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攀升过程，如此累积的结果是，未来30年内，逐步进入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近3000万人，矛盾或将集中爆发。”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中国男多女少的情况一直存在。没想到的是，最近几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本文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彭训文制图
刚过完农历鸡年元宵节，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南社村村民张进春就张罗着办那件悬在他心里很久的事情：“儿子开年就25（岁）了，得赶紧把他和县北边李家姑娘的婚事定下来。”
在西方“情人节”到来的前两天——2月12日，老张跟李家约好上门定亲。这天，老张和老伴从窑洞里屋的木柜子里翻出存有10万元的银行卡，再提着早已备好的烟酒等礼品，去见未来的亲家。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他感觉自己像上了战场，“村里好多30好几的小子还‘打光棍’咧，这事今儿必须办成。”
老张着急儿子的婚事也是很多中国父母这些年的隐痛，因为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儿子娶不着媳妇。“保守估计，中国未来30年将有大约3000万男人娶不到媳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为什么中国男性越来越多，女性越来越少？国务院1月25日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和国家卫生计生委2月6日印发的《“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给出了一致的回答：这都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惹的祸。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它对社会稳定有何危害？政府将如何帮助这3000万光棍走进婚姻殿堂？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名人口学、社会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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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剩男”从何而来？
“我国已经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攀升过程，如此累积的结果是，未来30年内，逐步进入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近3000万人，矛盾或将集中爆发。”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中国男多女少的情况一直存在。没想到的是，最近几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414万人，女性人口67048万人，男性比女性多出3366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2（以女性为10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另据统计，“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比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比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中国适婚人群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的性别比失衡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失衡，这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说。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会出生103—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翟振武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强烈的男孩偏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追求生男孩的观念一直存在。二是现代技术条件的发展，使得生男孩变得容易。他说，小型化、现代化的超声波检测技术，能够在女性怀孕14周到16周时检测出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使得很多想生男孩的家庭更容易实现愿望，如果检测出是女孩，很多家庭会选择让孕妇人工流产。
正是因为超声波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发展，再加上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造成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高、持续时间长、波及人口多的现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时达到121.2，有些省份甚至达到了130。
“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造成的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剩男危机’或‘光棍危机’。”翟振武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持续出现全国范围的出生男婴数多于女婴数的情况，以此逐年累积，按照估算，未来30年内，逐步进入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近3000万人。另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向本报记者提供的预测数据，2020年，35岁至59岁的未婚男性在1500万左右，2050年接近3000万。
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对全国28个省份共计369个行政村进行调查后，发布了《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报告预测，2013年后，中国每年适婚男性过剩人口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找不到初婚对象。
“除非这些适婚男性都选择与比他们年龄大的女性结婚，否则，如果他们都在自己年龄段内及其以下的年龄段找对象，中国未来就会多出接近3000万‘剩男’来。”翟振武说，这还是以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前提。如果今后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幅度缓慢，中国的“剩男”数量还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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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男危机”“危”在何处？
