒂（Vince Aletti）分享了他对已故朋友彼得·胡杰尔（Peter Hujar）的回忆。他认为胡杰尔的照片是通过独特的连接创造出来的，让观众能够意识到相机两面的情感。
胡杰尔也发现了别人错过的美。在他更具所谓的酷儿审美倾向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一系列难以模仿的美丽面孔和身体。
照片的人来自他的朋友，通常都处在亲密和性暗示的环境当中，摄影师南格尔·丁曾写道：“他的照片总是异国情调的，但不是那种毛骨悚然，令人生厌的”，“看着他拍摄的裸体男性的照片，就算是赤裸裸的男婴，也是我遇到的最亲密的男性肉体”。
彼得·胡杰尔拍摄的肖像
“生死肖像”（Portraits in Life and Death）是胡杰尔具有开创性的作品，也是胡杰尔一生中唯一也是最后一次的出版计划。书中他将朋友的照片与在旅行中记录的意大利南部墓穴中的死者放置在一起，死亡一直是他所探讨的主题。
“生死肖像”
彼得·胡杰尔
从对这些“边缘”的开垦行为中，两个作品中的酷儿重写了美丽的可接受规范。遗憾的是，摄影师胡杰尔同许多酷儿一样，都未能逃脱蔓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的艾滋病毒。
1987年11月26日，他在艾滋病相关并发症死亡之前又探索了一次死亡的主题，之后他的尸体被他的伴侣进行了最后一次拍摄。
艾滋病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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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的袭击改变了同性恋摄影的可能性。由于同性恋者之间的传染，美丽的男性身体——这曾经是同性恋摄影师自豪的一个来源，在当时却令人感到恐惧，甚至作为被敌对的对象。但酷儿群体并没有被笼罩的死亡阴影剥落尊严，即使在固守成规的环境下发声绝非易事。
埃布·里茨为麦当娜拍摄的肖像
埃布·里茨（Herb Ritts，1952 - 2002年），毫无疑问是1980年代最著名的商业和时尚摄影师，并没有因艾滋病而对其产生避讳的情绪，相反地，彰显身体在当时显得更为有力。
他着眼于当时最流行的主流时尚和广告，并敏锐的察觉出传统的两性审美在这样的行当里即将被淘汰，完全自学摄影的里茨作品中往往是用干净的线条和简单有力的形式吸引观众，这些大多是黑白摄影的图像挑战了人们对性别和种族的认知。他拍摄的充满肌肉的男性图像没有丝毫疾病侵扰的痕迹。
埃布·里茨拍摄的充满肌肉的男性图像
马克·切斯特（Mark Chester，1950年出生）的勇敢来的更为彻底。切斯特是旧金山地下著名的情色摄影师，在他的作品中，描绘了一个广泛存在的群体——恋物者，图像中的男性总是和几个不分年龄，形状和大小的“女性”在一起。
人物的图像，裸体是次要的，性行为和服装，才是照片主体想要呈现的荣耀。
伴随着1989 - 1994年的文化战争和剧场审查的高峰期，切斯特勇敢地拍摄了剧作家罗伯特·切斯利（Robert Chesley）在卡波西的肉瘤病变期间身着连体超人橡胶衣的照片。
马克·切斯特拍摄的处在肉瘤病变期间剧作家罗伯特·切斯利
这可能是更多人对酷儿们的印象：性、裸体和种种色情暗示。这些创作元素在酷儿艺术中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但却被采撷而出，塑造成为酷儿的表层形象。但并非没有更好的拍摄视角来观察酷儿。
南戈尔·丁作品
像奥佩，南戈尔·丁都是在拍摄自己和她的社交圈。 但是，与奥佩不同的是，这位纽约艺术家的作品在拍摄瞬间的摄影新闻传统中稳固地运作。
这样的时刻可能包括一个残酷的自拍，一个男朋友，一个亲吻刚刚死于艾滋病的伴侣的人，还有城市中两个男孩拖着一辆出租车的一个晚上，综合起来，她的贪婪的工作体现了生活在性和社会边缘的人群轮廓，今天我们认为这样的作品是值得称赞的。
她的朋友知道他们将被拍照，但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从共同生活中孤立出来的亲密时刻，充分地给予了南·戈尔丁作品的质量。
这也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新闻摄影无法给与酷儿足够温柔的视角的原因。
杰克与吉尔夫妇
更近的例子则有考琳·波特（Corrine Bot）在2009年的作品中扮演的一对夫妇：杰克和吉尔。
这场跨性别的自导自演产生了一系列八十年代的快照，你可以认识杰克——一个可爱的男孩，试图拥有一些男子气概，但是气息很弱；你也认识了吉尔——一个现代的女孩，喜欢购物，阅读还有鸡尾酒，他们彼此相爱。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罗斯在洛杉矶的肖像）》，1991年。糖，彩色玻璃包装纸，数量无限。总尺寸可变。理想重量：175磅。
上个世纪，艺术家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为纪念自己的伴侣罗斯创作了作品《“无题”（罗斯在洛杉矶的肖像）》。
堆放在墙角的糖果与一个成年男性的体重相当，当往来的观众拾取的时候，糖果慢慢地减少，象征着罗斯多彩的生命正在甜蜜的死亡。
纽约Jochen Klein展览现场也展出了提尔门斯的摄影作品
提尔门斯的作品“生命的奇迹”, 2009
摄影师沃尔夫冈·提尔门斯伴侣Jochen Klein也因感染艾滋病离开人世。
今年2月，在纽约的一场Jochen Klein的展览中，展出了提尔门斯的作品“生命的奇迹（Miracles of Life）”，两个人隔着时空的作品纯粹而简单，被艺术高度凝练的话语，哀而不伤，充满诗意。
当你感受到了这些，你是否是一个酷儿，已无关紧要。
[1] "Historical Note", The Harvey Milk Papers: Susan Davis Alch Collection (1956–1962),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2] Clendinen, p. 151.
本文的酷儿摄影师名单感谢莱斯利·洛曼博物馆的副馆长乔纳森·卡茨（Jonathan D. Katz）提供。
莱斯利·洛曼博物馆是世界上首个致力于推广LGBT艺术的文化机构。1987年，注册为莱斯利·洛曼酷儿艺术基金会，于2011年取得了博物馆资格，如今拥有超过2万4千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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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摄影界的奥斯卡奖公布！看完怀疑自己拿的是块板砖……
（点上图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