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何冠環老師賜稿
原文載《宋代文化研究》第30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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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秦州長道縣酒商李益與其子三司使李仕衡家族事蹟考
摘 要:
宋代商業發達,商人地位也漸次提高。許多宋代商人都走著從商入儒之路,以進一步提陞其社會地位。本文所考論的宋初秦州長道縣酒商李氏,便是一個頗有代表性的個案。李益在秦州經營酒業,富甲一方,他與本州官吏勾結往來,同時也着意栽培其長子李仕衡從科舉入任。本來李益成功在望,卻不知收斂,欺凌官民,被秦州觀察推官馮伉向宋太宗告發,結果李益被誅,家産籍没,李仕衡除籍。幸而太宗寵臣寇準爲李仕衡求情,李得以從頭做起,憑著他治郡理財的成績,到真宗朝成爲著名的計臣三司使。他理財有方,顯然獲益於其商人家族背景。他爲官左右逢源,與主流的文臣交好並聯姻,他的兒子李丕旦和李丕緒均從文臣之途仕進,李氏終於成功從商入儒。名臣范仲淹且爲他撰寫神道碑,而不再提及他的酒商背景。
關鍵詞:
李益;李仕衡;寇準;三司使;從商入儒
筆者曾撰《宋初開封酒商孫守彬事蹟考》一文,詳考宋初以經營酒業而成開封巨富,後成爲外戚的顯人孫守彬(923-995)的事蹟。拙文並中提到比孫守彬稍後的另一富甲秦州長道縣(今甘肅隴南市禮縣)的酒商李益(?-987)的事例,可作孫守彬一文的反證:孫因富而貴,李卻以富亡身。孫以商入貴戚,李以商入儒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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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以進士登第,後在太宗朝至真宗朝頗有事功,官至三司使的李仕衡(亦作李士衡,字天均,959-1032),便是李益之仲子。他受乃父栽培,得以高中進士,進入仕途,原本李家有望由商人轉爲士族,但李益在雍熙四年(987)五月丁丑(十六)卻被太宗(939-997,976-997在位)以其在秦州(今甘肅天水市)多爲不法事,將之械送京師,審問明白後誅之,並籍沒其家財。李仕衡也受累被除籍,終身不録用。秦州長道李氏從商人轉爲士族的美夢幾乎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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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李仕衡後來遇赦復官,並得到在太宗晚年深受信任的寇準(962-1023)的推薦,得以再起,此後多建功績,在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朝步步高陞,在天禧二年(1018)七月獲擢爲被稱爲計相的三司使。他政績斐然,既得到真宗的嘉許,宋人亦譽他爲繼太宗及真宗朝的理財名臣陳恕(946-1004)後最稱職的三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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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爲官做人隱隱有其父營商爭利投機的影子,《宋史》編者批評他貪財而好利。雖成爲士族,仍似脱不了商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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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幼子李丕旦(1004-1052)均有神道碑或墓誌銘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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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據宋代官私史料,細考李益、李仕衡祖孫三代由商入儒的李氏家族興衰史。
由錢若水(960-1003)主修,楊億(974-1020)等協修,歷時九月,修成並上奏於咸平元年(998)八月乙巳(十九)的《宋太宗皇帝實録》,在今天流傳的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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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卷四十一,雍熙四年五月丁丑條,詳細記載了秦州長道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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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務官李益所以被太宗下令斬殺於京師的緣故和經過:
是日,斬秦州長道縣酒務官李益。益,秦州富人,家僮數百人,橫恣郡中,所爲多不法,持吏長短,郡守以下皆畏之。民負益息錢者數百家,郡爲徵督,急於租調。觀察推官馮伉,不爲益徵息錢,益怒之,伉方按行市中,益遣私奴數輩,拽伉下馬,毀辱之,伉不能甘。先是,益多通貨於朝中權貴,率爲庇護,故累年不敗。至是,伉上章論其事,章兩上,皆爲邸吏所匿,不得達。後因市馬譯者,附表訴益不法事,譯因隨歲市馬入,得見,即上其表。上覽之,大怒,詔本郡捕益,詔書未至,京師權貴已先報益知。益懼,因亡命。州以聞。上愈怒,詔州郡以物色捕之甚急。數月,捕於河中府富人赦氏家,械放御史府鞫之,具得其狀,籍沒其家財。其子士衡,自舉進士,任光禄寺丞,詔除其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郡民皆快之,以爲除去災害,醵錢飲酒以相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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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南宋李燾(1115-1184)所撰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二十八,雍熙四年五月乙丑條,與及後出的佚名所編的《宋史全文》卷三基本上照録《宋太宗皇帝實録》(以下簡稱《太宗實録》)之文,而元脱脱(1314-1355)所修的《宋史·吴元載傳》也因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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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一則駭人聽聞的記載,展示當時秦州官吏與土豪酒商李益緊密勾結的情況。按宋代酒務官的身份,據李華瑞的研究,多是地方召募有物力的人掌榷,在買撲制度下由擔任衙前之人充當,而非監臨官這類正式官員。考秦州長道縣設有酒務,李益大概就以衙前而獲地方官吏募任爲酒務官,李氏指出,像李益這種豪民大户和坊郭大姓並擁有雄厚財力,而與官府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者,就成爲買撲者而任酒務官,實際掌握酒榷。他即因此而大獲厚利,富甲秦州。他可能也經營田産及其他生意,惟他的財富相信主要來自酒業,故本文稱他爲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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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何時成爲秦州巨富?據范仲淹(989-1052)爲其子李仕衡寫的神道碑,李益祖父名李渙,父名李徹,都是平民。二人後來因李仕衡之故,分別獲贈屯田郎中和左諫議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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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事蹟不載,可能未任酒務官而致富,李益當是李氏的起家人。
李益一方巨富,深諳需要有子弟爲官才可長保富貴之道,即著意栽培兒子李仕衡成材。考李益有子五人,李仕衡爲其仲子(按:李仕衡生母惠氏,後以仕衡故贈扶風郡太君,生卒年不詳),自幼便從秦州的鄉先生學習,在乃父的經營及自身努力下,於秦州贏得美好聲名。他在太平興國八年,時年廿五,便成功登進士第,獲授京兆府鄠縣(今陝西西安市鄠邑區)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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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衡進入仕途,李氏也從商人進入士族階層。
李仕衡的仕途初時頗爲順利,知京兆府、宿將田重進(929-997)賞識李仕衡之才,讓他權領獄掾。咸陽縣(今陝西咸陽市)有民殺人,招認後送府。他父子五人均坐協助之罪。李仕衡對田説,他曾試查驗此案,殺人者只是一人,其他四人只是協助掩埋屍骨,怎可盡誅之?田覆按此案,終於聽從李仕衡的建議。田還對他説,若非他之明察,這四人必冤死。又説他積有陰德,後日當會富貴。田重進是否真的説過這話,還是范仲淹聽李氏子弟吹噓之言而美化了李仕衡,暫無考。不過,大概在田的推薦下,李仕衡得以陞官移知眉州彭山縣(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區),並即除階爲大理評事,稍後再遷秩爲光禄寺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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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李仕衡仕途看好時,其父李益已成爲秦州一霸,如上文所述,他有家僮數百人,橫恣秦州,無視法紀,據載他掌握地方官不法的罪證,以致秦州知州、通判以下皆畏之。顯然秦州地方官都受過他的賄賂,於是相互勾結,沆瀣一氣。秦州民欠他利息錢者數百家,秦州地方官爲他追債,竟然還比徵收租調來得急迫。他的兒子李仕衡雖然只任州縣官,但顯然得力於其父大洒金錢的優越條件下,官場已建立廣大人脈,而能讓他橫行的,直接的原因就是貪腐無能的郡守知秦州和他治下的秦州官場。
