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 没出现任何内生性, IV, DID字眼, 最普通方法文章照样发TOP刊EJ, 中国高考学霸为啥不创业?

参考：1.这篇TOP刊宋朝量化史是真绝! 全篇2个OLS回归表格就结束了！2.善用OLS等简单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教授又在顶刊上发文研究中国了！3.如何在AER上用OLS发经济史研究, 这篇道出了验证IV合理性的标准范式! 必读，4.几百年一遇的工具变量让基于OLS的截面数据回归结果发到Top了, 设计巧妙让人叹服！5.使用OLS回归发AER的Articles专辑！6.用中国截面数据和OLS在JPE发文, 这个外国教授凭啥这么牛！

本文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创业迟疑”：那些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个体，实际上创办企业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数据显示，企业创立与高考成绩之间存在负相关性——高考成绩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创业的可能性就会降低14%。大学选择、教育背景和社交网络等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高考成绩与创业倾向之间的这种负关联。这种负相关性普遍存在，即使在按专业和大学质量进行分组分析时，这一趋势依然稳定不变。

对于这种负相关现象，本文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个体特质假设和机会成本假设。个体特质假设认为，成绩较高的个体可能具备某些行为特征，例如更高的风险规避倾向或较低的社会参与度，这些特征不利于创业，因此他们不太倾向于选择创业。而机会成本假设则认为，尽管高考高分所反映的能力在创业和获取薪资的就业中都具有价值，但获取薪资的就业部门可能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机会，从而将人才从创业领域吸引走。

为了验证哪种假设更贴近研究结果，本文进行了深入的数据分析。分析首先揭示了一个现象：高考成绩较高的个体在企业扩张、市场拓展以及上市等创业成功的关键指标上，与高考成绩呈现出正相关性。这一发现表明，高考成绩优异者并没有那些阻碍创业的个人特质。其次，研究还发现高考成绩与薪资工作的成功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暗示了机会成本可能是高分个体不太倾向于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本文还注意到，与私营部门相比，国有部门对高考成绩优异的个体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国有部门就业比例较高的地区，高考成绩优异的个体创办企业的积极性相对较低。最后，本文并未发现高考成绩与风险态度或社会活动参与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这并不支持个体特质假设。尽管本文的研究结果无法直接证明因果关系，但它们更倾向于支持机会成本假设，尤其是在国有部门职业路径对高分个体更具吸引力的情况下，这可能是导致高分个体创业意愿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Chong-En Bai, Ruixue Jia, Hongbin Li, Xin Wang, Entrepreneurial Reluctance: Talent and Firm Creation in China, The Economic Journal, 2024;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ability and firm creation. Drawing on administrative college admissions data and firm registration records in China, we investigate who had created firms by their mid-30s. We find a clear pattern of entrepreneurial reluctance: Given the same backgrounds,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college entrance exam scores are less likely to create firms.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f firm performance, alternative career trajectories, and variations across regions, we propose an explanation: The ability represented by exam scores is useful across occupations, yet higher-scoring individuals are attracted to waged jobs,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state sector.

简要介绍：

经济学领域的文献不断揭示，企业家的能力对企业层面的生产力和整体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这暗示着将人才配置到创业领域可能会提高经济效率。然而，是否具有才能的个体更倾向于成为企业家，这一点尚未明确。一方面，传统的创业选择模型预测到能力与创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人才配置的理论文献则指出，才华横溢的个体往往被非创业领域所吸引，这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尽管这种关系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个体能力与创业之间的联系尚未得到充分的实证检验。

实证研究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使用常规调查数据衡量创业和能力是一个难题。大多数调查数据未能区分企业创立与自雇行为，而前者对于研究机会主义创业更为关键。个人或家庭的调查也未能提供关于所创立企业的详细信息，这增加了研究创业成功的难度。此外，由于企业创立的概率较低，研究需要大量的家庭调查样本以确保有足够的企业家样本。同时，将个人能力的影响与教育和家庭背景对企业创立的影响区分开来也是一大挑战。

