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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存在过的人和生活，下笔就用心一点，表情状物也就精确一点。尤其是那些言情小说，大部分是十几年前的作品，你可以看出来我写这些东西时还很纯洁。我的意思是说脑子还没被各种激进或者错误的概念搞乱，还相信某些东西，还有人味儿。这些东西我再也写不出来了。实际上从九二年之后，我已经不再写小说了，一种有害的自身变化使我一拿起笔来就变成另一个人，一个我曾经讨厌过的人。
我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这本来是件好事。我若受文科教育有可能被训练成知识的奴隶。有人说我没事爱往知识分子身上泼脏水，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自卑心理作崇。姑且算他说得有理，我自己开初也确实在这话题上有些孩子气的表现。但现在要还这么说就显得大伙都太庸俗了。我曾经立誓不做那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这原因大概首先出于念中学时我的老师们给我留下的印象。他们那么不通人情、妄自尊大，全在于他们自以为知识在手，在他们那儿知识变成了恃强凌弱的资本。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某些自称知识分子者的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我也认识我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他们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偏见，但每当一个知识分子刚刚令我摆脱了偏见立刻会有另一个知识分子出现用他的言行将我推回原处。我相信这是一种人性弱点，就像有几个钱会使人堕落，掌握了知识也会使人存心欺世。我本来是把知识和知识分子区别对待的。我幻想自己可以免俗，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保持住纯朴天性。
事实证明我错了，人怎么能不变呢？事实上我在多年写作中已经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这变化使我非常不舒服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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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知识化的过程是一个被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
从八三年初到九一年底，整整八年我处于职业写作状态中，除了写字就是看书。离人群远了，离社会远了，偶而上街也如隔着玻璃鱼缸看新鲜。一切发现、感悟皆非生活经验而是来自书本。那些貌似形象、生动的文字概念又因其言之凿凿、确有深意于是被轻易地接受了，当作生活本质牢固树立在头脑中。思路似乎也因读书开阔了、拓展了、清晰了。沿着书本构成的认识捷径快速前进给人一种提高的快意。世俗的乐趣和欲望被理智打入不齿于人类的范畴。久而久之，对生活本身失去了热情，甚至产生轻视的情绪，习惯于只去想、考虑一些更深的问题，殊不知道通往这些问题的阶梯都是由概念堆砌的，一旦涉入其上，就再也难以抽身。概念这东西有它鲜明的特性，那就是只对概念有反应，而对生活、那些无法概念的东西则无动于衷或无法应付。概念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组成了很多伟大的字眼儿，经常使用这些字眼儿会对人产生强烈暗示，以为自己进入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离真理更近了，进而有了解释言说真理的强烈欲望。搞得不好甚至会误会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这就没法再写正经常规小说了，每写下一句对话，一个动作都会有概念急急忙忙跑出把抽象的含义强加之上。这当然可以使一个句子含义多样乃至丰富，可无法完成哪怕一个自然段，硬写下去也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千字之后便不知所云了。到了后来，干脆对常规小说产生蔑视，把自己的一些屁话视为微言大义的启示。
概念的第三个特性是每一个概念都可以多解，你说的越肯定引起的争议越大。概念化的人都像白痴一样听不懂话，越简单越听不懂，和另一个概念化的人争论起来会像打扑克一样用同一些牌一局一局打起来没完，你会发现大家拥抱的是同一个概念、反对的也是同样的东西。何以互相隔膜到如此程度，不得不使人怀疑争论的原委意在攻击人身。这也就是概念的第四个特征：从概念出发划出的曲线是一路向下，最终到达下流。
有聪明人讲中国文学没有大家是因为中国作家都太聪明了。还有笨蛋说是缺乏激情。我的悲剧是在知识面前失去了自我。我没能抵御住在知识宫殿扮演一个角色的诱惑，结果和别人一样净身当了太监。被概念彻底驯服的人是写不出好小说的。我指的好小说是那些能最大限度再现生活表象的。那些被知识分子自己无耻吹捧的其实不仅仅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小说我们自己知道那又多简单多容易。我毁了。我的语言完蛋了。看这篇自序的文字就会一目了然我现在的语言是多么拗口蹩脚、杂乱晦涩。我不知道怎么摆脱要领的控制，这趋势可不可以逆转。我为自己从思路到文风的知识分子化感到恶心。我曾经想靠讲几句粗话和挺身叫骂阻止自己堕落，可笑的是我在大骂知识分子时发现自己只有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才骂的出口骂的带劲儿。这真没意思。我想不出好的比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你要指责它就会变成它像知识分子那么神奇。