據范學輝的考證,在雍熙四年知秦州的,是宋初樞密使吴延祚(911-964)次子,身份是武臣的吴元載(948-1000)。吴元載顯然一直勾結和包庇李益。據李之亮所考,太宗即位至雍熙四年李益被誅,出任知秦州的先後有張柄(太平興國元年至二年)、段思恭(920-992)(太平興國二年至三年)、宋璫(933-993)(太平興國三年至八年)、田仁朗(930-989)(太平興國八年至雍熙元年)、安德裕(940-1002)(雍熙元年至三年)、吴元載(雍熙三年至淳化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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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吴元載的墓志,在1928年於河南洛陽出土。據吴的墓志,他在雍熙三年以西上閤門副使知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陝州區)徙知秦兼管界沿邊都巡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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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載之前的幾任知秦州,除了田仁朗也是武臣外,其他幾任都是文官。他們有哪幾個曾和李益勾結,暫無可考。我懷疑這些人多半也得過李益的好處,或是膽小怕事,對李益的不法行爲視而不見。《太宗實録》記李“益多通貨於朝中權貴,率爲庇護,故累年不敗。”我懷疑這幾任秦州知州,除了收受李益之賄外,還甚有可能是李益通貨於朝中權貴的渠道。
正如上文所述,李益自取滅亡之由,是他公然派僮僕當衆凌辱不肯爲他徵收息錢的秦州觀察判官馮伉(954-1000)。最不可解的是,馮伉是其子李仕衡同年進士,李益卻不念此誼,當衆羞辱他,就惹得馮伉忍無可忍,上章向宋廷申訴。雖然李益得吴元載等秦州官吏的包庇,並因歷年來賄賂朝中權貴,加以庇護,得以扣壓馮伉的奏章,但馮伉終能巧妙地透過往秦州買馬的譯者,將他的訴狀達於太宗。李益倒楣的是,太宗這時正雷厲風行地收藩鎮之權,怎能容忍一介商賈,交結地方官吏,橫行秦州。
據《太宗實録》及《宋史·吴元載傳》所記,當太宗收到馮伉申訴後,就詔吴元載逮捕李益。李益預先得到朝中權貴通風報信,相信也得到吴元載暗中協助,便棄家亡命,離開秦州。當李益逃走後,吴元載怕牽連自己,就馬上奏知太宗李已逸逃之事。太宗怒甚,詔州郡急捕之。吴首鼠兩端,爲了自保,掩飾他一直包庇勾結李益的罪行,就加力緝捕李益,終於在秦州以東千里外的河中府(今山西運城市永濟市西)富人郝氏家捕獲李益。李益被械送開封,審訊後被處斬。李家被籍沒財産,李仕衡也被除籍,終身不齒。據載李仕衡一直銜恨收過其父好處的吴元載,在此事上置其父於死地,後來當他復官,在華州(今陝西渭南市華州區)(按:《李仕衡神道碑》及《宋史·李仕衡傳》均作邠州(今陝西咸陽市彬縣)通判任上,便伺機報復,趁着吴在淳化五年(994)正月以東上閤門使知成都府(今四川成都市)罷任入朝時,派人搜查他的行裝,要收其關市之税。吴不肯,李就抗章疏其罪。吴於是坐責爲郢州(今湖北鍾祥市)團練副使。他被責後,一直不得復職。至道二年(996)才落責授,授單州團練副使。至道三年(997)授左衛將軍致仕,到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丙子(初三)卒於開封景寧坊私第,年五十三。到咸平五年(1002)十二月甲申(廿三)歸祔於洛陽縣平樂鄉張陽村吴氏祖塋。崔文靜的專文,除了考論吴元載的家世和生平仕歷外,特別有一節論及他和李益、李仕衡父子的恩怨。崔氏指出在處理李益橫行不法的事上,吴元載先有失察之誤,又無檢舉揭發之功。她認爲吴拘拿李益,是奉命行事,並無勤政之處,而若説他對李益劣跡一無所知,恐非人之常情。崔氏也考證誌文所云“誰料薏苡興謗,囊衣有猜,自蜀抵京,路貴猶寡。後因微恙,腳膝痠疼,未許尋醫,卒成讒構”,即是指李仕衡上告吴元載不法事。崔氏以李仕衡劾告吴元載之事,誰是誰非難確定。不過,吴元載顯然不是良吏,爲他撰寫墓誌的門客張舜賓自然爲尊者諱,既不提他與李益的瓜葛,也諱言他在成都的負面作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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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李益在秦州的惡行是官商勾結的結果。他仗着偌大財富,厚賄秦州地方官吏和朝中權貴,並倚在秦州多年經營的深厚的人脈,以酒務官的職務,包攬秦州的酒榷,掠取巨大的財富。他後來逃至千里之外的河中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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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庇於當地的富人郝氏,可知他在外地也有勢力和人脈。偏偏他爲富不仁,剝削百姓,搾取息錢,並欺壓不順從他爲非的官吏,他以爲自己的勢力可以一手遮天。他的確財可通神,在京師居然構建了很寬的關係網,一直得到有力權貴的包庇,甚至太宗下令要緝捕他,竟然得到京師要人預先通風報信,讓他得以從秦州從容亡命至河中府藏匿。本來,若非太宗執意要捕他歸案,他可能得以逃出生天。但在皇權之前,誰敢再包庇他?識時務的吴元載於是將他出賣,捕他歸案。據説李益被誅時,秦州民聞知此消息,均集錢買酒慶祝。
天網恢恢,將李益惡行告發,爲民除害的馮伉,據范學輝的考證,是南唐大臣馮謐(延魯)之子,字仲咸,廣陵(今江蘇揚州市)人,《宋史·南唐世家馮謐傳》有其附傳。他在南唐歸降後,與其兄馮儀和馮價皆登進士第仕宋。據載他文辭清麗,嘗著《平晉頌》,時論稱之。是太宗至真宗朝有名的廉吏,歷典藩郡,皆有治績。他與宋初名臣王禹偁(954-1001)是太平興國八年(983)的同年進士,並甚有交情。而與其父之南唐舊僚徐鉉(917-992)也有交往。他在咸平三年(1000)五月卒於殿中侍御史知福州(今福建福州市)任上。真宗特詔賜他家錢十萬,賜其子馮玄應同學究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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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伉以清廉自守,沒有和長官吴元載等人同流合污,接受李益的賄賂,沒有爲他追討百姓所欠的息錢。李益卻沒有顧念馮伉説甚麼也是其子的同年進士,竟不留情面,而違紀犯法,將堂堂的朝廷命官馮伉公開凌辱,導致馮忍無可忍,憤而將他告發,並鍥而不捨地上告太宗,終將他扳倒。李益之愚昧無識實在可恨可笑。他以爲只要能把李仕衡送入仕途,便可得到更可靠堅實的官場奧援,而能高枕無憂,卻想不到他的惡行東窗事發,幾乎把兒子得來不易的仕途斷送。李仕衡後來向吴元載修怨,恨他置其父於死地,卻未反省其父是自取滅亡,怪不得別人。
范仲淹後來應李仕衡諸子之請,爲其父撰寫神道碑,范大概礙於情份,也爲存厚道,雖然李益並非賢者,但仍對李益被誅之事諱而不言,只説李仕衡以父憂去職,並説李益後來贈吏部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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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范仲淹手下留情,諱言李益被誅之醜事,但其事卻爲宋人熟知。蘇軾(1037-1101)所撰的《仇池筆記》便記,“李士衡之父豪恣不法,誅死。士衡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之敝,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誥,曰:“世有顯人”。’上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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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衡不但在父被誅時受累除籍丟官,多年後也因其父之大過,被政敵王欽若(962-1025)攻擊而無法晉位執政。李仕衡的宦海浮沉經歷,將在下節詳述。
李仕衡因受其父之累,在雍熙四年被削職除籍,且勒令終身不齒。本來他的仕途於他三十歲之年就此化爲泡影。他們李氏在秦州的家財被籍沒,他就成爲一無所有的白丁。他的命運就如從天上掉到地下,田重進當日説他積了陰德,日後必有大富貴,此時聽來不啻是極大諷刺和笑話。他罷官後是否回來原籍居住,史所不載。他有宅於長安杜城東,疑他罷官後居於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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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真是他所積的陰德有好報,他命中的大貴人大救星是比他早一榜(太平興國五年)登第而少年得志的寇準。史稱李仕衡遇赦而寇準薦他復官。考太宗在雍熙四年翌年(988)正月乙亥(十七),改元端拱,並以親耕籍田,大赦天下,詔除十惡、官吏犯贓至殺人者不赦外,民年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太宗又在端拱二年(989)八月丙辰(初八),以星變而大赦天下。到淳化四年(993)正月辛卯(初二),以合祭天地於圜丘,並以宣祖(902-956)和太祖(927-976,960-976在位)升配,大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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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次赦典日子中,李仕衡不可能在端拱元年正月,剛被除籍七月便獲赦復官。而他也不似受益於端拱二年八月的赦典。按推薦他復官的寇準在端拱二年七月已卯(初一),以承詔上書極言北邊利害,得到太宗的賞識,自左正言超擢爲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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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他當不會在獲擢陞才一月,就在是年八月馬上舉薦兩年前教太宗雷霆大怒的李益之子李仕衡復官。雖然寇準在淳化元年(990)十月己巳(廿七)曾以樞密直學士薦同州觀察推官錢若水文學高第,錢得以召試學士院而獲擢秘書丞;但寇準是推薦錢若水陞官,而非像李仕衡犯過復官。當寇準在淳化二年(991)四月辛巳(十二)獲擢爲樞密副使,九月甲辰(初八),改同知樞密院事,晉身執政後,他推薦李仕衡復官的份量就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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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李益死,李仕衡按制要守喪三年,普通官員也最快要淳化元年五月後才可以起復,故李仕衡得以復官的赦典,不可能在端拱元年和二年那兩次,而當在淳化四年正月的一次。另寇準在淳化四年六月壬申(十五)罷樞職,故他推薦李仕衡復官,當在這年正月大赦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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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衡得寇準推薦其材可用,獲復舊官光禄寺丞,並得到領京兆府渭橋輦運之差遣,並改官司農丞。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上司永興軍節度使正是當年賞識他的田重進。在田的照應下,他再遷著作佐郎,陞任邠州通判。