本文深入探讨了在中国个体能力与创业之间的关系。中国作为一个拥有超过2000万家私营企业的国家，其中不乏一些全球领先的企业，其创业活动非常活跃。然而，与中国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公民在职业选择上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项：加入国有部门。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有企业，还有众多的政府职位，许多人将国有部门的工作视为理想的职业选择。因此，个体能力与创业之间的关系是正面还是负面，事先还难以预测。

为了克服实证研究中的挑战，本文整合了两套行政数据集，分别是1999至2003年间的全国高考录取记录和中国企业及其所有者的全国数据。这一大规模样本使得本文能够深入研究创业这一低概率事件。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随机抽取的20%的数据样本，涵盖了超过157万名大学毕业生，他们截至2015年共创立了约10.5万家企业。这些联动的行政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对认知能力、教育背景（包括高中和大学）、企业创立和企业成功等方面的精确衡量，以及个人特征的详细信息。此外，本文还借助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CCSS）的数据，对官方数据进行了补充。CCSS是一项针对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大型调查项目，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涵盖了2010至2015年间的调查结果，主要关注点在于薪资性工作。利用这些数据，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个体能力与创业之间的复杂联系，并分析国有部门如何影响这种关系。

本文的研究背景确立了一个明确的衡量认知能力的标准：高考成绩。在中国，高考成绩是大学入学的核心标准，被普遍认为能够影响考生的未来发展潜力。正如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跨国研究所指出的，考试成绩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在预测经济增长方面，其效果优于单纯的受教育年限。尽管能力是多维度的，但研究表明，考试成绩比仅计算正式教育年限更能准确地衡量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考虑到考试成绩可能受到家庭投资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中纳入了一些代表家庭背景的变量。

本文数据集的另一优势在于，它能够区分个体能力与大学教育（如大学选择、大学教育和同侪影响）的影响。理论上，本文可以通过引入大学固定效应来比较同一所大学的个体。然而，如果存在系统性的选择偏差，这种比较方法可能并不理想。例如，成绩较高的个体可能在课外活动上的表现不如成绩较低的同学，而课外活动可能会影响未来的企业创立。本文对大学选择行为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本研究的框架内，非考试活动的表现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主要原因在于考试成绩仍是大学录取的核心依据。

本文揭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称为“创业迟疑”：那些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个体，实际上创办企业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数据显示，企业创立与高考成绩之间存在负相关性。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在考虑了大学固定效应的影响之后，高考成绩与企业创立之间的负相关性依然十分显著。这表明，大学选择、教育背景和社交网络等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高考成绩与创业倾向之间的这种关联。进一步的分析揭示，高考成绩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创业的可能性就会降低14%。这种负相关性普遍存在，即使在按专业和大学质量进行分组分析时，这一趋势依然稳定不变。

对于这种负相关现象，本文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个体特质假设和机会成本假设。个体特质假设认为，成绩较高的个体可能具备某些行为特征，比如更高的风险规避倾向或较低的社会参与度，这些特征不利于创业，因此他们不太倾向于选择创业。而机会成本假设则认为，尽管高考高分所反映的能力在创业和获取薪资的就业中都具有价值，但获取薪资的就业部门可能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机会，从而将人才从创业领域吸引走。

为了验证哪种假设更贴近研究结果，本文进行了深入的数据分析。分析首先揭示了一个现象：高考成绩较高的个体在企业扩张、市场拓展以及上市等创业成功的关键指标上，与高考成绩呈现出正相关性。这一发现表明，高考成绩优异者并没有那些阻碍创业的个人特质。其次，研究还发现高考成绩与薪资工作的成功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暗示了机会成本可能是高分个体不太倾向于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本文还注意到，与私营部门相比，国有部门对高考成绩优异的个体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国有部门就业比例较高的地区，高考成绩优异的个体创办企业的积极性相对较低。最后，本文并未发现高考成绩与风险态度或社会活动参与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这并不支持个体特质假设。尽管本文的研究结果无法直接证明因果关系，但它们更倾向于支持机会成本假设，尤其是在国有部门职业路径对高分个体更具吸引力的情况下，这可能是导致高分个体创业意愿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背景与数据

