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
看一个人的思想成长史，就要看他的文章。我搜集了从1983年-2017年间，66篇J的署名文章，结合他所处时代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会是谁？看完你就明白了。
（1）初出茅庐 视野不小
大学毕业时，J 24岁，他来到农业银行的计划部。在刚开始工作的前13年里，他发表了6篇文章，其中5篇都与农村金融有关。
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劲头很高，一年发了三篇。刊物的名字都带有“农”字。但在1993年有一篇文章《新形势下货币流通与宏观调控问题的探讨》，关注的领域已远远超过农村金融，当时他大学毕业已经十二年。
是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次年，中国经济隐藏着一股燥热，宏观调控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货币投放却近乎失控，J在文章里说“（1993年）仅上半年货币投放量几乎达到1991年全年投放量”。
这篇文章发表在1993年10月份，作者署名的单位是“农行总行综合计划部”。文章发表的4个月前，朱老板把从安徽书记位置上调来的央行行长李贵鲜给撤了，自己亲自上阵，担任央行行长。李是学化工的，先后在辽宁和安徽担任书记，被认为根本不懂金融。1989年第四季度到1991年的治理整顿，力度过大，生产滑坡。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又开始冒进，经济上蹿下跳。
J写那篇文章时，中国的CPI已经接近16%。当时央行根本没有什么成熟的调控工具，虽然通货膨胀已很厉害，但是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物价问题。他的关注点是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他将这两个指标看成“两个闸门”，但“两个闸门的宽度不够，没有闸住整个社会信用总量”。他承认市场货币容量扩大了，同时反思了很多问题，如货币政策功能弱化、货币流动不能反映商品流动等，其中他特别提到农村金融领域的问题，且他认为农行一部分资金往来不受存准的限制，实际上削弱了央行调控能力。
在分析问题之后，他提出了政策建议，他认为应当调整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仅仅控制信贷总量是不够的，“单纯控制货币流通量已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形势, 必须把现金货币和存款货币即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 从而控制需求, 以达到供求平衡”。
朱老板的整顿在一年多以后才见到效果，1994年底，中国的CPI最高点达到27.7%，此后才开始逐渐回落。1994年10月，朱老板以“同行”的身份，请来访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朱老板对格林斯潘说，“你是经济学家，我只是一个电气工程师。你在美联储工作了12年，我当中央银行的行长只有一年。我们需要你的智力和经验。”在朱老板的整顿治理之下，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中国经济从高点平稳着陆。
从1981年到1996年，J在农行一干就是十五年。先后历任农行资金计划部计划处处长、青岛市分行副行长、综合计划部主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1995年2月，J到了农行的国际业务部工作，他所发表的文章也随着职务变动而明显变化。这段时期，他发表了三篇与国际业务相关的文章：《论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简论》和《西方货币政策的新调整与借鉴》。
那篇对西方货币政策关注的文章发表在1995年11月的《金融研究》，当时他到国际业务部还不满一年，但显然他已经开始了研究西方国家怎么做，对宏观调控思路有新的认识。
在这篇文章中，他注意到了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大调整，1994年这种调整已经从理论的讨论变为实际的行动，他举美国和英国的例子称，他们已经放弃了货币主义的原则，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关注的中间指标已经不是货币供应量（M2），而是实际利率的“均衡数字”。J说，这是自70年代中期以来的M2作为调控中间指标以来的重大调整。
这篇文章距他1993年10月发表的那篇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文章刚刚两年，当时是他认为应当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而不仅仅是看信贷总量。谁知道，西方国家跑得更快，他们已经连M2也不管，直接看实际利率的均衡数字。
（2）和老王在广东
在农行工作了16年之后，J的人生实现了跨越。1995年6月，农行的前副行长戴相龙在担任了两年央行副行长之后，扶正担任行长。4月，J也调到了央行，有报道称，在农行期间J就得到戴相龙的欣赏。
朱老板在整个中国经济的话语权仍在上升，在副总理任上，他主抓财政金融体系的改革，然后升为总理。央行也进行了改革，跨行政区域设立分行。
在总行待了一年后，J被火速调往南方，1997年3月开始，他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担任了一年多的分行行长，然后到广州分行担任了接近2年的分行行长。广州分行当时在全国8个分行中人民币和外汇存贷款排名第一，分管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在这期间，J拿到了在职的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J通过央行的系统到广东工作时，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老王也来到了广东，担任省委常委、副省长，老王与J有类似的经历，他们都与农有不解之缘——从农村金融起步，蒋在农行工作了十几年，而老王则从农村政策研究室起步，到农村信托投资公司。老王也在央行干过，后来从央行到地方。