如上文所述,他就在邠州通判任上,於淳化五年正月,趁着吴元載自成都歸闕,路經邠州時,就報復吴元載,讓吴得罪,被宋廷貶官爲郢州團練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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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值得一考的是,據沈括(1031-1095)所撰《夢溪筆談》卷九的記載,説李仕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使。使還,高麗禮幣贈遺之物,李仕衡皆不在意,一切委於副使。回程時副使以船底疏漏,就將李所得的縑帛疊於船底,然後在上面放置己物,以避漏濕。船至大海遇上大風,船差點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然船過重必難免傾覆。副使倉惶,只好盡取船中之物投於大海,更不暇揀擇。當投物近半風息船定。既而點檢所投於海的物品,都是副使之物,李士衡所得的都在船底, 就一無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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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這一則記載,似是稱道李仕衡對財物毫不在心,而他的副使枉作小人,卻人算不及天算,失去了高麗回贈給他的縑帛。考《李仕衡神道碑》、《宋史·李仕衡傳》、《長編》及《宋會要》等書,都未載李仕衡曾授館職,更未載他曾出使高麗。檢諸《高麗史》,也沒有李仕衡來聘的記載。據《高麗史》的記載,在太宗朝出使高麗的,先有在高麗成宗二年(癸未,太平興國八年,即李仕衡登第之年)三月戊寅(廿二)的光禄少卿李巨源(?-992)和將作少監孔維(?-990後)。然後有成宗四年(乙酉,雍熙二年)五月的太常卿王著(?-991後)和秘書監吕文仲(?-1007)及稍後促高麗出兵助伐遼的監察御史韓國華(957-1011)。再有在成宗七年(戊子,端拱元年)十月的禮部侍郎吕端(935-1000)和左諫議大夫吕祐之(947-1007)。然後是在成宗九年(庚寅,淳化元年)六月的光禄卿柴成務(934-1004)和太常少卿趙化成(?-992後)。最後一次使高麗的,是在成宗十一年(壬辰,淳化三年)六月甲子(初二)的光禄卿劉式(949-997)和秘書少監陳靖(?-1022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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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據高麗成宗十二年(癸巳)(即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條所記,高麗在是月遣元郁往宋乞師,以報前年遼來攻之役。但宋以北邊甫寧,不宜輕動,就只優禮元郁而遣還。自此高麗與宋斷絕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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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説明在淳化四年以後,宋和高麗不再通問,李仕衡不可能出使高麗。另太宗朝五次出使高麗的副使全是文臣,並沒有沈括所記的武臣。疑沈括所記是張冠李戴。
推薦李仕衡復官的寇準在淳化五年九月獲太宗召還於青州(今山東濰坊市青州市),太宗聽從他的建議,在是月壬申(廿三),以三子襄王元侃(即真宗)爲開封尹,改封壽王。乙亥(廿六),寇準以左諫議大夫爲參知政事,深受太宗倚重,太宗還聽他的推薦,在至道元年(995)四月癸未(初七)擢用翰林學士張洎(934-997)爲參政,又特詔寇準和同日新拜相的吕端分日知印押班,權力不讓吕端。太宗在至道元年八月壬辰(十八),正式册立真宗爲太子,對寇準寵信更有加,譽之爲真宰相,比他爲唐太宗(598-649,626-649在位)的名相魏徵(580-643)。倘寇準一直在位,李仕衡的仕途當會一片光明。無奈寇準恃才使氣,給政敵尋到過失,更惹怒了太宗,至道二年(996)七月丙寅(廿八)將他罷政,閏七月己巳朔(初一),再出知鄧州(今河南南陽市鄧州市),太宗隨即恢復只由宰相吕端押班知印之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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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衡另一有力奧援永興軍節度使田重進也於至道三年(997)三月乙丑朔(初一)卒於任上。就在二十七天後(壬辰,廿八),太宗病重。翌日(癸巳,廿九),太宗崩,真宗在吕端的扶持下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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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衡在真宗即位後,遷秘書丞知劍州(今四川廣元市劍閣縣),首次擔任知州差遣。咸平三年(1000)正月己卯朔(初一),駐成都的神衛右第三軍校趙延順等八人殺成都鈐轄符昭壽(?-999)作亂,擁本軍第二都虞候王均爲主,僭號大蜀,改元化順。不從叛軍的都巡檢使劉紹榮、指揮使孫進被殺。知府牛晃(945-1008)和轉運使張適(?-1000後)縋城出奔漢州(今四川德陽市廣漢市)。辛巳(初三),王均率衆攻陷漢州,牛冕等只好奔東川。王均攻陷漢州後,引衆轉攻綿州(今四川綿陽市東),不能克,就移師攻劍門關,以斷宋軍出入四川之路。李仕衡聞知成都和漢州先後失陷,他以劍州城難守,就對衆官民説賊軍來勢方鋭,誰可與鬥?他説劍州城無守具,卻積有芻糧,若給賊軍取得,就不只害了劍州,賊軍必據劍門之險以阻朝廷大軍,而教兩川諸城無援以守,必盡爲賊軍所奪。他提出馬上焚毀倉庫,帶同州民,運走城中的金帛,東保劍門關(今四川廣元市劍閣縣東北)。衆人從之,李仕衡又出榜募得軍卒流逸者數千人,率衆退守劍門,與劍門駐軍合力防守。王均軍至劍州,只得空城,而無資無糧。辛卯(十三),王均軍至劍門,李仕衡與劍門都監、左藏庫副使裴臻迎戰,這時風雪連日,王均之衆無所掠,只食敗糟,就被宋軍擊退,斬首數千級。被王均脅從的平民率多奔潰,李仕衡揭牓招降,得千餘人,盡置麾下,示以不疑。王均之衆疲極宵遁,不敢從金牛道
逃走,惟有取道陰平還保成都。李仕衡即馳驛上奏,自劾棄城守關之罪,並言平賊的利害。李擊退王軍,保全劍門,真宗在是月乙巳(廿七)收到西川進奏院狀報後,自然不會怪罪於他,丁未(廿九),擢拜李爲度支員外郎並賜五品緋服,裴臻爲崇儀使領峰州刺史。據宋僧文瑩(?-1078後)所記,李仕衡少時,有一俠者贈他一劍,囑咐他説:“君他日發迹,在於劍,記之。”李仕衡在劍門立下大功爲真宗所知而發迹,似乎應了該俠者之預言。據載這把劍在李死後便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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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衡保住劍門,宋廷援軍於是能出劍門,兩川諸城聞宋軍來,就固守不致搖動,王均之亂遂平,一如李開始時所料。不過,李仕衡不知甚麼地方開罪了宋平叛軍主帥川峽招安使雷有終(947-1005),李稍後卻被劾棄城之罪。宋廷這時方倚靠雷,就將李黜降監虔州(今江西贛州市)税。真宗知李有功無罪,不久便將他召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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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李仕衡的同年,當年間接令其父李益被誅的馮伉,正如上文所述,在是年五月己亥(廿三),以殿中侍御史知福州在任上卒。和馮伉交好,李的另一同年王禹偁也在咸平四年(1001)五月戊子(十七)卒於黃州(今湖北黃岡市黃州區)任上。
[34]
李益被誅後,李仕衡自然不會和馮伉有任何交往,而王禹偁的文集《小畜集》也見不到有二人交往的記録。李仕衡沒有文集傳世,暫時無法推知他的同年和他的關係如何。
咸平五年(1002)十一月癸巳(初二),因李仕衡向宋廷上言:“陝西榷酤尚多遺利,今西鄙屯戍至廣,經費實繁,望遣使經度其事,可濟邊用而不擾民。”於是宋廷命他以度支員外郎之官,與理財有名、出身三司小吏的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李溥(?-1024後),前往陝西諸州增加酒榷之課利。沒有人比李更熟悉陝西的酒榷。果然在二李的經營下,陝西每年增酒榷利錢二十五萬緡。因這次出使陝西有功,是年十二月戊寅(十七)即獲判三司鹽鐵勾院。這是李仕衡擔任三司職位,出任計臣之始。他出於酒商之家,對他來説,財筦工作正可發揮所長。
[35]
不過,李仕衡在鹽法轉粟等問題上,稍後又與度支使、右諫議大夫梁鼎(955-1006)意見不合。梁鼎在咸平五年底或咸平六年初上言宋廷,以陝西沿邊所折中糧草,都是高抬價格,倍給公錢。如鎮戎軍(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米一斗,計虛實錢要七百十四,而茶一大斤只能易米一斗五升五合五勺,顆鹽十八斤十一兩只能易米一斗。至於粟一升,計虛實錢四百九十七,而茶一大斤只能易粟一斗五升一合七勺,顆鹽十三斤二兩只易粟一斗。而草一圍,計虛實錢四百八十五,而茶一大斤只易草一圍。梁鼎指出鎮戎軍在蕃界,渭州(今甘肅平涼市)在漢界,渭州斗米值卻高於鎮戎軍二十錢。同樣,環州(今甘肅慶陽市環縣)在蕃界,慶州(今甘肅慶陽市慶城縣)在漢界,而慶州斗米值也高於環州六十錢,粟亦高三十錢。他認爲以日繫時,就慢慢耗費國用。若不更革,怕三二年後,茶鹽愈賤,邊食愈虧。他奏稱檢查陝西的嚴信、咸陽、任村、定武、渭橋等倉,現儲有各色糧斛七十九萬石。他請以每年春初農隙時併力輦送沿邊。按沿邊州軍,計所屯兵有一年以上儲備,則只以將來的兩税轉換支填。如不及一年儲備之地,則以上一件糧斛增備。他説年儲才足,則可住折博。然後鹽則可仍照舊官賣,草則只令沿邊於夏秋緣科錢內折納,取年支足用。他又建議官賣解鹽, 一年必得錢二三十萬貫,已可充給諸軍費,何況今年支用,比舊年已增一倍。若不速爲改變,他日匱乏時,則不但須截留西川上供之物,而帛縑也必須由京師輦運以供儲備。
[36]
梁鼎稍後再上一奏,報告他應中書之命,計度如何輦運科撥陝西各州軍夏秋兩税。他説以陝西沿邊,除鎮戎軍、保安軍(今陝西延安市志丹縣)各近蕃界之地不可大量儲糧,所須糧草,只逐時輦運常及半年以上外,其餘渭州、原州(今甘肅慶陽市鎮原縣)和涇州(今甘肅平涼市涇川縣)三州,即三路屯兵之所,請令永興軍、鳳翔府(今陝西寶雞市)、華州、儀州(太平興國二年自義州改,轄華亭、安化、崇信三縣,熙寧五年十月廢州,併入渭州)、隴州(今陝西寶雞市隴縣)五州人户輦運糧草,仍支此五州兩税,由涇、原、渭三州輸送,其三州的兩税,即令輦運鎮戎軍作糧草。環、慶二州,即中途屯兵之處,請令同州(今陝西渭南市大荔縣)、耀州(今陝西銅川市耀縣)、乾州(今陝西咸陽市乾縣)、邠州和寧州(今甘肅慶陽市寧縣)等五州人户輦運糧草,仍支此五州兩税,由環、慶二州輸送,其二州兩税,並於沿路鎮寨輸送。至於延州(今陝西延安市),是東路屯兵之處,請令解州(今山西運城市西南)、河中府、丹州(今陝西延安市宜川縣東北)、坊州(今陝西延安市宜川縣東北)和鄜州(今陝西延安市富縣)五州人户輦送,仍支此五州兩税,由延州輸送,其延州兩税,即令輦運保安軍糧草。至於陝州、虢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靈寶市)、商州(今陝西商洛市商州區)三州,請令於永興軍輸送。其逐處本州軍所備年支的糧草,則只令五等以下人户供輸。而秦州、鳳州(今陝西寶雞市鳳縣)、階州(今甘肅隴南市武都區)和成州(今甘肅隴南市成縣)四州,地理稍遥,其兩税請令輸於本州。他又説如上面三路屯軍處,輦運科撥,不及一年以上儲備的,即且留緣江茶引,許商人入中添填缺額。