中国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高考录取制度，全国约2300所高校依据统一的高考成绩选拔学生。学生在高三（即12年级）参加高考，考试科目分为文科和理科两大类。文科包括语文、英语、基础数学和社会科学；理科则包括语文、英语、数学以及科学类科目。学生在高二（即11年级）时需选择自己的文理科方向。由于高考及招生流程由各省自行管理，学生的考试成绩只能与同年、同省、同科目轨道（文科或理科）的同龄人进行直接比较。虽然高考成绩是大学录取的主要依据，但也有少数学生能通过课外成就，比如获得奥林匹克竞赛奖项，来获得额外加分，本文在实证分析中也考虑了这些因素。

高考与企业主数据

本文利用了涵盖1999至2003年间所有高考考生的全面行政数据，并结合了他们在2300多所高校的录取结果。该数据集包含超过2030万条记录，其中1240万名学生被大学成功录取。这一庞大的数据集提供了每个学生的考试成绩，包括总分和各科目成绩，以及被录取学生的大学名称和所选专业。此外，数据集还涵盖了性别、户籍状况（城市或农村）、出生年份、出生地、就读高中和政治面貌等个人基本信息。

为了分析企业创立与表现，本文使用了涵盖至2015年2月中国所有注册企业的全面行政记录。这些记录涵盖了大约2700万家企业，其中1100万家已经被注销，本文将此视为企业关闭的一个指标。数据详细列出了企业所有者或股东信息，这些所有者可能是个人或其他公司。在本文的研究中，个人所有者被称为企业创始人或企业家。数据集还提供了企业的基本信息，如行业部门、地理位置、注册资本和跨企业的所有权情况。

高考数据与企业主数据库的匹配是通过两个数据集中都包含的加密国家身份号码来实现的。在1240万条记录中，本文成功建立了820万条有效的连接，涉及790万独立个体。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部分个体参加了多次高考，而本文的分析优先考虑了他们的首次高考成绩，因为这更能准确地反映其内在能力。为了遵守隐私保护和去标识化的标准，本研究采用了成功连接数据的20%随机样本，大约涵盖了157万名个体。

中国大学生调查（2010–2015）

本文还引入了中国大学生调查数据，其中包含了薪资信息。在2010至2015年的毕业季（即每年的5月和6月），本文对大学毕业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调查对象覆盖了来自90所高校的约3万名学生，其中约14800名学生提供了他们第一份工作的详细信息。调查的设计目的在于评估名校效应，并特别询问了学生的高考成绩。（关于这些调查的详细描述及其对未来就业的影响，可以参考Li等（2012）和Jia与Li（2021）的研究。）此外，调查内容还涵盖了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业表现和行为信息。

研究设计与证据

研究设计

基于个人及其教育背景的详细信息，本文采用以下模型进行分析：

在这个模型中，是一个二元变量，表示在特定省份、年份和科目组pyt中的个体i是否在大学c创办了企业。本文关注的关键自变量是考试成绩。由于考试成绩只能在相同省份、相同年份和相同科目组内进行比较，因此在分析中始终控制了省份、年份和科目组的固定效应。Xi代表个人特征，包括性别、户籍（城乡）、年龄、政治资本以及高中的固定效应。尽管本文没有直接包含父母收入等变量，但可以合理推测，高中固定效应能够解释家庭背景的相当一部分变异。表示大学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大学网络和声誉对创业的潜在影响。本文报告的标准误差是按大学层级进行聚类的。