1997年11月，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已经拉开，面对冲击，中央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深化改革、整顿秩序、加强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老王在广东开始大力整顿，至今仍威震海内外的是让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重组粤海企业集团。
从中国当代的金融发展史来看，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这场整顿震慑地方政府和海外投资者，打破了地方的刚兑。虽然后来地方融资平台兴起，地方政府和平台信用的捆绑又死灰复燃，但主要是对国内市场，地方平台在海外融资再也没那么容易了。
老王在1999年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说，“无论如何,分清责任总要从某一天开始,从某件事上起步。”“广东有勇气承受这种代价。”
J归属于央行管理，但更是老王的得力助手。这段时期，J总共发表了15篇文章，其中8篇1999年发表的，当时他担任央行广州分行行长。南方金融是他旗下的杂志，1999年他还为这本刊物正式出版写了开篇语。
“风险”与“安全”是J这段时期文章的关键字。1997年，J发表了3篇文章，1998年发表了2篇，而1999年则发表了8篇。这些文章系统总结了当年这场惊心动魄的金融风险行动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更深层次的思考。
如，1997年11月发表了《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的金融风险》、1999年1月发表了《突出重点、加强监管努力建设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金融安全区》、1999年7月《防化金融风险要有新思路》、1999年10月《在改革与发展中防范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等。
（3）J的“风险观”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蔓延。当时国际上对中国金融风险非常担忧，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存在极大的问题。8月22日，J在《金融早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的金融风险》，这篇文章从四个方面分析原因、指出问题，并下了清晰的结论。
这篇文章认为，当时的金融风险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问题的逐步暴露，但金融资产风险并没有达到无法控制的状态，“是可以有效控制并有能力防范和化解的”。
几个月后，1997年11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整顿精神能否落实，广州分行的行动是块试金石。
从J的系列文章可以看出，当时处置的风险远不止广东国际信托和粤海两家，只是这两家受海外关注，影响大。前沿君归纳了J的几篇文章提及的案例：
1，关闭海南发展银行；
2，关闭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3，第一起金融机构收购案：广东发展银行收购中银信托；
4，关闭托管恩平城乡信用社；
5, 关闭北海城市信用社。
从这几个事件分布来看，广州分行辖区内的三大省区都有行动，从信用社、信托到银行各个类别均有。当前，防范金融风险又处于关键时刻，去杠杆也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心任务之一，但与那时相比，现在平和得多。这些事件的处置过程已载入史册，本文不再具体描述每个事件的细节。
J在处置这些风险过程中，对金融监管有了全方位的深入思考。在《防化金融风险要有新思路》一文中，他首先指出，“只要存在金融活动,就存在着金融风险产生的可能”，“金融风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金融现象”。他在为金融风险脱敏，不要因为有风险就不发展金融业，风险是与金融发展并行的常态。
进而他结合中国的情况分析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尤其是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与真空，又生成不少新的金融风险”。他总结了几条防化的观点：处置要与防范相结合、处置要果断、要维护公众信心、要增加透明度等等。
如果说上面那篇只是浅层次的经验总结，那么《突出重点 加强监管 努力建设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金融安全区》和《在改革与发展中防化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两篇文章则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前一文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央行要转变观念搞好监测分析和金融服务。后一文的思考更为深入，涉及到商业银行的会计体系、扭曲的信用关系（“国有企业仗着自己的“ 国” 字号招牌, 不仅因效益差可以堂而皇之的不还钱, 即使效益好也是找各种借口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国企经营管理制度缺陷、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等。