[37]
梁鼎又上言,解鹽自從準詔書放行,任商旅興賣,原價得以減落,務在利民。近日卻聞知沿邊甚少商人貨賣,頗令遥郡難得食鹽,於是漸致邊民私販青鹽,而干犯條禁,兼且有人於永興軍等八州原禁地分,取便貨賣。這樣不但亂法,還更陷人,爲患既深,必須禁止。他以解鹽之貨,請勿更通商,而由官府專賣。至於他的禁榷條件,他會另行經畫。
[38]
真宗詔將梁鼎以上的奏狀下輔臣計議,同知樞密院事陳堯叟(961-1017)認爲鹽禁之利甚大,宰相吕蒙正(944-1011)稱許梁鼎憂職狥公,所言可助邊費,請從梁之建議。於是真宗在咸平六年(1003)正月壬寅(十二),命梁鼎爲陝西制置使,以梁鼎所薦的屯田郎中楊覃(954-1011)爲陝西轉運使,左司諫張賀爲轉運副使,楊、張二人並賜金紫。又以所論解鹽事與梁鼎意見相同的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杜承睿同制置陝西青白鹽事。
[39]
當梁鼎上奏建議更改轉粟輓鹽之法時,惟有李仕衡以爲不便。他上奏説:“安邊莫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斂之,又增以轉粟輓鹽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且鹽不通商,則邊城鹽貴,必資鹽於外夷,奪農時,沮商利而佐外夷,調用非策也。”他又與輔臣力爭於真宗前,力言“邊路阻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力可支乎?徒能奪農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入市虜中青鹽食之,虜爲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時,商不易業,外不爲虜利。苟能寬民力,沮虜計,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羨助之,有何不可。”真宗沒有怪他出言切直,還説爲臣當如此。但他的意見仍不被接受,吕蒙正等相信梁鼎的方案每年可得利三十萬緡錢。
[40]
李仕衡的意見是否正確勿論,但他敢提出和上司不同的意見,並與宰輔力爭於真宗前,實在難得。他家在秦州,熟知西邊情況,且出身商人家,深知商賈貨賣取利之習性,比起靠文章得富貴諸臣如吕蒙正等,他理財就在行得多。
事實證明李的意見正確,梁鼎至陝西,便改變鹽法,禁止販鹽。既運鹽,公私大有煩費。於是弄得關中大擾,上封言事者多言梁的做法不妥。梁見其謀行不通,又請復舊通商。宋廷於是命太常博士林特(?-1026)乘傳與寇準的同年好友、知永興軍張詠(946-1015)商議,二人均主張解鹽恢復准許商販賣。真宗從之。爲此之故,於五月甲寅(廿五),梁鼎受到真宗詔書切責,罷去度支使之差遣。值得一提的是,當年賞識李的寇準在六月丁亥(廿九),自權知開封府轉任三司使,倘寇準早數月出任計相之職,可能會聽從李仕衡的意見。寇上任不久,李仕衡在七月獲派出任荆湖北路轉運使,大概是寇準的舉薦。
[41]
真宗於翌年改元景德,因宰相李沆(947-1004)於七月丙戌(初四)卒,中書無相,真宗先在庚寅(初八),擢他的藩邸舊僚畢士安(938-1005)爲參政,再因畢的極力推薦,在八月己末(初七),真宗以畢士安爲首相,寇準爲次相。真宗擢用寇準,正用其文武材應付遼國的入侵。
[42]
寇準拜相,對李仕衡的仕途自然有利。九月辛丑(二十),李仕衡自荆湖北路轉運使徙爲他最人地熟悉的陝西轉運使,並遷階爲司封員外郎,獲賜金紫服。以往宋廷每年出內帑緡錢三十萬,以助陝西軍費。李仕衡上言歲計可以自行籌辦,於是宋廷罷給。他在陝西轉運使任上,范仲淹稱許他即能保任能吏數十,分掌他家族最熟悉的榷酤事務,因此能獲利以億計。
[43]
因遼軍於十一月入侵,真宗在寇準的力請下御駕親征,幾經辛苦,宋遼兩國在十二月達成澶淵之盟。李仕衡因在陝西,這次大征戰和最後的大和解並沒有甚麼角色。不過,他的女婿曹利用(971-1029),就以出使遼國,達成盟約,立下大功,而從此成爲真宗的寵信,並且自殿直的小官,超擢爲東上閤門使領忠州刺史,名位已不下於李仕衡。
[44]
景德三年(1006)二月戊戌(廿五),寇準被政敵王欽若中傷,失寵罷相。由他的同年王旦自參政繼相,王欽若和陳堯叟則並知樞密院事。
[45]
李仕衡要在仕途更上一層樓,除了靠他的本事外,又要適應宋廷中樞的人事改變。寇準雖倒台,但他很會討真宗歡心,當他知道真宗準備幸西京(洛陽),就自陝西路之羨餘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資助京西。真宗覺得他會辦事,就在三月丙寅(廿四),將他自陝西轉運使召入爲三司度支副使,遷祠部郎中。他在五月丙午(初五),即上奏言關右自不禁解鹽以來,計司以賣鹽年額分配永興、同、華、耀四州軍,而永興軍最多,於民不便,請減十分之四。真宗詔悉除之。在這一點,他又爲他陝西鄉人爭取了利益。
[46]
李仕衡爲官之道,就是知道主子最喜歡他能既開源又節流,不但不向朝廷要錢,還向朝廷貢納多出的羨餘。他生財有道,一派商人作風,不能不説得益於家學,他經歷其父慘痛的教訓後,就知道以儒爲表,而以商爲裏。
宋廷以河北、河東屯兵防範遼夏爲要務,須要選擇一得力的人出任河北轉運使。真宗又看上了李仕衡,就將他遷官爲司封郎中,自度支副使出爲河北轉運使。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丁丑(十四),高陽關(今河北保定市高陽縣東舊城)走馬承受劉檉上奏,稱河北諸州軍用兵之際,優給公使錢,以犒賞軍校,現時邊鄙已安靖,戍兵大減,他請令本路轉運司和提點刑獄司計量州軍閒劇情況而均定這些公使錢。因劉之奏,李士衡就和河北提點刑獄司陳綱覆奏,請除了沿邊及位於要害之地仍舊外,其他州軍皆增省其數以聞。宋廷依其請。
[47]
真宗在翌年(1008)正月乙丑(初三),召見宰相王旦和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宣示他在去年十一月庚寅(廿七)夢見神人,賜他天書的“神話”。王旦等隨即配合真宗,往承天門演出一幕接受神降天書的把戲。這原是真宗聽從王欽若以神道設教,挽回澶淵之盟的屈辱的自欺欺人舉動,身爲首相的王旦,被迫妥協,無奈同意王欽若的安排。戊辰(初六),改元大中祥符,大赦天下。從此開展了一系列的天書封禪鬧劇。
[48]
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四月甲午(初四)詔以十月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乙未(初五),真宗以封禪的推動人王欽若及參知政事趙安仁(958-1018)並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又命支持封禪,稱經費足夠的權三司使丁謂(966-1037)計度泰山路糧草。丙申(初六),以王旦等宰執爲大禮五使。
[49]
李仕衡女婿曹利用這時已陞爲引進使,他也積極參予這場執禪活動。除了在三月甲戌(十三),奉命慰勞請封禪的兗州(今山東濟寧市兗州區)父老吕良等八十七人外,四月乙未(初五),他又與內臣李神福(947-1010)奉命相度真宗往泰山的行營道路。稍後又與王欽若由曹州(今山東菏澤市曹縣)取南路往兗州達泰山,以計算工用之繁簡。不用曹利用的提點,甚識時務的李仕衡,在真宗君臣熱火沖天大攪泰山封禪時,於五月壬戌(初三),上奏請罷內帑所助河北軍費錢八萬緡,並請輦運本路金帛芻粟四十九萬赴京東,以助祀事。真宗龍顏大悦,稱許李仕衡臨事有力可獎,即賜褒詔。丁謂於是請留李於澶州(今河南濮陽市)管勾東封泰山事。真宗詔從之。
[50]
當年推薦李仕衡,時知陝州、刑部尚書的寇準也識時務,八月庚戌(廿二),他上表請求從祀泰山,真宗詔可。真宗君臣於十月庚戌(廿三)奉天書登泰山,行封禪禮。是月乙卯(廿八),真宗一行回程至回鑾驛,包括河北轉運使李仕衡在內,餘京東西、陝西、淮南及江南等轉運司齊齊上言賣好,稱自有詔封禪以來,諸州進奉使、蠻夷入貢及公私往來,晝夜相繼,鄉邑肅靜,物價至賤。李仕衡並獲召見於行宫。丙辰(廿九),真宗抵兗州,十一月戊午朔(初一)前往孔廟獻祭。丁丑(二十),真宗返抵京師。這次東巡往還四十七日。十二月癸卯(十七),自知樞密院事王欽若以下執政並進官一等,群臣並以次覃恩。李仕衡也在這次封禪恩典進右諫議大夫,繼續任河北轉運使。而寇準也因這次封禪活動博得真宗歡心,於辛亥(廿五),遷户部尚書徙知河北重鎮天雄軍(即大名府,今河北邯鄲市大名縣)兼駐泊都部署。李仕衡又得以和他在河北共事。據説遼使曾過大名府,對寇準説:“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準答得很得體,説“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爾。”相信李仕衡近在河北,對他的老上司弦外之音,心領神會。
[51]
真宗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正月己巳(十三),又恩詔諸路轉運使、知州軍有在東封時遣親屬和牙校奉貢至泰山的,並與轉官,未有官者,令學士院試藝,授試秩出身。李仕衡的兒子李丕緒,大概就以蔭補將作監主簿。
[52]
李仕衡在河北轉運使任上,倒不全是只會討好真宗,他還爲河北路做了不少利民又對官府有益的事。大中祥符三年(1010)閏二月己未(初九),他上言宋廷,稱本路每年給諸軍帛七十萬匹,每當春天時,民間多缺錢,只好預先向豪右借貸,出倍稱之利息。到交税之期時,除了輸租賦外,又先得償還所欠,這樣他們織絹之利愈薄。他請令官府預先支付他們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既獲利,而官府亦足用,公私兩濟。宋廷從其議,並且詔優給民值。
[53]
另外,他也應滄州(今河北滄州市)吏民的請求,請宋廷將原本調職的知滄州靳懷德(945-1017)留任。
[54]
東封泰山京東之人受益,於是又有人議請祀位於河中府的汾陰后土(今山西運城市萬榮縣榮河鎮西南廟前村北古城)。是年七月辛丑(廿四),文武官、將校、老少、道釋三萬人詣闕請祀汾陰。真宗作態不允。當表奏三上時,於八月丁未朔(初一),真宗就答允,並詔以來年春天祀汾陰。其實真宗一早命翰林學士陳彭年(961-1017)等檢尋歷代修廢后土故事。他問王旦等剛封禪泰山和祭孔廟,馬上行祀汾陰之禮,會否地遠而勞費。王旦等自然一力贊成。是月戊申(初二),真宗命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使權判河中府,翰林學士李宗諤(965-1013)副之,仍權同知府事。客省使曹利用與兩員內臣西京左藏庫使張景宗(?-1022後)及供備庫使藍繼宗(960-1036)修行宫道路。又命曹的岳父、時任河北轉運使的李士衡和鹽鐵副使林特計度糧草,並提舉京西陝西轉運司事。李仕衡和上次東封泰山時一樣識時務,即上奏獻錢帛三十萬以佐用,真宗詔褒獎他。丙辰(初十),三司使丁謂以輦送汾陰物品,請真宗令李仕衡和林特舉薦京朝官二人,分水陸路催督。不過,真宗詔只令三門白波發運使、河陰都監領其事。
[55]
他的女婿曹利用也很賣力,很快便給真宗第一份工作報告,八月庚午(廿四),他透過陳堯叟上奏,以陝州和鄭州(今河南鄭州市)衙署正門低小,街衢窄隘,真宗若在這裏停留,怕不舒服,真宗以不宜勞民傷財擴建,一切照舊。辛未(廿五),命曹先去拜祭汾河之神。
[56]
李仕衡在這一任的河北轉運使最後一年,據蘇舜欽(1008-1048)的記載,向宋廷奏上知安利軍(原通利軍,天聖元年改,今河南鶴壁市浚縣東北)太常博士鄭希甫(956-1027)的良好治狀,宋廷因擢鄭爲屯田員外郎並令他再任。
[57]
