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日本教育的“崩溃”？探索日本“不登校”学生的蛰居之路

文丨师艳荣    排版丨李嘉祺

日本学生“不登校”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萌芽至今， 已成日本教育的一大顽疾。

2023年10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小学生和初中生中，“不登校”人数再次刷新历史纪录，高达299048人，比2021年增加了 54108人（22.1%），占在籍学生总数的3.2%。这意味着，每35人的班级里至少有1名“不登校”学生。与 2012年相比，“不登校”人数增长了约3倍。

“不登校”人数激增所折射出的教育危机，引发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担忧，甚至被视为日本教育的崩溃。 “不登校”给学生本人的心理、学业、社交及未来职业等方面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然而，其危害远不止于此， 由其衍生出的“蛰居”问题更值得关注和警惕。

一些“不登校”学生喜欢宅在家里，甚至完全闭居在自己房间内，不外出，也不与他人联系，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 这种逃避学业和人际交往的生活方式与“蛰居族”如出一辙。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定义，所谓“蛰居”，是指基本上待在家里或房间，偶尔去便利店等场所，或者只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外出，原则上这种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

2023年3月，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2022年日本“蛰居族”人数约为146万人，创历史新高。 其中，针对15—39岁的蛰居者的调查显示， 排在第三位的蛰居动机是 “初中阶段不登校” ，占比高达 18.1%。 也就是说，接近两成的“蛰居族”是因初中阶段的“不登校”而导致的。此外，因小学、高中阶段“不登校”而导致蛰居的比例分别达到了4.9%和9.0%。

很显然，“不登校”是导致蛰居的重要诱因之一。 一些“不登校”学生长期闭居在家，逐渐丧失社会行为，成为“蛰居族”的预备军 ，而那些不接受任何援助的长期“不登校”学生，更容易加入“蛰居族”行列。据日本文部科学省调查，2022年，“不登校”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中，有11万余人（38%）没有得到任何援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走上长期的蛰居之路。

“不登校”学生之所以会走上蛰居之路，与日本的学历主义密切相关。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 日本是典型的学历社会，对“不登校”学生普遍存在偏见。

在日本，一个人的学历决定着这个人的就业、升迁，甚至结婚等人生各个重要时期的方向。 “不登校”往往因被视为偏离主流的行为而受到歧视。 例如，日本福井县副知事山本雅俊曾将东海北路六县120万名学生中的14000名“不登校”学生比喻为“残次品”。

其次， 学校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交空间，“不登校”会导致学生的社交严重受限。

一方面，“不登校”就意味着丧失了与同龄人共同成长的机会，弱化了学缘关系。另一方面， “不登校”学生的家人也视“不登校”为耻辱，为隐瞒孩子“不登校”的事实而减少社交。

再次， 在重视学历的日本社会中，因长期“不登校”而学业受挫的青年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

201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设立了关于“不登校”学生的追踪调查研究会。该研究会以2006年度41043名初中三年级的“不登校”学生为对象，对其接受援助、升学以及5年后的现状进行跟踪调查，并于2014年发布了《2006年度不登校学生的跟踪调查报告书》。其结果显示， 初中毕业5年后，不上学也未就业的学生占比高达18.1%，参加工作的学生占比为34.5%，其中，能找到正式工作的比例仅占9.3%。 这意味着，约20%的“不登校”学生会成为“啃老族”或“蛰居族”，那些靠打零工维持生活者转而蛰居的也不在少数。

最后， “不登校”学生的心理危机加重。

对于“不登校”学生来说，因自己的生活轨迹偏离了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找不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强烈的自卑感、长期的焦虑和不安使其精神压力不断增大，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长期的蛰居生活不仅给蛰居者本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也会给蛰居家庭及社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首先， 加重蛰居者本人的精神负担，严重者会诱发精神疾病。