成绩与创业

在初步评估中（未调整大学固定效应），本文发现高考成绩与创业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图1(a)直观地展示了创业率与高考成绩之间的关系。通过绘制两者的关系图，并剔除了省份、年份和科目组的固定效应，同时考虑了所有个体，无论他们是否被大学录取，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表1的第一列展示了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了高考成绩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的影响。具体来说，系数为-0.519，这意味着高考成绩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企业创办概率减少约7%（相对于7.36%的平均概率）。

大学效应

在现有研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大学效应可能对高考成绩与创业之间的相关性造成混淆。这种混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潜在创业者可能偏好选择学术水平较低或较高的大学；二是某些大学的声誉和网络可能促进创业活动。由于本文掌握了每个学生的大学去向数据，因此能够独特地对大学效应进行实证评估，并将其纳入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在模型中引入大学固定效应，排除了大学特征对高考成绩与创业关系的影响。

研究发现，即使在考虑了大学的选拔性之后，高考成绩与创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依然存在；实际上，在调整了大学固定效应之后，这种关系甚至变得更加明显。如图1(b)所示，加入大学固定效应后的分析继续显示出高考成绩与创业之间的持续负相关。更重要的是，表1的第二列显示，高考成绩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企业创办概率降低13.6%。即便在考虑了个人特征和高中固定效应之后，成绩与创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仍然保持稳定，如表1第三列所示。

基于其他特征的大学选择

在大学录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学业成绩与创业潜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在美国，大学录取不仅看重学业成就，还会考虑课外活动、领导力和共情能力等，这些因素被认为对创业成功至关重要。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中国的高等院校是否也采取了类似的多元化录取策略，既欢迎那些高考成绩平平但创业能力突出的学生，也接纳那些高考成绩优异但创业潜力有限的学生。这种平衡的录取策略可能是导致本文观察到的高考成绩与创业倾向之间负相关的一个因素。

然而，在中国的高考录取体系中，成绩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因此这种平衡的可能性并不高。如前所述，尽管该体系允许通过课外成就（例如国际奥林匹克竞赛成绩）来获得额外加分，但这类机会只对少数考生产生影响。本文的数据显示，仅有8.7%的大学录取学生获得了额外加分。更重要的是，平均额外加分为12.8分，与平均高考成绩444分相比，影响甚微。本文在附录表E.1中进一步展示了尽管额外加分与高考成绩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但由于受益学生数量有限，这种关系对整体录取过程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本文的回归分析证实了，由课外成就带来的额外加分并未显著影响高考成绩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初步分析表明，额外加分与企业创办概率之间存在轻微的正相关性，这暗示着额外加分并没有对创业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即便在模型中考虑了这些额外加分，高考成绩与创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依然保持稳定。这一结果证实了初始关系的稳健性，表明高考成绩对创业的影响并没有因为课外成就带来的额外加分而受到显著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高考成绩可能与个人特征（如风险偏好和社交能力）相关。本文将在后续分析中进一步探讨这些关系。

专业与大学层级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高考成绩与创业倾向之间的关系是否因学科和大学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将12个专业归纳为三大类别：STEM类（涵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经济学-金融-法学类，以及人文学科。其中，STEM类专业学生占总数的52%，与中国在STEM教育领域的战略重点相契合。经济学-金融-法学类学生占28%，而人文学科学生占20%。同时，本文根据大学的质量将高校分为三个层级：前10名大学、11至100名大学，以及其他大学。这样的分类有助于评估学业表现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专业选择和教育机构质量的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高考成绩与创业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在不同专业和大学层级间保持相对稳定。如表1的第四至六列所示，经济学-金融-法学类专业的学生显示出稍高的创业倾向，这与选择该类专业可能反映出一定的创业意向相一致。重要的是，在每个学科领域内，高考成绩与企业创办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依然显著。具体来说，在STEM类专业中，高考成绩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企业创办概率降低13%；经济学-金融-法学类专业为11%，人文学科为14%。此外，这一负向趋势在不同大学层级间也是一致的，如表1的第七至第九列所示。尽管来自排名靠前大学的学生在创业活动中更为积极，但无论大学的质量如何，高考成绩对创业倾向的负面影响都是显著的。