真宗於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甲午(二十),因客省使、鄜延路部署李允正(961-1011)被病,就命曹利用權鄜延路部署,以策西疆安全,並提防西夏在真宗西巡時生事。另以長安爲關輔重地,即命李仕衡權知永興軍。永興軍是他初出仕的地方,如今就出任此要地的長官。丁酉(廿三),真宗君臣奉天書由京師出發,壬寅(廿八),抵西京洛陽。二月癸丑(初九),抵河中府。辛酉(十七),抵汾陰。壬戌(十八),御朝覲壇,受群臣朝賀,大赦天下,恩賜如東封泰山例。回程時,於是月庚午(廿六),謁位於華陰縣(今陝西渭南市華陰市)的西嶽順聖金天大王廟。又幸巨靈真君廟,並除兩地之田租。然後經西京,並往鞏縣(今河南鞏義市)之宣祖、太祖及太宗及真宗母元德太后陵。到四月甲辰朔(初一),返抵京師。丙寅(廿三),群臣用二月壬戌赦書,以次遷官。李仕衡因遷給事中並召還,而曹利用也遷橫班使臣之首的內客省使並領嘉州防禦使,日就食於樞密院。五月壬寅(廿九),真宗詔郎中及帶職員外郎以上,用汾陰赦典,請保任其子者,可並依例施行。李仕衡兒子又是這次赦典的受益人。
[58]
李仕衡召還後,他所領的河北轉運使,於是年七月戊子(十七),就由真宗認爲淳厚的寇準女婿王曙(963-1034)代領,另真宗也委他評爲幹敏的李應機(?-1024後)出任同轉運使。
[59]
李仕衡大概在大中祥符四年底獲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代替任中正(961-1026)。范仲淹稱“朝廷謂坤維之奧,宜得巨人”,又説“期月詔還,有圖任意”。意指真宗會委李仕衡大任。李在益州,留心政務,當年他經歷王均之亂,故對地方上的風吹草動,均著意留心。祥符五年七月丙子(初十),他上奏宋廷,稱查得永康軍(今四川成都市都江堰市)村民舉行社賽,用棹刀爲戲。他請令禁止,以防止有意外發生。宋廷詔從之。
[60]
不過,石介(1005-1045)卻和他支持的范仲淹,對李仕衡在蜀的政績有不同的評價。石介從一個永康軍老人的口中,記後來任三司副使、工部郎中劉隨(971-1035),在祥符中任永康軍判官。當時在永康軍二十里外的導江縣(今四川成都市都江堰市),其縣令執法不公,受賕斷獄,出一人死罪,入一人死罪。劉隨將他收入獄,劾得其情。時任西川轉運使的李仕衡包庇此導江令,極力救之。劉隨不許,終正其罪。因他忤李仕衡意旨,故李誣以他事,説劉爲政苛刻,不堪從政,致邊人不安,將他罷走,不許調任。新任的轉運使和提點刑獄相繼巡視永康軍,有蕃人數千,跳出市中,阻著官路,爲劉隨申訴。於是本路轉運使具報宋廷,劉隨的冤情得以洗雪,而得調職。
[61]
當李仕衡入蜀時,宋廷中樞人事有所變化。首先是寇準和王旦的同年向敏中(949-1020)在大中祥符五年四月戊申(十一),重獲真宗信任,得以自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守本官同平章事,出任次相。五個月後,於九月戊子(廿三),兩名文官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和陳堯叟改充樞密使,武臣簽署樞密院事馬知節(955-1019)改任樞密副使。與王旦友好的參政趙安仁因反對真宗寵愛的劉德妃(即章獻劉太后, 969-1033,1022-1033攝政)册爲皇后(按:劉德妃於祥符五年十二月丁亥廿四册立爲皇后),被王欽若中傷而罷政。王旦本來推薦和他友善的翰林學士李宗諤繼任,卻又被王欽若巧言破壞。王欽若就推薦他的同年,在東封西祀活動中博得真宗歡心的三司使丁謂擢户部侍郎繼任參政。至於丁謂的三司使遺缺,就由他的心腹、同樣善於理財的鹽鐵副使右諫議大夫林特權任
。在宋廷的新中樞班子,王旦、向敏中和馬知節是一派,王欽若、陳堯叟、丁謂和林特是另一派。其中後一派的王、丁、林三人和真宗寵信的高級內臣宣政使劉承珪(950-1013)和翰林學士陳彭年暗中交通,蹤跡詭異,時論論之“五鬼”。
[62]
在人脈關係而言,李仕衡得寇準一再推薦和提拔,他當屬寇準和王旦一派。不過,他在東封西祀活動中,又與王欽若、陳堯叟、丁謂和林特共事,也一樣靠做事賣力博得真宗歡心。他和女婿曹利用這時一在四川,一在陝西,都遠離朝廷。他們就不用捲入王旦和王欽若黨爭的漩渦,而來個左右逢源。
當李仕衡離開河北後,河北官場出了風波,寇準的同年、知鎮州邊肅(?-1012後),被與他素不相能而接他任的同州觀察使王嗣宗(942-1019)劾奏,王並指使鎮州通判東方慶等列狀宋廷,揭發邊肅在任的種種過失。四月乙丑(廿八),邊肅奪三任,責授岳州團練副使。因坐不察邊肅之過失,河北轉運使王曙徙知壽州(今安徽六安市壽縣),同轉運使李應機徙知濮州(今山東菏澤市鄄城縣),調離河北,河北路走馬承受也悉數替換。因兩員河北轉運使被調職,宋廷一時找不到人替代,而這時河北頗有盜賊出沒,本路卻奏報不實,又不即時擒捕。大概在王旦和向敏中的建議下,他們的老同年知天雄軍寇準受命都大提舉河北巡檢,臨時處置河北的治安。
[63]
宋廷知道要委任一得力的人擔任河北轉運使,處理各項要緊問題。這回李仕衡又被君相看上了。
大中祥符六年(1013)三月丁酉(初六),接替王曙的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盧琰(?-1013)卒於任上。這時河北闕需,真宗馬上想起李仕衡。曾有言官批評李仕衡用河北錢五十萬貫助東封,致令河北闕乏。丁謂就爲李辯護,説李仕衡所貢東封錢只十萬餘,即薪芻總計五十萬而已。真宗就慨言官吏艱於經畫,動輒以此爲辭,他當復任李仕衡,責成他任事,以塞衆多之口。於是自益州召還李仕衡,並當面稱許説“河朔未可無卿”。四月庚辰(十九),以李仕衡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爲河北都轉運使,通管河北河東,恩數廩禄加常制一等。李仕衡回到河北後,針對河北闕糧的問題,就日夜加班,鞭策屬下積穀於郡邑,於是積粟塞下至鉅萬斛。有議者批評所積太廣,穀物必定會因此腐敗不可食。宋廷遣使視察,查明粟穀並沒有腐敗。李仕衡上奏説他此舉不是爲了積存九年之粟,以防不測嗎?真宗明白,立即罷前遣的使者。
[64]
是年七月庚子(初十),三司言河北積布甚多,請令京東西、河東北夏秋税並納本色糧斛,罷折納布,若需要衣布,則於河北輦取之。次相向敏中爲李仕衡説話,稱河北只産布,倘若官方不納,怕民間難以貿易,希望照舊,其他各路就依三司所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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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己酉(十九),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官吏父老三千三百六十人詣闕,請真宗朝謁該處祀奉老子的太清宫。真宗召對崇政殿,慰勞賜之。丁巳(廿七),文武群臣上表請駕幸亳州謁太清宫,真宗詔許明春前往。八月庚申朔(初一),以參政丁謂爲奉祀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丁謂仍判亳州。真宗君臣又開展另一輪祭祀活動。李士衡一如以往,十月乙丑(初七)又貢奉祀絲、綿、縑、帛各二十萬疋,真宗詔獎之。十二月丙寅(初九),真宗出發往亳州前,委寇準以兵部尚書權東京留守,入內都知閻承翰(947-1014)都大管勾大內公事,權三司使林特爲行在三司使。寇準識得討好真宗,於辛未(十四),請將丁謂所貢的芝草刊文德殿宣示百官。寇和李二人都識時務。
[66]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壬寅(十五),真宗奉天書前往亳州,己酉(廿二)抵亳州太清宫。祭祀道教諸神仙多天後,乙卯(廿八),經陞爲南京的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市),於二月辛酉(初五)返抵京師。壬申(十六),和東封西祀後一樣,真宗大赦天下,內外文武官悉數加恩。
[67]
李仕衡這回遷甚麼官,暫未可考。
[68]
二月戊寅(廿二),宋廷以河北的濱州(今山東濱州市)和棣州(今山東濱州市惠民縣東南)的官吏修治河隄,科配民重役,而多有逃亡的。詔轉運使李仕衡更勿修疊,令別作規畫,無致閡誤。可能是李向宋廷奏報,宋廷才作出這樣的指示。
[69]
六月乙亥(廿一),真宗將樞密院三員正使和副使盡數罷免。事緣副使馬知節在真宗前痛斥正使王欽若在王懷信平蠻賞功事上處置不公,真宗怒將連同陳堯叟三人一齊罷樞。因王旦的極力推薦,真宗任寇準爲樞密使同平章事,並驛召同州觀察使、知鎮州王嗣宗和內客省使、鄜延都部署曹利
用赴闕,七月甲辰(二十),二人接任樞密副使。戊申(廿四),在六月癸亥(初九)奉命往兗州朝拜景靈宫的王旦回朝覆命,他向真宗奏舉沿途所視察稱職的臣僚,他
稱譽的其中一人就是就是時任河北都轉運使李仕衡,説李和河北轉運使張士遜(964-1049)、知兗州王臻、知長垣縣(今河南新鄉市長垣縣)范識、京東轉運運使俞獻卿(970-1045)、知澶州張禹珪、同監修景靈宫盧守明、京東同都提舉巡檢使李懷信均蒞事幹集。他請真宗賜詔褒獎。
[70]
李仕衡既蒙首相王旦的嘉許,又樂見寇準重返中樞,以及佳婿擢拜執政。他此刻的心情應是愉快的。
六月丙子(廿二),宋廷以棣州水患,詔棣州經水災的流民歸業者給復三年。到八月甲戌(廿一),黃河決於澶州的大吴埽。真宗詔徙州民於高阜,由官府供給舟渡。宋廷再遣使修塞,共役民夫數千,築新隄亙二百四十步,河水於是得以順流。丁丑(廿四),宋廷再遣使視察棣州河隄的水勢,使者向真宗報告,説棣州築豫累年,現時僅免於決壞,但河水湍流暴溢,壖地益削。棣州城南河勢高及三二丈,知州、殿中侍御史孫沖(?-1025後)守護過嚴,民輸租若踐及河隄的亦笞之。真宗於是詔擇官代孫沖。十一月甲申(初二),濱州上報黃河又溢於安定鎮。
[71]
對於黃河決隄於河北諸州之險情,李仕衡身爲河北都轉運使,自然責無旁貸。是時黃河決於無棣,將掩沒棣州城。河北以數州丁力,畫夜營護,但從役的死者相枕藉,而水不降。他和轉運使張士遜經過實地勘察,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初底上奏,以黃河流高於棣州城丈餘,朝廷累年役兵夫修固,因考慮若徙城將重勞民力。他們説去冬以來大寒,蹙凌冰下,尚有水流衝激,若解涷之後,河流迅奔,必有河水決溢,爲患滋深。他們請於州北七十里陽信縣界,地方八方寺的高阜處改築州治,以今年捍隄的軍士助役,則可永久之利。真宗同意,於正月戊戌(十七)詔依李仕衡之議徙棣州城。並令權度支判官張績、內侍押班周文質(?-1026後)乘傳,與李仕衡和張士遜同任其事。並降詔諭棣州官吏、僧道和百姓等,仍月給本州公用錢十萬,許造酒,每月三犒軍校,兩月一賜役夫錢。所在人民的民田,優給其值,常租及浮客食鹽錢盡免除,城中居民免税一年。在這樣優渥的條件下,於三月辛丑(廿一),歷經三月,棣州新城建成,李仕衡等就將新城之圖呈上宋廷。舊城廣袤九里,新城擴爲十二里。州民所居悉如舊而給之,外則建營宇廨舍。宋廷又賜役夫缗錢,並宴犒本州官吏和將士。真宗以執役時有死亡者,又遣使命僧爲水陸法事以祭。因舊城積糧甚多,有人批評難於遷徙。張士遜見瀕河數州方欠食糧,即計算其餘糧以借民,等到來年輸送新糧時償還,這樣就公私皆便。被徙知襄州(今湖北襄陽市)的孫沖,仍上奏論徙州治不便,並著《河書》以獻,不過,數月後來大水淹沒棣州故城丈餘,就證明李仕衡和張士遜徙城之議正確。
[72]
就在李仕衡等剛動工修建棣州新城時,京西轉運使陳堯佐(963-1044)上奏,建議開滑州(今河南安陽市滑縣)小河以分水勢。李仕衡則以此舉將爲魏州(即大名府)和博州(今山東聊城市)民帶來禍患,請罷之。真宗認爲二人各庇所部而不公。二月丙辰(初五),命户部副使李及(959-1028)和西上閤門使夏守贇(977-1042)馬上乘傳往滑州,與李仕衡和陳堯佐商議開減水河的利害。李及等回來,言開滑州小河便,請於三迎、楊村北開河,另於新河別開汊河於上游,以泄其壅塞。如河水湍激,即令兵卒之習水者決導之。真宗詔從其議。
[73]
