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集体吐槽：造假者太“逍遥”，我们心里苦

有人卖了上万双假冒安踏运动鞋，连续被抓3次，一次没收设备，一次罚款，最后一次终于判刑了，但判的是缓刑。他一天牢也没坐，制假规模却在不断扩大。

假冒洁丽雅的36万条毛巾，在上海人口抽查中作为赠品，造假当事人只被判了三年、缓期四年执行，现在还不知道铁窗的滋味是什么。

类似的案例，是当下打假困局的典型缩影。打击假货有多难？我们来看两个数字，4495和33。

前一个是2016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通过大数据和人工复核，发现销售额超过5万元入刑标准的制假售假线索条数，其中执法机关受理了1184条；后一个是公开信息确认的已有刑事判决的案例数。

3月1日，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主办的“惩治制假售假行为法律对策研讨会”在浙大之江校区召开。来自浙大、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学者一致认为当前立法严重滞后，制假售假犯罪成本和惩罚过低，导致假货分子“前仆后继”，建议从入罪门槛、举证责任和量刑标准三个角度切入，完善立法，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举办的“惩治制假售假行为法律对策研讨会”现场，法学专家、媒体代表及商家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

一些商家也在这次研讨会上吐槽，让我们听听他们有多么不易。由于制假售假需要付出的代价太低，打击假货这件事，让大家吃够了苦头。

洁丽雅：

560万假货，成了上海人口调查的赠品

说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上海市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活动中使用的洁丽雅毛巾赠品，竟然是假货。洁丽雅愤而将假冒责任人告上法庭。据悉，涉及的毛巾共计36万盒，经营数额达561.3万元。最后责任人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但缓期四年，赔偿金额50万。

在浙大法学院“惩治制假售假行为法律对策研讨会”现场，当洁丽雅的周先生说起这个案例只是“判三缓四”（判三年、缓期四年），有业内人士摇摇头，“这没多大根本没有作用啊”。

河北高阳县是中国最大的毛巾生产基地，当地有一些厂家可以专门定制生产和洁丽雅花样颜色高仿的毛巾。只是，对洁丽雅来说，异地取证打假更难。 

安踏：

卖假鞋三次被抓，一天牢没坐

安踏曾经连续追踪打击在网上售卖假冒安踏运动鞋的嫌疑人刘某某。2011年底，安踏配合执法部门查处其在福建泉州晋江的售假窝点，但现场只查获两百余双假鞋。不足5万元的现行入刑点，公安只能没收假鞋和售假电脑设备。

2012年夏，安踏再次发现刘某某在网上售假，并查到其在江西丰城一商铺中的售假窝点。但质检和公安现场仅查获50多双假鞋。公安只能再次没收售假电脑设备，质检对其罚款。

2013年底，安踏终于查到刘某某在江西高安的制售假鞋工厂和仓库，这次现场查处6000多双假鞋和相应制假设备，案值数百万元。刘某某终于刑事拘留并移交司法。

然而，刘某某最终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25万元，一天牢没坐就回了家。而据安踏的监控，目前刘某某仍在从事制售假鞋生意，只是不假冒安踏了。

安踏集团法务部品牌保护周经理说，安踏每年投入数百万元打假，但最终付出代价的制售假者寥寥。“细想很可怕，像刘某某这样反复被抓却判不了刑还一直全国流窜制售假货的人不知有多少。”

圣迪奥：

惩罚需有震慑作用

南京圣迪奥女装维权负责人王先生有多年打假经验。打假的过程中，王先生发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一次，他从一个圣迪奥的假货商家买货品，对方一看买家是南京的，干脆不卖了。“实际上，是怕我们去查。”

王先生说，圣迪奥给淘宝提交了200多个疑似售假商品的链接，得到了阿里平台治理部门的积极回应，下架和关掉了好多家，但还有一些还比较难认定。“我们专门查售假的工作人员才几个，人力不够，而且打假投入太高。”