额外检验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敏感性检验，以应对可能存在的数据问题。首先，本文将分析范围限定在省-年组合数据缺失概率低于5%的样本内，这一精细化分析的结果详见附录表F.1的第一至第二列。其次，本文排除了参加过多次高考的个体，相关结果见附录表F.1的第三至第四列。最后，本文从数据集中移除了成绩位于顶部和底部10%的极端值（视为潜在的异常值），这些结果展示在附录表F.1的第五至第六列。这些检验的结果均与本文的原始发现保持一致。

考虑到本文的数据集中包含了家族企业，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部分大学毕业生可能通过继承加入这些企业，而非自主创办新企业。初步分析显示，在本文的样本中，98.2%的企业是在学生参加高考年份之后成立的，这表明家族继承的影响极为有限。为了进一步评估家族继承的影响，本文分析了股东之间的年龄差异。具体来说，本文排除了在学生高考年份之前已成立的企业，或者股东年龄差距超过20年的企业。经过这样的筛选，数据依然显示高考成绩与企业创办之间存在一致的负相关关系，如附录表F.1的第七至第八列所示。

此外，本文还提供了不包含大学固定效应的结果（参见附录G）。这些结果表明，无论是否考虑大学固定效应，所有的发现的方向都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大学的不同影响，效应的大小存在差异。

可能的解释

在这一部分，本文探讨了两种可能的假设，以解释高考成绩与企业创办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第一种假设，即“个体特质”假设，认为高考成绩可能与某些有利于创业成功的个体特质呈负相关。例如，高考成绩较高的个体可能缺乏创业所需的多样化技能，或者更倾向于规避风险。第二种假设，即“机会成本”假设，认为尽管高考成绩反映了与创业和薪资工作相关的内在能力，但这些能力在薪资行业中的回报随着高考成绩的提高而更陡峭地增长，而在创业中则不然。因此，这种回报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才华横溢的人更倾向于选择薪资工作而非创业。为了进一步探讨这种对创业的排斥心理的潜在原因，本文接下来将研究个体特质、企业成功以及其他工作机会的吸引力。

高考成绩与个体特质

为了检验个体特质在解释创业意愿中的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大学生调查》中的数据，分析了社交活动参与情况和风险规避程度。分析结果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表明学业成绩与社交参与或风险偏好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具体来说，本文并未观察到学生成绩与他们参与社交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社交活动是通过担任学生会及其他社交组织职务来衡量的），相关数据详见表2的第一列。

此外，本文2011年《中国大学生调查》还包括了一些旨在衡量风险态度的问题：一个问题涉及在风险性彩票和确定的金钱结果之间做出选择的偏好，另一个问题询问是否倾向于选择有保障的投资回报，而非高风险、高回报的机会。本文将“风险偏好”定义为选择彩票或不同意谨慎投资策略的个体。如表2的第二列至第三列所示，研究结果未发现学生成绩与风险态度之间有显著关联。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承认，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假设，因为可能存在一些未观察到的个体属性也在其中起作用。

高考成绩与企业成功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高考成绩是否与影响创业能力的不可观测因素相关，特别是检验高考成绩是否意味着企业家在成功方面的表现较差。具体来说，本文通过以下方程式进行估计：

其中，代表由个体i创办的企业f的不同成功衡量指标。为了减少大学效应的干扰，本文还引入了大学固定效应。企业成功的衡量指标包括企业规模、是否在个人户籍所在省份之外注册、企业扩展情况以及是否公开上市等。这部分研究重点关注那些已经开始创业的个体。为了使企业结果更具可比性，本文在分析中还加入了省份与行业的固定效应。

