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读田余庆先生的《秦汉魏晋史探微》，系各自独立的论文合集，所以也不必一口气读完。
又买了罗新的《有所不为的反抗者》，同样是文集，贪新鲜看了几篇，其中以《一切史料都是史学》一文最具启发性。
盖罗新本来是田先生的弟子，那么暂弃先生的书去读弟子的书，也不算是漫衍。
历史学就是史料学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是我的启蒙书之一。
“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傅斯年当年提出的口号。
在1928年史语所创立伊始，他发表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说道：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
今天看来，“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固然有许多毛病，史料学毕竟只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也毕竟不是冷冰冰的自然科学，有同情与理解，有温情和敬意，需要共情和想象力。
但是，傅斯年对史料意义的鼓吹，厘清了神话和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史学史意义。
举个例子，明清小说常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叙事，盘古在中国神话中是时代最早的创世大神，但作为被塑造的神祗却可能是最晚出现的，不会早于东汉中后期，盘古开天地是神话而非信史，这是史料考证的贡献。
顾颉刚回忆胡适接手北大中国哲学史后的讲课，傅斯年学的正是他的路数：
“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
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
罗新说：
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历史学，发端于重审史料，由此告别了、解放了并且现代化了中国传统史学。
对于发展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新史学来说，这样的共识已不再会遭遇质疑：一切可借以认识过去的都是史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也包括文字材料和物质文化），我们视之为史料而非直接等同于历史；规范使用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所在，历史学早已在史料学方面建立起最严格的游戏规则。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认识到史学的关键和基础是史料学，对传统史学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要再往前迈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说法：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我们认为一切史料都应该当作史学来对待。
把所有文字都看作一种史学写作，作者都有清晰的读者设定和写作目的。
无论是完整的还是残碎的，哪怕是一句话，哪怕是一个碎片，都可视为一部史书的残剩部分，都有特定的写作者（authorship），其作者本有清楚的诉说对象（readership），有明确的、特定的写作目的。
这样的材料，我们都应该把它当作史学来对待，如分析一部史著那样去分析其作者、读者和写作目的，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为某种“客观史料”。
从作者、读者与宣讲目的的角度看，所有史料都是一部史书。
一部《史记》和街上一张大字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区别，都可视为一部史学作品。
古人写点什么，不是为了保存下来给很多年之后的史学家当作史料用的，而有他那时特定的读者对象和写作目的。
以上是罗新的叙述。
同样的，以往公认为盘古的最早记载，三国东吴学者徐整的《三五历纪》：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
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作为信史来看，当然是无稽的，但是盘古的观念的出现反映了古人什么样的宇宙观，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又受到哪些异质外来文化的影响，诸如此类同样有研究的价值，我们可以借此去分析其作者、读者和写作目的，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为某种伪史而轻易抛弃。
历史的多种可能
当面对“只能如此”、“从来如此”的教条论断时，历史让我们提出抗辩，因为历史教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可能、多种行动、多种方式、多个道路、多种结局。
这是罗新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也深深震撼了我。
人类血战前行的道路，从来并非唯一，历史存在多种可能，鲁迅问：
“从来如此，便对么？
”
我说过，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为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去探究现有的在竞争中胜出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
当然这主要是年轻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的责任。
现有的历史叙述充满了神话和陷阱，因为历史是被说出来的，被制造出来的。
我们要知道，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被隐藏、被改写、被遗忘的就越多。
我们要拂去竞争的烟尘理解过去，展示历史本来的多种可能。
这两年十分红火的《人类简史》，虽然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本很好的历史著作，但书里常常有一些很好的思想和表述。
比如书里讲到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说历史和其他那些所谓科学的学科不同，历史不能试验、实验，不能反复发生，也不可预测。
学习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扩大人类的视野，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过去有非常丰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呈现在某些叙述中的那样单一和绝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