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经济学人，以美国传统自由主义者的视角分析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立场不同，仅供参考借鉴，请注意甄别。
特朗普的批评者常常指责他荒唐、不负责任，甚至走向孤立主义。但在正式就职前，特朗普已经通过促成加沙停火协议展现了其外交行动力。此外，他还突破常规，提出希望控制格陵兰岛，凭借该岛的丰富资源和战略地位增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可以预见，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不仅会比他的第一个更具颠覆性，也将完全改变自二战以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框架。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围绕着一个核心理念：美国的强大意味着有责任成为全球稳定和民主的捍卫者，推动普世价值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然而，特朗普却打破这一传统，他不再关注这些价值观，而是更注重通过权力的积累和利用来增强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他的外交策略将在中东、乌克兰和与亚洲的冷战中得到检验。无论是在不拘一格的手段，还是在使用权力、与盟友及对手交易的灵活性上。
都显示出特朗普打破传统外交的特性。
中东问题体现了特朗普外交策略中的不确定性和灵活性。以色列和哈马斯最终达成协议的关键，是特朗普给双方设定了一个紧迫的最后期限，并以“若协议未达成，局势将变得更为危险”来施压。这种通过“疯子外交”来制造紧张局势的做法，类似于理查德·尼克松时代的“疯人理论”，即通过让对手猜测自己的行为来增强谈判筹码。特朗普对于中东复杂历史的漠视，进一步加深了他务实而不拘一格的外交风格。他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亚伯拉罕协议”就是这种务实做法的典型代表。
不过，中东地区的复杂性和极端势力的存在使得特朗普面临巨大的挑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极端分子一直通过暴力手段阻碍和平进程。特朗普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可能选择通过加大制裁或军事威胁来推进他的计划，甚至形势不对的情况下，他可能选择放弃。
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承诺要停止战争，他可能通过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以此施压迫使乌克兰妥协，另一种则是通过继续支持乌克兰来增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与俄罗斯博弈中的威慑力。
特朗普的外交手段充满机会主义，这让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相对优势。例如，他不断施压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支出，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这无疑是积极的。然而，北约的团结依赖于成员国之间的信任，特朗普频繁与盟友发生冲突，甚至威胁退出北约，这种做法有可能破坏长期的战略合作。而且，特朗普对丹麦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可能会导致他在其他盟友眼中被视为威胁，而非传统的全球保护者。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若继续远离普世价值观，转向单纯依靠权力博弈，那么全球秩序将面临更多不稳定因素。如果他放弃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所代表的普世价值，俄罗斯和亚洲有可能趁机在这些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利用这些平台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这种做法不仅会削弱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也可能使国际社会逐渐走向更加零和的竞争格局。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力量才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通过增强美国的军力和经济力量，可以重新实现全球领导地位，尤其是防止中国通过武力收复台湾。面对中国快速发展核武器和掌握战略技术的挑战，特朗普团队认为通过加大军事威慑和展现“疯子外交”的方式，能够有效遏制中国崛起。
然而，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的立场却显现出矛盾。如果他通过权力博弈而不考虑普世价值来推动外交，可能会做出将台湾交易给中国的决定。虽然特朗普政府内有不少反对中国的鹰派人物，但这一潜在的政策矛盾却暴露了特朗普外交策略中的根本弱点。如果特朗普将权力利益与美国的国际责任分得太开，那么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将受到严重挑战。
特朗普若继续放弃普世价值观，仅依靠权力的博弈来推动国际事务，全球局势可能陷入更加严重的混乱。尤其是如果特朗普任命一些极端忠诚、缺乏外交经验的官员来领导美国重要部门，这种混乱有可能扩展到美国的内政。特朗普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往往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当他的私人财富与全球政治发生冲突时，像埃隆·马斯克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
如果特朗普继续远离塑造战后国际秩序的传统外交，他将放弃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一大优势——普世价值观，这正是他所有对手所无法拥有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