“‘丁男’沉积在低文化、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将加剧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同时还会威胁中国的人口生态安全。”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性别失衡问题将是影响中国人口结构均衡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隐患。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由隐性走向显性，最直接的影响是引发‘婚姻挤压’现象。”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承担了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解释说，“婚姻挤压”的通俗理解就是有一部分人娶妻难或者说会打光棍。
王广州提供的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调查数据显示，中国35岁到59岁的男性人口未婚的比例大概在4%左右，“如果一个男性到59岁还没结婚，基本上就属于终身未婚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因为女性终身未婚的比例大概不到3‰。”
什么样的人会存在婚姻被挤压的情况？王广州分析，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往往首当其冲。1990年，35岁到59岁的、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未婚男性占未婚男性总数的12.7%。2010年，这个比例接近15%。
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也可能成为“剩男”。有社会学者按照“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社会观念总结了一种梯度婚配模式。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排序，按照该模式，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丙男配丁女，最后剩下的是甲女和丁男。然而，和“剩女”多为个人选择不同，“剩男”是被动单身。按照《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受到婚姻挤压的“剩男”或者“丁男”更多地集中在西部地区文化水平低、收入少的男性上。
“剩男问题的实质是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农村贫困地区、贫穷家庭以及城乡的贫弱男性具有较高的陷入‘光棍危机’的风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本报记者说，人口性别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婚姻市场，但更关键的影响因素是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刺激并加剧落后地区天价彩礼、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发生”。
此外，王广州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女性“赤字”和低生育率将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
有社会学家认为，10至20年后，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日益严重，男性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女性将更难就业。从长远看，光棍的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也是一大问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剩男危机”的深远危害，不亚于20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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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标”不易，“治本”如何破题？
“如果未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缓慢，不排除会对生育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要扭转重男轻女观念，关键是提高城镇化、工业化、教育水平。”
为了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现状，2002年11月，《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颁布施行，对胎儿性别鉴定予以明确规范禁止。从2009年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11年开始，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等联合开展整治“两非”专项行动，使得该类案件高发态势得到初步遏制。
在翟振武看来，由于现有制度不完善和检测技术发展，胎儿性别鉴定越来越容易，检测双方的“你情我愿”也增加了有关部门的对“两非”的监管难度。
王广州对此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国家和地方立法工作，为查处“两非”、保障妇女权益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建立出生性别比治理联动机制，加强卫生计生、药监、公安等部门合作，通过“全国一盘棋”的联防群治进行综合治理。三是搭建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出生性别比预警机制。他特别强调，要强化统计监测在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基础地位，明确卫生计生、公安、统计、教育、民政等部门的数据统计职责，最终实现人口数据的跨部门共享和预警监测。
2013年末，中央提出“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提出“全面二孩”政策，对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广州分析，一部分第一孩是男孩的家庭，第二孩更愿意生女孩，或者对孩子的性别已不那么在意，相对而言，更多的女孩能被生下来。
不过，有人口学家同时表示，如果未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幅度缓慢，不排除会对生育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一定程度以后，继续下降的难度更大。”翟振武说。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设定的预期目标，到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小于等于112，到2030年稳定在107。也就是说，即便一切顺利，离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的时间还有13年。接下来，中国社会不仅要消化因前30多年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累积的老剩男，还要面对未来13年可能产生的新剩男问题。
更多专家指出，要实现这个预期目标，扭转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真正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是治本之策。
2003年4月，“关爱女孩行动”启动；2013年，“圆梦女孩志愿行动”启动……这些活动旨在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女孩一对一的长期公益性帮扶，唤起全社会对女孩的关注。
“目前男女平等的观念还很薄弱，男娶女嫁、从夫居、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要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才能逐步改变。”翟振武说，对于性别失衡的重灾区农村，各级政府应该加快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走机械化、现代农业之路，减轻因强度体力劳动而产生的男孩偏好。同时，还需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养老体系建设、女性就业平等等制度设计。