若説李仕衡在開河之事受了點挫折,則稍後寇準爲了他而攻擊三司使林特,卻弄巧反拙被罷樞,對李的打擊更大。寇準素惡三司使林特奸邪,多次和他忿爭。林特以河北歲輸絹缺,就督促李仕衡盡快交付。寇準這時就站出來支持李仕衡而反對林特。他翻林的舊賬,説自己在大名府時曾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後來闕供,當時他請劾主司即林特以下,真宗勉從其請,而用赦書釋之。其實京師每年用絹百萬,寇準當時所助的才五萬。寇準這時又以三司放馳坊軍士不俟給裝錢,都是林特的過失。他卻未想到,用這些小事來攻擊方得寵的林特,就惹得真宗不悦。真宗對王旦説,寇已年高,並屢更事,他以爲寇必會改前非,不想到他現在所爲,似更甚於往昔。王旦這時也不好替他説話。四月壬戌(十三),真宗罷寇的樞密使,還是王旦爲他説了好話,真宗就給他有體面的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而寇的政敵王欽若和陳堯叟同日復職爲樞密使同平章事。五月甲申(初五),真宗命寇準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離開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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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衡的靠山寇準倒了,他故技重施,於五月辛卯(十二),上言他管內諸軍準備支用外,尚有錢四十萬、紬五千匹、絲三千兩、布二十萬匹。他請盡以上供。真宗自然優詔褒獎他,這些錢帛就令本路貯積,不用輦運上供。
[75]
是年八月乙未(十八),和李仕衡不合的三司使林特自工部侍郎陞任户部侍郎、同玉清昭應宫副使,真宗以林久任三司,高年勤瘁,特置此職,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優其月給以寵之,稍後又命他爲景靈宫使兼管勾景靈宫、會靈觀事。真宗數訪以朝廷大事。據説林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之。他的遺缺就由太常少卿馬元方以右諫議大夫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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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衡本來夠資格出任三司使的,大概是林特和王欽若等的阻撓而時機未至。
大中祥符九年(1016)五月甲辰朔(初一),真宗詔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宫,與天下臣庶恭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寶册,又詔以十七日舉行南郊大典。他令諸軍賞賜並以內藏物充,詔三司勿催促諸路錢帛,諸州軍監無得以修貢、助祭爲名,輒有率斂。但真宗言猶在耳,李仕衡在半月後,是月己未(十六),又討好地上奏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匹,錢二十萬貫。又説此六十萬貫皆合上供的,餘二十萬是本路羨餘,請派使臣起發輦運。李仕衡過去每逢有大典,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等到三司檢勘,其數多失實,故這回上奏就析述之。真宗説不用諸州上貢是門面話,難得李仕衡這樣知情識趣,自然下詔嘉獎,並對宰臣王旦等説李仕衡應急有才,不過事多忽略,故人往往以虛誕視之。但每逢朝廷所須,他就隨即大小事立辦,亦是他所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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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這番讚賞,李仕衡就晉陞有望。
李仕衡多次進貢財物,支持真宗的封祀活動,加上他在地方政績頗佳,從不帶給朝廷麻煩,他任職的地方只有羨餘,而無虧空,故甚得真宗好感,得以在仕途上步步高陞。比起其父只懂得勾結賣好地方官吏及朝廷權貴,卻干犯了皇帝的無上威權,而招致殺身之禍,就有天淵之別。李仕衡做官和做生意一樣,懂得在最有利之處投資,他迎合真宗,依附極有勢力的寇準和王旦一派,又招得官場前途似錦的曹利用爲婿,也和功臣之家的曹琮聯姻。當然,他在地方之施政是公私兩便,他獲得好處之餘,不會讓百姓叫苦吃虧,他理財的手段是靈巧和穩健的。他以做大賣買的眼光爲官,宜乎他的官運繼續亨通。當然,他父親血的教訓是他畢生引以爲戒的。
是年六月,北方出現蝗蟲,李仕衡爲了不掃真宗的興,於六月甲申(十二),奏報河北螟蟲多不入田畝,村野間有蟻食之。而蝗飛空中,有身首斷而死的,有自潰其腹,有小蟲食之者。他説這是妖不勝德,而示此異像也。然紙包不住火,是月癸巳(廿一),京畿已出現飛蝗,真宗憂恐,即命輔臣詣玉清昭應宫、景靈宫、會靈觀建道場以禱之。像李仕衡這樣識時務的地方官不少,好像在京畿的知陳州(今河南周口市淮陽縣)馮拯(958-1023),就在三天後(丁酉,廿五)上奏説陳州境內有蝗,他已遣官員祭告,説焚捕已盡,田稼無害。又説近日頻頻得雨,麥菽滋茂。李馮等人雖説今次蝗蟲無礙,但真宗仍放心不下,派內臣督諸州捕蝗,使臣去到襄州,但知州孫沖不肯出迎,激怒這個狐假虎威的奴才,就誣奏蝗災惟襄州爲甚
,而知州毫不在意,不卹民意。真宗大怒,命即置獄嚴究。幸而孫沖得屬縣奏報襄州在歲稔之狀,他馳驛以聞。真宗得報,才知誤信小人誣告,即追還這個內臣並笞之。
[78]
從七月開始,蝗災一日甚於一日,是月庚戌(初八),有內臣從嵩山來,他奏説有蝗飛至山南,遇雨盡死於澗中,竟有數千斛之多。河東轉運使奏已往潞州(今山西長治市)致祭,而蝗盡飛出境,鄰州或祭或驅,均漸殞散。地方官的話沒有令真宗寬顏,翌日(辛亥,初九),真宗目睹飛蝗過京城,他即詣玉清昭應宫、開寶寺、靈感塔焚香祈禱,並禁宫城音樂五天。起初真宗曾出死蝗以示大臣,説他派人遍於郊野視蝗,多是自死的。第二天,有執政袖死蝗以進,説蝗實已死,請示於朝,並請率百官賀。王旦反對,説蝗出爲災,災弭是幸,又何賀焉。但各人皆力請之,王旦堅持不可,才止。當王旦以外的執政還要隱瞞事實,説蝗災已弭時,教人諷刺不已的是,當他們在真宗前奏事時,卻目睹飛蝗敝天,甚至有蝗墜於殿座間。真宗望着王旦説,假若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人所笑?王欽若以下的執政包括曹利用等嚇得馬上頓首説王旦遠識,非他們所及。癸丑(十一),真宗對王旦説,內臣自兗州來,説飛蝗所至,惟食豆葉殆盡。他仍折禾持至,説穗仍甚長。真宗説疑此內臣所報不實,詰問之,具言大率如是,可以覆驗。真宗説京中蝗蝻頗多,聞城西隅有田家,粟只數畝,看到蝗至,就相顧而泣,幸而蝗都飛去無傷。亦有豪族設長塹埋瘞而益多者。王旦見真宗憂形於色,只得安慰他説,今歲蝗災,若非有神物護佑,則蔬果林葉都會無遺了。真宗君臣對付不了蝗災,只好盡力做一些可緩解災情之事,包括祈福求神,派人督視災情和停不必要的工役。甲寅(十二),即遣官詣京城寺觀焚香禱告。乙卯(十三),分命內臣,其中開封府、河東、淮南路三人,京東、京西、河北路各五人,與轉運使、諸州通判、職官按視蝗傷苗稼以聞,仍許民即時改種,並除其租。又申禁京師音樂十日。丙辰(十四),真宗謁景靈宫、上清宫、會靈觀禱告。是日,開封府言祥符縣赤岡村有蝗附草而死者數里,並擷其草呈上。戊午(十六),詔停京師工役。癸亥(廿一),以蝗災遣官祀九宫貴神。這時有人乘機上言,蝗旱是由大臣子弟恣橫所致。真宗即詔宰相令學士院下詔,以警在位者。甲子(廿二),詔禁京師音樂盡此月。丙寅(廿四),京兆府和華州並上言説管內田穀滋茂,蝗飛越境有自死的。真宗聽慣這些不實的奏報,就批説諸州奏牘多説蝗飛往西北,他就憂慮它們聚於山谷,而致蝻蟲滋多。他説宜令河東轉運使陳堯佐規度焚窖,無使復生。己巳(廿七),內臣任守忠(990-1068)從太原回來,他説見到當地穀黍豆莢穗都堅密而長,行經潞州,惟有襄垣縣(今山西長治市襄垣縣)有蝗飛過,並不爲災。他又奏稱相州(今河南安陽市)言安陽縣有蝗抱草而死的,約十餘里。磁州(今河北邯鄲市磁縣)、華州、瀛州(今河北滄州市河間市)、博州等都説蝗不爲災。王旦聽罷奏報,就好言安慰真宗,説他本貫大名府,他有家人言所食之苗殊鮮。他又説近日分遣內臣認真按視災情,可見真宗軫憂至深,而祈禱盡禮,又聞真宗多蔬食。現時災情放緩,真宗就可以寬心了。
[79]
真宗君臣當然不敢掉以輕心,八月丙子(初五),令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饑年賑濟。同日禁京城殺雞,以雞可食蝗蟲。戊寅(初七),真宗對王旦説諸路使臣上言飛蝗多不食苗。王旦等解釋,説前月蝗飛度河北,鄉民方備焚撲,遇上連日西北勁風,於是蝗飛不及遠,而自澶州以北,就少害稼者。王旦説現時麻豆堅實,可不用憂慮。己卯(初八),內臣張文昱等上言,他們分路檢視蝗所傷的民田,計河南府密縣(今河南鄭州市新密市東南三十里)所修千二百户,偃師縣偃師縣(今河南洛陽市偃師區)四百户,永安縣永安縣(今河南鞏義市西村鎮、芝田鎮、回郭鎮一帶)三百户,隸州、順安軍(今河北保定市高陽縣東舊城)不食禾,而博州、通利軍以霜寒,蝗盡死於田野間。概而言之,十傷一二。真宗有懷疑,説他始見蝗飛集,謂將會田畝一空。而今諸州都以不傷爲言,尚冀所收禾稼會有一半。現時此番按視,所傷殊罕見地少。王旦連忙討好地説是真宗精衷念民,於是得以弭災爲福。真宗即表示所定蠲税分數要更加優厚。王旦等見真宗心情轉好,退朝後就乘勢讚賞往視災情的使者,説他們奉命出入,皆能上體憂恤,所至詢訪民隱,閲視禾稼,或採掇苗稼,千里呈上。或能紀録農事,以達上聽。但禍不單行,京師又逢旱情。癸未(十二),真宗遣使分禱宫觀寺院求雨。丁亥(十六),真宗以次相向敏中出使回,就宴近臣於長春殿,但不舉樂,以閔雨也。王旦很會討主心歡心,説真宗精祈懇至,減膳蔬食,勤政恤民。又説天災流行,從古所有,望他稍寬心。真宗見他説得情切
,就撫諭久之。戊子(十七),真宗仍詔以旱,罷近臣社日飲會,又罷秋宴。九月丁未(初六),以旱情,真宗命輔臣分祈天地、廟社、神祠、宫觀、佛寺。庚戌(初九),以不雨,罷重陽宴。
[80]
蝗災加上旱災,驚醒了真宗的美夢,據王曾(978-1038)所記,從六月始,京畿、京東西、河北路蝗蝻繼生,彌覆郊野,食民田殆盡,入公私廬舍。七月蝗飛過京師,群飛蔽空,延至江南、淮南往河東。直至霜寒才盡。當蝗飛過京城時,真宗方坐便殿閣中用膳,左右以告。他起來臨軒仰視,見蝗勢連雲障日,莫見其際。真宗默然還座,意甚不懌。於是命撤去御膳,自此身體不適。然而從王旦以下,內外群臣都沒有向真宗稟告災情的真相。
[81]
李仕衡也不例外;不過,他倒是做實事的,他以前大量積存糧粟絹帛,遇上偌大的災情,就大派用場。甲寅(十三),真宗令諸路轉運使督民焚捕蝗蝻,無使滋育。同日,他就上言河北爲南郊賞軍紬絹承前詔並自京師運送,現時本部所積頗多,望許他以此充賞給。詔天雄軍、相州、衛州(今河南新鄉市衛輝市)、貝州(今河北邢台市清河縣)和博州的物帛依舊輸往內藏庫,其餘的就從其請。李仕衡這番舉動,自然再一次博得真宗歡心。加上他的上奏,來得及時。當日天降及時雨。入秋以來,因長久不雨,真宗一直憂形於色,如今乃大展歡顏,還作《甘雨應祈詩》以示群臣。李仕衡顯然是真宗的福星。另據范仲淹所記,當河北遇上大蝗災,民多饑饉時。李仕衡悉發倉廩存糧以賑之,而且還有餘糧輦濟京西路。他也爭取得以蝗旱之災之故,其買絹三十萬匹,獲得減免三分之一。人們都稱許李仕衡懂得政事。
[82]
真宗在災情好轉後,就在翌年(1017)改元天禧,並在正月辛丑朔(初一)開始,舉行一連串的大禮儀。庚戌(初十),親饗六室,並齋於南郊之青城。辛亥(十一),真宗奉天書合祭天地,以太祖和太宗並配。然後御正陽門,大赦天下,賞賜如東封例。二月戊寅(初九),內外官並加恩。
[83]
李仕衡也因此次恩典而從給事中遷工部侍郎,並加授階勳的中大夫和上輕車都尉。知制誥夏竦(985-1051)所撰之制詞大大表揚李仕衡擔任河北都轉運使的功績,説“委之漕事,克有風聲,經用羡饒,庶吏清肅”。這是李仕衡現存惟一的一道拜官制詞:
勅:國家薦號密都,欽柴泰畤。神歡洽茂,大慶方行。乃眷近臣,特隆異數。具官李士衡秉節髙亮,資氣淑均,徳茂芝蘭,志懐霜雪。竭心披藝,奥賾以研幾;正色首公,雍容而幹事。而自樞庭入直,起部升華,朔野而南,榮河以北,委之漕事,克有風聲,經用羡饒,庶吏清肅。方均靈浸,併錫徽章。勉罄乃誠,以答朝奬。可。
[84]
其妻雷氏(?-1042)也沾恩自安吉縣君進封馮翊郡君,也是夏竦所撰之制詞,也表揚李仕衡“入直樞庭,出司漕事。忠規載罄,時譽彌優”:
勅:國家事天尊祖,並薦鴻名。祼鬯欽柴,繼成大慶。方推恩於宻侍,宜流寵於閨門。具官某妻某氏率禮公宫,奉嬪冠族。《采蘩》承祭,務極於齊莊;觀史照言,動遵於法度。輔佐君子,爲我良臣。入直樞庭,出司漕事。忠規載罄,時譽彌優。屬方霈於純禧,宜特褒於內饋。左馮奥壌,進啓郡封。更蹈謙祗,以膺徽寵。可。
[85]
二月己亥(三十),剛在祥符九年九月丙午(初五),與張知白(956-1028)和王曾一齊擢拜參知政事的陳彭年卻暴卒。他的熱中功名和李仕衡不遑多讓,但不似李這樣張弛有度。
[86]
當各地陸續向真宗稟告這年春夏蝗蟲情況時,真宗在四月壬寅(初三),詔河北管下的大名府、磁州、澶州、相州、通利軍,和江南的越州(今浙江紹興市)、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和處州(今浙江麗水市西),以去秋災傷,民多闕食,令轉運司運米賑濟。李仕衡一如既往,報喜不報憂,於翌日(癸酉,初五),由屬下的河北轉運使寇瑊(?-1031)申報,説懷州(今河南焦作市沁陽市)和衛州微有蝗蟲,而且即已焚捕。李仕衡在五月辛丑(初四),又上言説奉詔以絳州(今山西運城市新絳縣)粟十五萬給京西以解其闕,但水路頗遠,他請只運懷州麥粟五萬斛。真宗依其議。
[87]
宋廷兩大陣營的人事在四月開始有着大變動。首先是在四月庚辰(十二),和王欽若同一陣營的右僕射陳堯叟卒。到五月戊申(十一),以病多次求罷的王旦終於獲真宗同意罷相(按:王旦在九月十四己酉卒)。八月庚午(初五),王欽若拜首相,向敏中留任次相。九月癸卯(初八),被王旦和寇準深賞的王曾罷參政。不過,真宗卻刻意擢用親善王旦的翰林學士李迪爲參政,又特意召用王欽若的政敵原知天雄軍的馬知節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李仕衡的女婿曹利用和原樞密副使任中正及樞密直學士周起(971-1028)並同知樞密院事。
[88]
宋廷中樞這次改組,對李仕衡的晉陞大大有利。
李仕衡在河北除了理財有方外,他在治獄方面,也像他早年在京兆府時慎刑。據范仲淹所記,相州繫囚十四人,他們因盜瓜而傷其主,主吏以極刑論。李仕衡就説這些人只爲餓而誤傷人,何至極刑。他都貸其死以聞宋廷。宋廷收到他的奏狀,即日下密詔,以民有歲凶爲盜,長吏可以可用遵守成法而保全他們。
[89]
因大名府發生饑荒,宋廷又命李仕衡權知天雄軍。不久齊東大歉收,以致盜起淄州(今山東淄博市)和青州間,宋廷又要派能吏之稱的李仕衡去救火。天禧二年三月戊戌(初五),宋廷加李仕衡刑部侍郎,自河北都轉運使調知青州,代替戚綸(954-1021),戚綸徙知鄆州(今山東菏澤市鄆城縣)。戚綸在任時就寫信勸臨淄富户麻氏出粟以濟饑民,但麻氏族長的太常丞致仕麻景宗拒絕,而且回信語極不遜。戚綸憤甚,上奏真宗具言其事。真宗怒責戚綸,説他懦弱不能抑本州豪強,卻要煩朝廷出手。於是即命家本秦州豪強的李仕衡前往青州。麻氏識得利害,李仕衡一到,馬上具粟千斛以獻。據説麻景宗對人説,李現時到來,他們麻氏必有禍了。據説二年後而麻氏破家。李仕衡除了鎮伏好像麻氏這些豪強外,又能很快解決了青州盜寇的問題。青州有盜聚嘯山林,出爲郡邑之患者。前任前州守臣戚綸將群盜的妻子捕獲,並繫囚於通衢的棘圍中。李仕衡到任,馬上將她們釋放。並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閭井。”李的做法果然奏效,盜賊聞之而少懈,李又對這些人説他們不過被賊首所制,他們若能伺機梟之,李就以此論其功。果然十多日間,有賊衆梟其二魁之首來獻,其餘的賊衆就散亡。有些人來請降,李就招録如教,於是齊地得以安。真宗即命內臣獎勞之。
[90]
李仕衡不僅處置青州的事,還注意鄰近州郡的問題。他上奏説登州(今山東蓬萊市)仍大旱歉收,而知登州范昇是武人,不熟治道。宋廷於是在五月壬戌朔(初一),命知淄州王穆和范昇對易其任。
[91]
天禧二年六月乙未(初四),李仕衡的女婿曹利用自同知樞密院事擢陞知樞密院事。一個半月後,李仕衡就在七月甲戌(十四),自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爲三司使,代替馬元方。李仕衡是年六十,他終於做到位高權重的計臣三司使。據載真宗早就有意任用李仕衡爲三司使。他在天禧元年九月曾在內東門向翰林學士李迪(976-1043)表示,他準備以李代馬,説等到李到任時,就出金帛數百萬借給三司。李迪這次幫了李一忙,他説天子於財無內外,請他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李迪説話得體,真宗悦而從之。真宗頒制命李爲三司使,李以足疾上表求謝於長春殿門,真宗許之。真宗並當面褒獎其能,囑以大計,又御製《寬財利論》賜他,又真的出內藏錢二百萬貫以助經費。是年十二月庚戌(廿二),李仕衡請將真宗的大文刻於三司本廳。真宗樂從之。李仕衡和曹利用翁婿一爲計臣,一爲樞臣,一個管財,一個掌兵,都深受真宗的寵信。好不容易才拜相的王欽若自然感到莫大的威脅。據載王欽若見到李仕衡得以進用,大爲嫉忌,想設法害之而沒有機會。如前文所引蘇軾所記,王欽若趁和真宗討論時文之弊時,就説已在祥符七年卒的路振是不識體的文人。真宗問何故,他就翻李仕衡的家醜,説李父誅死,而路當年爲寫贈官告,乃曰“世有顯人”。據説真宗記着此語,後來就影響了不再提陞李仕衡爲執政。
[92]
八月甲辰(十五),真宗册立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文武常參官子爲父後見任官者,賜勳一轉。李仕衡的兒子李丕諒(?-1043)等當在此次蒙恩。
[93]
值得一提的是,李仕衡另一女婿、已故的元勳樞密使曹彬(931-999)幼子曹琮(988-1045)在九月甲申(廿五),以供奉官閤
門祗候出使遼國,任契丹國主生辰副使,佐正使起居舍人吕夷簡(979-1044)。
[94]
論官位,李仕衡這位女婿比長婿曹利用差得遠,但家世就顯赫得多。
李仕衡甫任三司使,就處理前任留下來的公事。因上封者言諸州帳籍,繁而非用,紙筆所費,或至掊斂。請求省其數。同年宋廷又詔諸州自今造帳,營房半年一申,揀停軍人一年一申,職員、馬遞鋪馬帳並一季一申。於是在是年六月,時任三司使的馬元方,就上奏定奪三部合減省諸州帳目奏狀,一年計八萬八千九百一十九道,約省三十四萬五千二百餘紙。至於其他諸路州府,請令轉運使定數報告三司,由三司覆定以聞。真宗隨即下詔曰:“計帳之繁,動是几案,公家之利,無益關防,徒事勾稽,空靡紙札。比令近侍,同令刪除,或匪切須,並從簡併。咨爾在位,宜守親稽,勿務滋章,致於煩擾。其令三司、諸路並依新減數目,不得擅有增益。”接任三司使的李士衡,經過勘查後,於十月癸卯(十四),就上奏言逐年會約減省帳目二分以上,其在司的主典亦當裁減。真宗於是詔李仕衡與三部
衆官商議詳定,合留下來的人就具名上聞。李仕衡會做官,他不會新官上任就三把火,他將裁下來的人出補三班。
[95]
天禧三年(1019)五月甲申(廿八),因稱天書出於乾祐山而重邀真宗寵信的寇準自永興軍來朝。六月戊子(初三),與王欽若反目而罷參政的丁謂也自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市)來朝。甲午(初九),王欽若就失寵罷相。四天後(戊戌,十三),真宗就以寇準爲首,丁謂爲參政。這番人事變動,對李仕衡就有利無弊。不過,復相的寇準一回來就使性子,把本來要討好他的丁謂開罪了。
[96]
宋廷中樞人事雖大變,但李仕衡仍克盡厥職,八月丙午(廿二),李仕衡上言,以京西、河北轉運司計度於河東的晉州(今山西臨汾市)和絳州發糧儲三千萬赴滑州。他説山路險峻,怕會愆期,請只令滑州和通利軍入中,並優給其值。他這番合理的做法,得到宋廷的同意。九月庚午(十七),他又爲民請命。過去宋廷往陝西市羊和木材,責成吏人送京師,這樣做法頗擾民。因羊不少死在途中,而木運至三門水流湍險處,往往大半漂失,二者均令科發的吏人破産不能賠償。他説陝西人苦此役已五十年矣。他請自今在京師置榷場,而聽任陝西民入山採斫木材,另一方面募商旅送木於京師,給以文引,用入中法償其值,而售以解州池鹽。另也許吏人私下買羊,免關征之算,使得補途中死者。真宗詔可,並盡蠲民前欠官中木植錢。據范仲淹説,李仕衡這番改革,陝西人鮮再有人破産。
[97]
是年十二月辛卯(初九),曹利用和丁謂雙雙拜樞密使。癸巳(十一),任中正和周起自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副使。翌年(天禧四年,1020)正月乙丑(十三),李仕衡婿曹琮兄曹瑋(973-1030)以華州觀察使爲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後,召入爲簽署樞密院事。
[98]
除了寇準外,樞府正副二使,都和李仕衡大有淵源。
天禧四年三月己卯(廿八),寇準的同年、首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向敏中卒。他之死,使寇準失去一個有力的支持者,寇準和他的反對者失去一個協調人。
[99]
值得一提的是,於四月丙申(十五),宋廷杖殺前定陶尉(今山東菏澤市定陶縣)麻士瑶(?-1020)於青州。麻士瑶是李仕衡在天禧二年三月知青州時交過手的青州豪強麻氏當家人。麻士瑶自其祖麻希夢在五代時事青州帥劉銖爲府掾,得其留下的大量資産,並以掊克聚斂爲事,兼併恣橫以致鉅富。到麻士瑶已累世益豪縱。青州之人畏之,過於官府。麻氏宗人多有出仕爲官,麻氏從商入士以壯大家族勢力的做法,和李仕衡父子可謂同出一轍。麻士瑶本人有官職,又勾結朋比青州地方官員,包庇其劣行。他的權勢似又勝李仕衡父李益一籌。不過,他以帷簿不修,而竟殺與其有憾欲訟之的姪兒麻溫裕。他甚至派家僮張正等率民夫在路上謀殺訟其不法的知定陶縣張珪。張珪幸而不死,訟他於州,卻又被他買通上下官吏而出罪。鎮海節度推官孫昌知臨淄縣,憤其凶憤,要審訊他,麻士瑶居然常聲言要派人刺殺孫昌,孫昌被迫將家人寓於他郡,每夕宿縣廨,嚴加防備。麻再誣告孫昌不公事,他又借同邑人姓名買場務。另外他又違禁私藏天文禁書和兵器。他的所作所爲,比李益在秦州,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惡行被時爲青州幕職的胡順之所發,是年二月丙戌(初四)爲侍御史姜遵(963-1030)即上奏,請派監察御史章頻(?-1033)和御史台推直官江鈞往青州審訊之。獄具,宋廷除誅麻士瑶外,還將麻氏宗人有官職的盡數貶黜:其兄大理評事致仕麻士安判籍配隸汀州(今福建龍巖市新羅區),姪右正言直史館麻溫舒、太常丞直集賢院麻溫其並削職,溫舒改太常博士監昇州(今江蘇南京市)糧料,溫其監光州(今河南信陽市潢川縣)酒税。麻氏破家比李益當年還慘。李仕衡看到麻氏的下場,相信百感交集。
[100]
未幾宋廷中樞又發生大變,回朝拜相的寇準既與丁謂不協,又輕視曹利用,並開罪了劉皇后,於是依附劉皇后的翰林學士錢惟演(977-1034)就出面結連丁曹二人,密謀打倒寇準。碰上真宗病患彷彿,説過的話忘記,就給劉皇后一黨找着機會,影響了真宗在六月丙申(十六)將寇準罷相,七月丙寅(十七),真宗改任參政李迪爲相,又擢用兵部尚書馮拯(958-1023)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庚午(廿),再擢丁謂爲首相,而曹利用加平章事爲樞相。甲戌(廿五),與寇準親善的內臣入內副都知周懷政(?-1020)被指控發動政變而被誅。丁謂和曹利用等設計誣周謀反,以此牽連寇準,將寇準一黨清除。結果寇準在丁丑(廿八)被降授太常卿知相州。他所親厚的,除了楊億外,全被貶黜。八月乙酉(初六),真宗以樞密副使任中正爲參政,禮部侍郎王曾復任參政。翰林學士錢惟演陞任樞密副使。壬寅(廿三),寇準再被貶道州(今湖南永州市道縣)司馬。
[101]
值得注意的是,李仕衡雖一向和寇準親善,但丁謂看在其婿曹利用份上,並沒有動他三司使的職位。九月己酉朔(初一),李仍以三司使和翰林侍讀學士張知白、玉清昭應宫副使林特等十二人,奉命各舉常參官堪錢穀任使者二人,限十日內具名以聞。
[102]
九月己未(十一),丁謂等繼續清算和寇準親善的人,樞密副使周起被罷知青州,簽署樞密院事曹瑋罷爲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部署兼管勾秦州兵馬。曹瑋是曹利用連襟曹琮之兄,但黨同伐異,曹利用也不講這情份了。
[103]