所以，假使我现在仍对知识分子时有不敬，并非针对任何人，而是出于对自身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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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早期创作，很少见严肃的评论，比较流行的一种轻蔑的说法就是“痞子文学”。这说法最早出自某电影厂一个不入流的导演口中。这人是南方人，对北京的生活毫无见识，又是正人君子，看不惯年轻人的一些做派，便脱口而出。初开始我也没在意，这么感情用事的话随便一街道老太太一天都要说上好几遍。后来这话越传越广，缺乏创见的论者频频借来当作真知灼见，一般读者也常拿此话问我，弄得我颇有些不耐烦，因为我没法解释为什么我是个痞子，这本该由论者解释，这是他们的发明。再往后再往后，这个词把很多聪明人变成傻子，这个词成了一种思维障碍，很流畅很讲理的文章一遇到这个词就结巴，就愤怒。然后语无伦次把自己降低到大字报的水平。看到那么多可怜的学问人因此患了失语症，我不再觉得好玩。当有读者表示不太明白那些论者何以表现得像跟我有私仇。
强烈的同情心逼迫我替他们做一些解释：就概念而言，痞子这词只是和另一些词如"伪君子""书呆子"相对仗，褒贬与否全看和什么东西参照了。叫做“痞子文学”实际只是强调这类作品非常具有个人色彩，考虑到中国文学长期以来总板着道学面孔，这么称呼几乎算得上是一种恭维了。总不该可笑地叫“纯文学”、“严肃文学”什么的吧。执拗的读者往往再接下去问：那你自己认不认账。我无处可遁，只好点头自认，模样悲壮心里却觉得像领爵位，想再解释几句，也得了失语症。好在此语一出，大家也都满意，不再往下追问。老和别人这么讲，自己也就真说服了自己。如果大家只会用这种方式说话那就这么讲吧。显然概念的产生有它的必要性，可以使我们生活的更简单一点。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误会想向读者做一点说明。因为我生活在北京，很多糊涂人拿我的东西和老舍的东西相比，一概称为所谓“京味儿”。这比较是愚蠢的。南方人讲些昏话倒也罢了，他们不了解北京像我们不了解他们，彼此也只能一省一市地总体评论。有些北京人又不是老舍的儿子，一说起“京味儿”好象北京从未解放过，还是五十年前老北平，拿这把十六两制的老称盘子东约西约，什么货色放上去也是斤两不足。闹起来也让人觉得是和隔世人说话。
有常识的人知道，四九年以后，北京变成移民城市。
我不知道这移民的数字到底有多大，反正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这四个区基本上都是新移民组成的，说句那什么的话，老北京的居民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不多，所以中央没人，党政军各部门连干部带家属这得多少人?不下百万我小时候住在复兴门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
印象里全国各省人都全了，甚至还有朝鲜人越南人惟独没有一家老北京。我上中学时在西城三里河一带，班里整班的上海同学，说上海话吃酒酿圆子。我从小就清楚普通话不是老北京话。第一次在东城上学听到满街人说北京话有些词"胰子""取灯"什么的完全听不懂。我想那不单是语言的差异，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
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寻。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也许我笔力不到，使这些人物面目不清，另外我也把中国读书人估计过高了，所以闹出一些指鹿为马的笑话。写小说的人最后要跳出来告白自己也是多余的。两害相权，和所谓“京味儿”比，还是叫“痞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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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家伙对我转述另一个家伙的评价，说我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跳蚤，只可惜没能跳得更高。这厮言下很有些看客的失落。我比较挑衅的回答是：你也就配看跳到这么高的东西。比较厚道的回答是：又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后边还有更好的跳得更高的。用瓦尔特的话说：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临本世纪末，新时期以来蹦达得比较欢的跳蚤们有些力不从心的样子。坚持在原地起跳的老腕儿们越跳越难看。
紧接上场的新秀也是一蟹不如一蟹，与其说是蹦不如说是横行。报刊上不见新鲜的欢呼，更多的是对一些迟暮美人过气英雄充满同情的探访。一个热闹的时代行将过去。打扫战场，只拾得这一本集子我也惭愧，艺术生命之短和繁殖力之低常令我自作多情地感叹。感叹之余也不复有当年的雄心。最近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不与理睬，不给机会。
这话很豪迈很自信，不知是否代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风气，题与广大读者共勉。
1997年12月2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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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王朔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