“我们要教育好下一代人，培养男女平等的新土壤。当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会逐渐正常，‘剩男危机’才能得到解决。”翟振武说。
附文：
B超人流1条龙，消失女性3559万，难怪会剩男3000万！
文︱刘世昕、何林璘、杨海、兰天鸣
本文摘编自《中国青年报》，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写于2016年2月
1月30日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韩朱岗村，村里的大人孩子前来观看婚礼前的演出。本报记者 李隽辉/摄
豫东杞县孟庄村村边的幸福西干渠静静地流淌。“风声紧的那些年，谁家怀了女孩儿不想要了，就偷偷打掉，半夜扔到这条河里。” 村民刘伟忠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当年女孩儿少了，现如今村里有十多个男娃过25岁了还打光棍呢。”
“如今的性别失衡是数十年高出生性别比积累的结果。”多位人口专家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20多年的失衡累积埋下了今天剩男危机的祸根。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树茁团队在其调研报告中推算，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间，中国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这3600万的缺口中，大概有1600万是由于人口生育中生物学因素造成的，但至少有2000万是由于女性缺失。
天平倾斜了
1982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生性别比达到108.47，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的上限。此后随着计生政策实施、B超技术普及以及打非行动开展、关爱行动推行，30多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从快速增长到高位徘徊，再到逐步降低，走出了一条曲折的变化路线。
其实中国从来就是个男性偏好的国家，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西安交大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失踪”女婴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开始稳步上升，达到2000年的7%左右。
“80年代以前，人们的男性偏好主要靠‘多生孩子’来解决，80年代政策限制数量后，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多生’，就只能开始在‘男’字上做文章，选择流产女胎或溺毙女婴等——他们既要减少生育数量以免被罚，又想确保至少生一个男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说。
这一判断得到数据支持，根据“四普”数据分析，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性别比高达138，三孩性别比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为108。两者差异明显。
在剩男危机爆发的今天，人们会问当时为啥要出台这个计生政策？中国人口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是1980年中央人口问题座谈会报告的执笔者，他介绍了当时的背景。“不是没有预计到副作用，但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人民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是第一位的，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田雪原说，“总得有个选择，当时选择的原则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完全无害的东西是没有的。比如，我砸一下桌子我的手还有些疼呢，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
刚调到计生委当科员时，湖南省溆浦县民办教师韩生学也颇感自豪，“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感”。想起自己因为兄弟多而辍学，又目睹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子女多，穷得吃不上饭，韩生学坚信：“传统观念害人不浅，计划生育非搞不可。”
但让韩生学想不明白的是，“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他发现，在农村基层，节制生育与传统子嗣观念发生了激烈冲突，“老百姓说，子女少了，以后养老怎么办？生不出儿子，不是断了祖宗香火”？
由于农民抵制，计生政策也越变越硬。安徽省第一批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华曾接受记者采访说：“当时执行方式确实比较简单，‘通不通三分钟，三分钟过了一阵风’。
他回忆道：“我们先把群众集中起来，然后就是填鸭式的宣传，也不管群众能不能听懂，一讲就是半天。我们很辛苦，群众依然是一脸茫然。宣传之后，就让大队书记、会计挨家统计谁家应该上环、谁家应该结扎。大队书记、会计非常不情愿，被逼无奈，随便写几个人的名字上报了事，至于他们的亲属当然是一个不报。有了名单，突击几次，任务就完成了。”
农民子嗣需求大路不能走，只得走小路。田雪原说，其实制定政策时就讨论过在性别选择这个问题，也有结论性意见，要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进行非医学的胎儿性别鉴定。“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最终没有防住。”田雪原说。后来看到的结果就是，出生性别比大幅上升，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这期间，1980年代中期后，部分地区又实行了“一孩半”政策。因为只有头胎是女孩的才允许生第2个孩子,所以生第 2个孩子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2000年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生性别比高达124.7。考虑到大多农村地区都实行一孩半政策，这一下彻底压歪了出生性别比的天平。
失踪的女孩
西安交大李树茁团队在调研中发现八九十年代又出现了女婴高死亡率。“如果没有人为性别选择的干预，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但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
然而，2000年左右，女婴死亡率却开始降低，2010年回复到了略低于男婴的正常值。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出现给人为性别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李树茁说，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失踪”女性大大增加。
豫东孟庄村村民刘伟忠说：“大约是90年代后期吧，乡镇上突然就冒出许多小医院，B超鉴定和人流一条龙，打也打不掉，打了还又来。”姬伟忠说：“女孩人流下来，就藏到半夜，然后趁人都睡了，就把孩子扔到东边那个幸福西干渠里，有的就偷偷埋了。”
不管是被溺弃的女婴，还是被流产没能出生的女胎，在人口学上均被称作“失踪的女性”。这个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指那些由于人为干预而没能出生，或是因性别偏好导致较早死亡的女性。
在阿马蒂亚·森的估计中，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据西安交大教授姜全保、李树茁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尔德曼等人的研究，20世纪的100年间，中国的“失踪的女性”总量达到了3559万人。