“不登校”学生一旦陷入蛰居状态，就会长时间几乎不出门地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或者为回避家人而持续闭居在自己房间内。 这种脱离社会、不再参与社会生活的状态，会加重他们的精神负担，使之出现悲观、绝望、不安、孤独、失眠等抑郁症状，严重者还会表现出强迫症、社交恐惧等精神疾病症状。

其次， 将家庭拖入黑暗的深渊。

一方面，从“不登校”走向蛰居的过程，也是亲子关系逐渐紧张和恶化的过程。一些“不登校”学生蛰居后会产生自责感，也会将怨气发泄到父母等家人身上，对家人施暴，甚至出现杀亲惨案。另一方面， 蛰居者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无法自立，完全依靠父母供养，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据内阁府2018年的调查，日本40—64岁的中老 年“蛰居族”已高达61.3万人。很多高龄父母依然要供养没有经济收入的中老年蛰居子女，巨大的经济压力让这些家庭处于崩溃的边缘。

最后， 阻碍社会发展。

在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加剧的情况下，蛰居人数的增多使得就业人口不断减少，导致日本面临更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而随着“蛰居族”年龄的增长， 当他们的父母年事已高无法为其提供生活来源时，日本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负担也会随之加重。 蛰居问题研究专家、精神病学家斋藤环教授曾警告：2030年日本将进入“蛰居长寿社会”，65岁以上的数万名蛰居者将成为养老金领取者。

日本很早就出台了针对“不登校”问题的应对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立法支援“不登校”学生。

2016年，日本颁布了《教育机会确保法》，在肯定“不登校”学生有必要进行休养的同时，首次明确提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开展针对“不登校”学生的支援活动，并倡导通过与教育支援中心、自由学校等机构合作，共同构筑教育咨询机制，以保障“不登校”学生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该法案的出台既为应对“不登校”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使得家长、学校及社会对“不登校”学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二是建立健全心理疏导机制。

为便于家庭和学校对有“不登校”倾向的学生做到及早预防和介入，日本政府向公立中小学派遣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有“不登校”倾向的学生开展一对一的心理疏导，以缓解学生的焦虑情绪和心理压力。

三是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路径。

为保证“不登校”学生的受教育机会，政府、学校及民间机构通过设立教育支援中心、“不登校”特例学校、夜间中学、函授高中、自由学校等组织，为“不登校”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学习机会和学习场所。

四是增加财政投入。

“不登校”学生人数的激增使得自由学校等援助机构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仍有约四成的“不登校”学生无法得到援助。鉴于此， 日本文部科学省拟增加相应预算，通过在校内外增加更多可供“不登校”学生使用的学习场所 ，以及强化在线学习机制等措施，为更多“不登校”学生提供帮助。例如，爱媛县推进了“元支持校园”、群马县利用 3D虚拟空间开设了“不登校支援中心”、东京设立了“虚拟学习平台”等等。

与此同时， 日本逐渐加大了应对蛰居问题的力度。

一是日本政府制定了《儿童和青年培养支援推进法》（2009年出台，2010年实施）， 将青少年蛰居者列为政府援助对象。

二是日本厚生劳动省通过调查研究，发布了《关于蛰居的评价、援助指针》（2010年），主张通过家庭访问、提供居所、就业体验等援助方法，对蛰居者及其家人开展援助，构筑了包括教育、保健、福祉、医疗等多部门协作的支援体系，逐步引导蛰居者离开家庭，恢复人际交往，参与社会活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蛰居地域支援中心”作为蛰居问题的专用咨询窗口，其已逐渐成为应对蛰居问题的核心力量之一。 对于不愿意主动求助的青少年蛰居者，相关援助机构会派遣人员到家中提供咨询和指导，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状态。

三是众多的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法人等民间团体积极开展电话咨询、面谈、家庭访问、家庭会、生活训练和就业体验等各种各样的援助活动，同时承担着很多由政府委派的援助任务，在应对蛰居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