J已经认识到，金融风险的问题不仅仅是金融问题，更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尤其是国企经营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
后来，朱老板进行的金融体系的改革，在这方面动了大刀子，对地方政府、国企和银行的关系作了明确切割，银行的经营效益大为好转。
但是，改革并没有完全斩除信用扭曲，当前的债务问题，大多就是由于国企的优势地位不断膨胀导致的，如果没有在体制改革上的进一步深入，金融系统不得不再次背上巨大的包袱。
（4）再啃硬骨头
在周小川到任几个月前，J离开了央行。他到地方过度，2002年9月，他开始担任湖北省副省长，这期间，他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地方政府如何支持保险功能的发挥》，还是金融话题。
不到两年时间，他再次回到了金融系统，这次是执掌五大行之一的交通银行，这是又一次啃硬骨头。
2003年，国务院进行了机构改革，设立了银监会，中国对银行业的监管进入了新时代。监管部门也在快速学习，2004年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的一套银行监管体系开始在中国建立。
2004年5月-2008年9月，这是中国银行业改革风起云涌的时期，J执掌交行四年，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交行股改上市，为国有银行股改探路，这期间他发表了16篇文章。
针对前期银行体系存在的大问题，1999年中国先后组建了华融、长城、信达、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解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改革启动了。
在J的带领下，交行确立了“财务重组、引进战投、公开上市”的“改革三部曲”。当时最具争议性的是引进战略投资者问题，汇丰银行以19.9%的高比例入股。但是，改革遭受了很大质疑。
2005年11月的一次专访，J回答了许多挑战性的问题，记者针对发行定价低、国资流失、“交行和汇丰合作是亏本买卖”等敏感问题连连发文，J一一解答。
交行上市后，股价大幅上涨，外界认为汇丰入股导致了巨额的国资流失。这个观点流行一时，对当时的改革影响很大。
即使在即将离开交行时，J仍在上述问题上为自己辩护。2008年9月，J马上离开交行，他在《党政干部论坛》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金融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旧话重提，讨论银行“贱卖论”，J在文章中说，“在评估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时 , 我们都不能离开当时决策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 , 需要在掌握和还原当时情境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文章中，他还原了交行当时的引资过程：事实上,当时的境内外投资者普遍不看好国内银行业的状况，各家银行在引资过程中的谈判历程可以用“艰难”二字来形容。例如，交行引资历时三年，到2003年7月中旬交行陆续与8家潜在境外战略机构投资者进行沟通，但最后只有两家机构提价了正式文件。苏格兰皇家银行在入股中航消息披露的当天股价即下跌了15%。
在这轮银行股改中，J发挥了“旗手”的作用，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05年，在四大行之前，交行在香港上市，顺利完成了目标。
改革带来了一套全新的银行业的治理体系，银行快速学习西方的管理方法，这个时期的文章他多是探讨专业的银行业监管话题。
（5）“其翼若垂天之云”
在全球金融危机来临前夕，J的职位再次发生变动，他来到了国开行。当时的董事长是陈云的儿子陈元，比较强势。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加剧，全面的金融业都面临巨大的困惑，反思和校正金融监管持续不断，但3年多的国开行履历期间，只检索到J两篇署名文章，都与农村金融相关。对于热爱文字的J而言，这确实有些不正常。
J热爱古文，在农行任职期间，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引用庄子的《逍遥游》“鲲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可见其气势之豪迈。
2011年11月，J回到了他曾经工作了十五年的老巢——农行。这时农业银行的改制上市也已经完成，可以说轻舟已过万重山。
在农行任职期间，J发表了15篇署名文章，但是与以往保持在专业领域发文为主不同，这次的发文刊物包括《中国监察》、《人民论坛》、《紫光阁》等，他多篇文章主要论述党的纯洁性问题。
《紫光阁》杂志是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主管、面向全国党政机关发行的时政类期刊。从2012年11月，J在该杂志发表《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三农”优势》以后，他的党建类文章屡次发表于该杂志，2013年2月、4月和7月各一篇，2014年7月也有一篇，这样的发表频率实在是不寻常。此外，2012年，J两次在中纪委主管的《中国监察》杂志发文。
对于农行而言，那几年是非同寻常的时期。2012年5月，时任农行的副行长杨琨被带走调查，同年7月13日，农行发布公告称杨琨由于个人情况不能履职，辞去副行长等职位。2013年5月20日，中纪委通报，杨琨严重违纪。
2014年6月，杨琨案在南京开庭审理。2个月后，J调离金融系统，赴吉林担任省长。两年后，他又回到了中部大省湖北，担任省委书记。
1978年秋，湖南财院迎来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J与比他小一岁的肖钢一同入学，而今肖钢在公众场合已难觅踪迹。
J从农行起步又回农行。从湖北出又回湖北。那么，他从央行出来，会再次回央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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