“虽然根本原因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在不同年代还有着不同的直接原因。”姜全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数量限制与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产生剧烈冲突，导致‘失踪’的女孩不断增多,仅在1980～2010年30年间中国就失踪2013万女性，占到了7.34%。”
魔高一丈
本已怀孕快5个月的杨凤林再出现在村里时，肚子突然变小了。“肯定又是个女孩给打掉了。”村里人窃窃私语。尽管猜想杨凤林可能做了性别鉴定和引产，但高沟镇计生专员陈桥对此也无可奈何。
“太难了，取证太难。经常是四个月后就来说，跟公公吵架了，要打胎，要么就跑到外地去，说磕了碰了，流产了。”陈桥说，乡镇干部两难事，计划生育宅基地，违建是取证易处罚难，计生是处罚易取证难。“他们是跟你斗智斗勇呀！”
到了2000年前后，引流产女婴泛滥引起了高层注意。田雪原说：“十多年前我就写了文章，题目就叫《高度重视出生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危机》，已经提到危机这个词。”
文章发表后，国务院秘书长和其他领导都做了批示，国务院随即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国家计生委等部门参加，还请了几个专家来，田雪原在会上做了中心发言。接着，中央也出台了一些打击措施。
“2000年后，计生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打击‘两非’，县计生委设立了‘打非办’”。安徽某县打非办主任杨锋说：“说实话，打击效果并不好，需求太大，利润太高，简直是野火烧不尽呀！”
B超刚普及时，黑诊所主要集中在县城和乡镇，“我下去，一次要收四五台B超机。96、97年，那时机器很贵，一台3万块钱，但也拦不住一个镇至少有一台。鉴定一次性别收60到80块。查出是女孩便宜点儿，查出是男孩就贵点儿，因为查出男孩就是一次性买卖，查出女孩他们还能通过流产再赚一笔。”杨锋感叹：“引产一次600多块，干两三个月就把本赚回来了。”
丰厚利润让这个“黑市”愈发火爆，县医院大夫、个体医生，甚至有些完全不具备行医资格的农民都卷进这个产业链中来。“黑诊所一般地点隐蔽，它们先散发名片，联系上就拉上车，车的窗户都用黑布蒙上了，看不到外面，车绕来绕去，几下就让你彻底丧失了方向。甚至还有的就在车上放一台B超机，流动作业，非常难逮住现场。”
“刚开始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不知道怎么弄，只能摸索着干。”2005年，安徽在全国率先推行异地办案，开始赴外地打击两非。“这一是因为周边的被打掉许多，二是外出流动人口增多了。”杨主任所在县最常去办案的地方是北京市朝阳区。“先要带上介绍信去跟对口单位联系，去之前，由线人摸清情况，然后我们充当举报人的身份，举报到监督部门。再然后，就充当向导带着执法部门进行执法。”
在杨锋看来，异地打非基本就是魔道斗法，每次行动都像一部动作片。2007年，杨峰等人到北京办案，一行十几人开车到一个藏有黑B超窝点的菜市场查处。出于谨慎，办案人员中途就下了车，但还是被对方察觉，赶到现场时只发现了被藏起来的一台高档B超和价值三万元的药品。
“我们的车停在被查抄地点的两百米外，查抄结束后远远看见几个彪形大汉在拍我们的车牌号。我们回当地卫生监督部门办公室做查证的路上，被跟踪了。进了办公室，就被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堵着门，一个镇计生专干被吓得腿哆嗦。”
最终在监督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才得以偷偷走后门，从地下车库逃出来。“出来后，大家惊魂未定，怕再被跟踪，打了个车到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大圈后，才敢拐回宾馆休息。”
安徽异地办案模式后来被推广。从此，一列列飞驰的火车载着全国各地的县级、乡级计生工作人员们驶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试图揪出导致本地妇女不断流产的“罪魁祸首”。
据“两非”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统计，2007年7月到2014年底，全国共立案“两非”案件两万多起，破获1.6万件。杨主任所在县是打非先进县，两三个月时间，该县计生委的登记簿上就已经登记了约1500件黑B超案件。“但打掉的，相比逃脱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
最危险的时候
刘伟忠不干计生干部已经快十年了，他所在的河南通许县玉皇庙镇，最火的时候有200人搞计生，除了正式在编的，还有许多“临时工”。“那时，计生是乡镇上最重要的工作，从派出所到税收人员，也都兼职跑计生。”
然而，计生干部后来逐步裁员，刘伟忠也被裁掉了。“不仅缩队伍，也转方式。2002年计生法出台是个分水岭。”安徽某县计生办主任说：“之前上面还搞了7不准，地方上就比较收敛了。要求以说服教育为主，吃药、上环、结扎自己选。再后来，引导孕检，把引产变成婚前服务，每次孕检还发脸盆、毛巾、洗衣粉。这十年又有新变化，还能查疾病，工作人性化了，老百姓也慢慢接受了新观念。”
在这些变化的后面，是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推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中国的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5.8左右迅速下降到了2014年的1.6左右，成为世界最低生育率。2015年春季，坐在阳光里，姬伟忠悠悠地说：“现在计生干部只剩下两三个，闲得没事干，几天开不出一张准生证，你想人家生人家都不生啦。”
出生率降下来，计生政策的负面影响却开始显现。曾参与制定计生政策的田雪原坐不住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男性过剩，青年夫妇养老负担加重等问题，当时就预计到了，所以明确提出只搞一代人，不能搞成永久之计。”田雪原说：“2009年，快到30年的时候，我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控制人口的目标基本实现了，政策可能产生的问题陆续都来了，为了避免问题过于严重，我们应该按照原来的初衷，进行政策调整。”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较早引起高层关注。2001年发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2年出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3年再颁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到了2005年，关爱女孩政策出台。
2010年“治理性别失衡”被纳入到十二五规划，出生性别比从120的高位缓慢下降，2014年降到了115.8左右。“计生政策也做了调整，2014年和2015年，中央陆续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朝着这个方向稳步推进，出生性别比有望逐步走向平衡。”
然而对当代农村男青年来说，婚姻困扰并未缓解。“人们只看到出生性别比在下降，但这只是‘不正常’的程度减缓。”李树茁说：“就像是一个人得了病，感冒虽然好点了，但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症状不在了而已。”
在采访过程中,这个判断得到几乎所有专家的共识:截止到目前，进入适婚年龄的还主要是80年代出生的人群，那时性别选择还没那么严重，但当到1990年代及21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进入适婚年龄时，性别失衡的后果就将爆发式的显现，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是社会背负的‘高利贷’。”原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侠说：“在灾难爆发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计。”
（宣金学、向楠参与部分采访。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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