回归分析显示，高考成绩与四个企业成功指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首先，本文发现，高考成绩提高一个标准差，企业的注册资本增加了1.2%（见表3的第一列）。使用其他成功指标时，高考成绩与企业成功之间的正向关联更加明显，例如企业是否在创办者户籍所在省份之外注册、企业扩展情况和是否公开上市。具体来说，高考成绩提高一个标准差，企业在户籍所在省份之外注册的可能性增加了约5.8%，企业扩展的可能性增加了约12%（根据表3第二列和第三列中的系数0.023/0.4和0.006/0.05得出）。尽管公开上市的估计值不如前两者精确，但其结果表明，与平均水平相比，企业公开上市的可能性增加了约39%，凸显了学业成就对创业成功的潜在重大影响。

本文意识到，已创办企业的个体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并且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承认这是研究中的一个局限。为了探讨选择偏差如何影响本文的结果，本文参考了附录H，其中将样本分为前25%和其余部分，并计算了Lee界限（Lee, 2009）。结果总体表明，即使是下限估计也为正，验证了高考成绩与企业成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高考成绩与薪资工作

利用《中国大学生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学业成绩与首次就业薪资之间的关系，采用了与方程（1）相似的分析框架。尽管首次就业薪资普遍较为均衡，但研究发现，高考成绩与薪资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如表4的第一列所示，高考成绩每提高一个标准差，首次就业薪资平均增加2.6%。

除了薪资收益之外，学业成绩似乎在获取非薪资福利方面也起到了作用，尤其是在获得当地户籍资格方面。对于员工及其家庭而言，获得当地户籍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使用相同的框架，表4第二列的结果显示，成绩较高的个体更有可能获得提供当地户籍的就业机会。这意味着较高的学业成就不仅能在薪资上带来优势，而且在就业市场的其他福利方面也能带来更广泛的好处。

国有部门的吸引力

中国就业市场的一大特点是国有部门的主导地位。根据本文的调查数据，43.4%的毕业生进入了国有企业，50.4%进入了私营企业，而6.1%的毕业生选择了创业。此外，调查还探讨了毕业生的就业偏好，结果显示，64%的受访者将国有企业视为首选就业单位。这种偏好通常源于人们对国有部门工作的好处的重视，例如更高的工作保障、更好的非薪资福利以及更高的社会地位。

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初步证据，表明对于高考成绩较高的个体而言，国有部门相较于私营企业可能更具吸引力，而创业则相对较少吸引这些高分个体。表4的第三列分析了选择进入国有部门而非私营企业或创业的可能性，第四列则分析了选择进入私营部门而非国有部门或创业的可能性。高考成绩对进入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正（负）系数表明，私营部门更有效地吸引了高分个体。没有显著性表明，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都能吸引高分个体。由于本文的分析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的固定效应，本文没有进一步采用多项式logit回归。

为了进一步检验学业成绩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是否因不同地区国有部门的存在而有所不同，本文利用不同大学所在城市的国有部门比例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将国有部门就业比例作为衡量每个城市国有部门主导地位的指标，并根据这一数据将城市划分为四个四分位数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大学所在城市国有部门就业比例较高的地区，个体的创业倾向下降更为显著。附录I中的数据显示，与国有部门就业比例最低四分位数的个体相比，国有部门就业比例最高四分位数的个体创业倾向的下降更为明显。具体来说，来自第三和第四个分位数的个体在创业可能性的下降幅度上，比来自第一四分位数的个体更为显著。

根据本文的发现，进行简化计算表明，国有部门就业水平对创业活动有显著影响。对于位于第75百分位的个体，将其大学所在城市的国有部门就业比例从第四个分位数调整至第一个分位数，将会使其创业可能性提高约1.26个百分点。这些估算表明，地区国有部门就业水平对个体创业决策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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