一个案例也让王先生耿耿于怀。他曾经在网上购买圣迪奥的假货，根据发货地址去了扬州一处地方蹲守，跟踪从工厂到仓库往返拉货的三轮车，然后去报案。最终这个案子判下来，造假者只赔了3万，判了三年。后来知道，这个当事人是刑满释放人员，用了两年时间，依靠制造销售圣迪奥的爆款，买了车和房。“判得还是太轻，真的让造假者倾家荡产，才有震慑作用。”

老板电器：

每年花数百万打假，还被造假者恐吓

打假五年的老板电器法务经理，多次被制假者威胁“你别想活着走出这个村！”

这位经理介绍，家电制假行业分工越来越专业，包括上游制造没有品牌标识的“白机”，以及印制侵权标签的印刷厂。目前法律打击的制假者多是下游组装人员，而随着制假者反侦察能力的增强，售假现场能查处到的假货量很少。 “我们每年投入数百万元打假，但目前法规很难打击制假产业链。”

打假如何破局？听听法学专家的呼吁

在浙大法学院“惩治制假售假行为法律对策研讨会”上，一位老公安痛陈打假不易。办案这几年，他发现，涉假犯罪的专业性、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工不断精细化和明确化，环节越来越分散。 “有些村里身份证都被收购光了。”

2016年底，在一起莆田假鞋案子中，4万多双假鞋从莆田销售到全国各地。然而消费者不知道的是，造假者用VPN代理技术将店铺的地址虚拟为世界的任何地方，而发货时与物流公司合谋，将真实的发货地莆田改为美国、日本等地。

这位老公安介绍，在电子商务类案件中，一个案件可能会涉及全国十几个省份，公安机关取证非常难。像近似商标的散件组装、货标分离等情况，法律上怎么认定、规范执法的细节流程等，都没有明确说法。

假货泛滥，举证艰难，法律发展又落后于电商的发展，这里面平台、商家、执法机关应当如何打假，法律还有哪些地方应该完善？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公开呼吁，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全社会拿出治理酒驾一样的共识和力度，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假货。”

参与过电子商务立法的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说，“打击假货不能一味地增加电商平台的责任，打击假货链条的每个责任方都应该参与进来，各自承担起责任”。他建议，在立法上，打假应该通过《刑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进一步完善，系统性解决假货问题。

而现行的诸多法律条款滞后于造假制假黑灰产业的发展，法律的惩戒力度低，意味着造假的成本低。这些造假者“发家致富”不说，好不容易被判刑还很有可能是缓刑。然后呢，就像安踏遇到的烦恼一样，造假者应对经验更丰富了，造假规模反而扩大。

阿里披露，其2016年提供线索推动定罪的33起制假售假案中，缓刑比例达到78%。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新认为，从司法实践上看，缓刑的适用比重太高了。

 “判了他还在社会上待着，还在干”，王新建议，对于制假售假，应当严格禁止缓刑适用，同时可考虑对于累犯的制售假者，处罚其终身禁止从业。

他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举例，“定量标准是什么？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5万元是一个死数字。1997年就确定的死数字，这么多年没有调整。打假形势日新月异，不能只考量销售金额，还可以考虑销售件数。”

如何集全社会的力量来形成打假的氛围，引起社会公众的重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阮方民认为，要鼓励受害单位、民间人士等搜集假货证据，帮助解决警力有限的问题。同时，为了让打假者无处可逃，他呼吁各大电商应成立打假商业联盟，采取统一的打假标准，“应该避免因为阿里打假过严，导致售假者逃到其他网商平台去”。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余凌云在发言中也表示，打假不能光靠公安一家来做，也不能只在特定区域严打，而是要推动打假主体多元化、治理范围全覆盖，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来牵头部署打假相关工作，就像当年酒驾入刑一样高度重视假货问题。

编辑｜段心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