是月壬申(廿四),李仕衡的對頭王欽若自杭州來朝,甲戌(廿六),王又繞過三司使李仕衡,上奏請江淮制置使罷雇民船,兩浙和淮南罷和糴,聽商旅入中。真宗並從之。
[104]
李仕衡不因王欽若回來而影響工作,他上言滑州方召民築堤,而陳堯佐素來幹事,他就請專委他辦理河工。十月己丑(十二),宋廷即委陳堯佐自前起居郎直史館,免持其兄陳堯叟之喪服,起知滑州。李仕衡沒有錯薦人,陳堯佐到任後,就創木龍以殺水急,於是能築堤,另他又築長堤以護之,人們稱之爲“陳公堤”。
[105]
十一月庚午(廿三),在丁謂和錢惟演的操弄下,真宗再任馮拯自樞密使爲次相,曹利用加少保。十二月丁酉(廿一),丁謂將志在回朝的王欽若施巧計逐出朝廷。
[106]
天禧五年(1021)正月癸巳(十七),真宗以疾稍愈,就下詔減免天下死罪囚,並免除四年所欠之秋税,另權罷滑州修河。丁酉(廿一),增補曾任李仕衡副手,得到李推薦的太子詹事、樞密直學士張士遜爲樞密副使。真宗對曹利用又加恩,二月甲寅(初九),以他所居西連營舍,甚爲迫隘,就命入內副都知鄧守恩(974-1021)按視隙地,並詔先借宅園並賜之。真宗也沒有忘記李仕衡,壬戌(十七),因李仕衡上言其第三子大理評事李丕諒願任館閣校讐的工作,真宗就命李丕諒、石中立(972-1049)子大理評事石居簡、光禄寺丞謝絳、大理寺丞王質(999-1043)、李宗諤子奉禮郎李昭遘(?-1059)一同接受諫議大夫李行簡及知制誥宋綬(991-1040)的考試,最後謝絳授秘閣校理,王質、石居簡、李丕諒和李昭遘均授館閣校勘等清職。
[107]
三月庚子(廿五),真宗的御集御書奉安於剛修成的天章閣,真宗宴輔臣於閣下。壬寅(廿七),輔臣以天章閣落成,皆進秩,首相丁謂爲司空,次相馮拯爲左僕射,樞相曹利用爲右僕射,參政任中正進工部尚書,樞副錢惟演爲右丞,參政王曾晉吏部侍郎,新任參政的張士遜也加給事中。位次宰執的三司使李仕衡也在四月丁未(初二)自吏部侍郎加階官的正奉大夫,以營建天章閣供億之勞。
[108]
李仕衡爲了提拔第六子奉禮郎李丕旦,於五月辛丑(廿七),又請真宗讓丕旦掌國子監。但真宗不許,於是詔自今國子監,只差官兩員主判。不過,經李仕衡的再次請求,七月丁酉(廿四),真宗乃命李丕旦同管勾國子監。
[109]
李仕衡掌三司多年,司內事務都是他一人説了算。但剛直的户部副使、吏部員外郎薛奎(967-1034)卻敢與他爭事。不過,薛自然鬥不過既得真宗信任,又有曹利用爲靠山的李仕衡。據薛奎的女婿歐陽修(1007-1072)爲薛所撰的墓誌所記,薛與李仕衡爭事省中,李仕衡“扳時權貴人爲助”,這個權貴大概就是曹利用。薛奎和李仕衡爭甚麼事?惜群書均不載。七月戊寅(初五),薛奎留不下來,就以户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
[110]
李仕衡雖然在三司有一言堂之作風,但據宋人筆記所載,他對僚屬的管理卻很寬鬆。當時齊廓(?-1054後)任三司檢法,章得象(978-1048)和黃宗旦(973-1030)任判官。當公務稍暇時,李仕衡就許他們在省中下棋飲酒談笑,每逢雪天,都命僚屬酒灸相樂。到李諮爲三司使時,就只置酒設餚賞梅而已。
[111]
當李仕衡官場得意時,他的對頭王欽若卻被丁謂愚弄,沒得到真宗批准便回朝,結果以擅離職守之罪,在十一月戊子(十七),被降職爲司農卿分司南京。
[112]
據范仲淹所記,李仕衡在真宗晚年,以足疾求罷,但真宗優詔不允,而特許他五日一至便殿奏事。他朝拜時就命通事舍人扶掖之。
[113]
真宗在翌年(1022)正月辛未朔(初一)詔改元乾興,並移今年南郊恩賞到二月頒行。他自覺病漸痊愈,卻不知那似是人們所説的迴光返照。二月庚子朔(初一),真宗御正陽門,大赦天下,恩賞全依南郊例。甲辰(初五),內外官並加恩。丁謂封晉國公,馮拯魏國公,曹利用封韓國公。李仕衡自吏部侍郎遷尚書右丞。甲寅(十五),真宗見丁謂等於寢殿之東偏時,忽然病發而加劇。戊午(十九),真宗崩於延慶殿,仁宗隨即繼位。因仁宗年幼,就依真宗遺詔,由劉太后垂簾聽政。己未(二十),大赦天下,百官進官一等。李仕衡因再遷官爲尚書左丞。丙寅(廿七),宰執再加官,丁謂加司徒,馮拯加司空,曹利用加左僕射,任中正加兵部尚書,王曾加禮部尚書,錢惟演加兵部尚書,張士遜加户部侍郎。丁謂趁此機會,又對寇準和他打倒的政敵李迪趕盡殺絕,戊辰(廿九),又將寇準貶爲雷州(今廣東湛江市雷州市)司户參軍,李迪貶爲衡州(今湖南衡陽市)團練副使。其餘被視爲寇準一黨的,包括曹瑋也被貶黜。寇準雖對李仕衡有恩,但這時礙於丁謂和曹利用,李也欲救無從。
[114]
丁謂對政敵出手太重,卻不小心開罪了劉太后,因山陵事誤信了內臣雷允恭,就給王曾找到一個難得機會,以危言攻擊丁謂包藏禍心。六月癸亥(廿五),丁謂罷相,由馮拯代爲首相。參政任中正因爲丁説話也被罷政。曹利用這次迎合劉太后旨意,沒有爲丁謂説話,不但未受牽連,反而在七月辛未(初三),獲加武寧節度使。王曾打倒丁有功,同日繼爲次相。而李任衡推薦過的吕夷簡,就和魯宗道(966-1029)一同陞任參知政事。
[115]
李仕衡對朝局的劇變看在眼裏,他便知幾告退,仍以足疾加重爲由屢次上表請解三司使職。劉太后起初不允,還好言撫諭,説真宗稱許他全曉金穀利害,可比隋之理財名臣高熲(541-607)和唐之名相劉晏(716-780),要他稍安於位,待真宗山陵事畢,就當大用。但他仍堅請退下。劉太后於是在十一月庚午(初四),就接受他之請辭,將他改武階爲同州觀察使,出知相州,稍後改知陳州。按同州觀察使的俸禄待遇高於文階的尚書左丞。後來李沆弟李維(961-1031)也引他的例,換官爲相州觀察使。他從天禧二年七月拜三司使,到乾興元年十一月罷,前後四年有多。范仲淹説善天下之計者,隋有高潁,唐有劉晏,而本朝有陳恕。而李仕衡就堪比上面三賢。另外范仲淹又説:
公當職五年間,天子有事于南郊,又御端門。既今上即位,並大賫天下。至於真宗山陵,再塞大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皆優游以辦,霈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其通焉。……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鮮不斂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
[116]
范仲淹所言自不免溢美;不過,李仕衡任計臣是相當稱職的。
李仕衡解三司使職翌年(1023)之正月丙寅朔(初一),劉太后詔改元天聖。是月壬午(十七),李仕衡副手,他極推薦的度支副使陳堯佐授知制誥、史館修撰。
[117]
這年九月丙寅(初五),馮拯以疾罷相判河南府,劉太后召還當年贊成她册爲皇后的王欽若,復拜他爲首相。不過,復相的王欽若沒有以前的威風,其他宰執從王曾以下都常和他異議,魯宗道更直言他不如王旦的人望。
[118]
已出知陳州的李仕衡也不必擔心王欽若會對他不利。
閏九月戊戌(初七),寇準卒於雷州貶所。己亥(初八),馮拯亦卒於洛陽。
[119]
寇準於李仕衡有舉薦復職的大恩,也一直支持他。馮拯則和李關係一般。
天聖二年(1024)十一月,宋廷舉行一連串慶典。甲午(初十),上真宗謚號。乙未(十一),仁宗朝饗玉清昭應宫和景靈宫。丙申(十二)饗太廟。丁酉(十三),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百官上仁宗及劉太后尊號。乙巳(廿一),立皇后郭氏(1012-1035)。辛亥(廿七),文武百官並加恩遷官,首相王欽若封冀國公,樞相曹利用封魯國公。李仕衡大概也遷官一等。
[120]
李仕衡出知陳州,其幼子李丕旦一直相陪左右。李仕衡也沒有荒怠政務。時黃河大水侵州城,有人散播謡言,説大水已淹入城,李立命斬造謡者,人心始安。他隨即發兵民築大堤以防護州城。稍後調知潁州,不久又徙還陳州。
[121]
王欽若在天聖三年七月受賄事發,雖然劉太后爲顧全他的顏面,詔釋不問;但他的行徑爲同僚所不齒。魯宗道在早朝時公開議諷他。他愧而得病,捱到十一月戊申(三十)病卒。劉太后念舊,給他很高的恩恤,又詔塑其像於茅山,列他於仙官。當年爲李仕衡所排的左正言劉隨就指責王欽若贓污無忌憚,考其行爲,怎會是神仙? 宜察其妄。但劉太后不報。
[122]
有趣的是,當年李仕衡打壓過的劉隨,這次直斥王欽若之非,變相爲李出一口氣。
因王欽若卒,十二月癸丑(初五),王曾代爲首相。樞密副使、尚書右丞張知白繼爲次相,而曹利用又加官爲司空。另張士遜、吕夷簡、魯宗道及晏殊(991-1055)也分別加官。加官本來是高興的事,偏偏李仕衡的寶貝女婿曹利用以他的本官司空高於王曾的户部尚書,不應敘班在王之後。他爲此事而鬱鬱不平,仁宗派張士遜慰曉他。因他抗爭,弄到劉太后要出面詔諭,庚申(初六),重新規定宰相敘班仍在樞密使之上。乙丑(十二),劉太后召還她的心腹張旻(後改名張耆,?-1048)充樞密使。曹利用開始有失寵之感,而他和王曾等文臣矛盾擴大,對李仕衡自非吉兆。
[123]
天聖六年(1028)二月壬午(十七),次相張知白卒。王曾力薦吕夷簡繼任次相,曹利用則力薦李仕衡屬意的張士遜,劉太后也屬意張,吕夷簡也請讓位,最後張得償所願。劉太后又加王曾官吏部尚書,曹利用加保平節度使,進封鄆國公。張耆以下均加官。有趣的是,辛酉(廿六),當年與李仕衡相爭的薛奎自知益州召還爲權三司使公事,接替自三司使陞任樞密副使的范雍(979-1046)。
[124]
曹利用一再加官,其實早已禍不遠。他除了和王曾爲首的文臣不和外,又開罪了劉太后所用的一大批內臣和貴戚,因而也招劉太后之忌。終於在天聖七年(1029)正月癸卯(十三),他被罷樞,以保平節度使守司空兼侍中判鄧州。丙辰(廿六),再貶爲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今湖北隨州市)。二月甲子(初五),李仕衡也受累自同州觀察使知陳州貶爲左龍武大將軍,分司西京。丙寅(初七),與李曹翁婿親善的次相張士遜也被罷相出知江寧府。癸酉(十四),再貶曹利用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並由內臣楊懷敏(?-1050)押送。甲戌(十五),他的家人包括其婿曹琮也被貶黜,他的妻兄,即李仕衡子李丕諒也自太子中允、集賢校理落職同判和州(今安徽馬鞍山市和縣)。閏二月辛卯(初二),曹利用還被楊懷敏謀殺於襄陽驛,而奏稱他暴卒。
[125]
是年六月甲寅(廿七),首相王曾以玉清昭應宫焚毀而罷相,八月己丑(初三),由吕夷簡繼爲首相,
[126]
李仕衡在一年後(天聖八年,1030)十二月癸未(初五),因合祀天地於圜丘大典,大赦天下,加恩百官,他得以獲稍遷爲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宋廷他許他返並長安之長安里故居。如上文所記,他的長安故居在杜城東,因他家財至鉅萬,其大宅有如官府。他的第四子李丕緒時爲虞部員外郎,請解官以養親。宋廷以他職爲郎官,依例不許。他就請削一官,宋廷乃准許之。
[127]
天聖九年(1031)五月壬申(廿六),宋廷初步爲曹利用平反,詔他被沒官邸店錢還給其家,但李仕衡卻來不及獲得平反。翌年(明道元年,1032)五月丙申(廿六),李仕衡病卒於長安,得年七十四。八月辛亥(十二),永興軍申報宋廷他的死訊。同月丙寅(廿七),他的家人將他葬於京兆府萬年縣(今陝西西安市西北漢故城)白鹿鄉之原。
[128]
明道二年(1033)三月甲午(廿九),劉太后卒。仁宗親政。四月丙申朔(初一),仁宗派李仕衡婿東上閤門使曹琮告哀於遼。仁宗在是月己未(廿四),將劉太后所用的宰執,自吕夷簡以下盡數罷免,而擢用因曹利用之獄而被罷的張士遜爲首相,被黜多時的李迪爲次相。不過,十月戊午(廿六)張士遜以無所作爲而被罷,仁宗隨即復用吕夷簡爲首相。
[129]
不過,張吕二人都是李仕衡舉薦的人,對於李仕衡平反的問題並無異議,只待有利時機。是年十一月甲戌(十二),寇準首先獲得平反,宋廷追贈他中書令,復萊國公。
[130]
仁宗翌年改元景祐(1034),四月甲午(初五),寇準親信翰林學士楊億也獲追贈禮部尚書,賜謚曰文。十一月己丑(初三),曹琮兄女册爲皇后(1016-1079),册禮都由曹琮主辦。在這氣氛下,李仕衡幼子李丕旦詣闕上疏申訴,説李仕衡理公務有勞於國,以不恰當的理由貶官。仁宗憫之,大概加上曹琮之説情,仁宗就即日降制追復他同州觀察使之官職。據王珪所記,當李丕旦及其兄弟先後登朝後,更加贈李仕衡禮部尚書。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