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大，勿忘岭南——纪念岭南学堂迁康乐村120周年并追忆钟荣光校长

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但以理书12:3】

十九世纪下半叶，古老而落后的中国就像一艘破旧的大船，在遭遇历史前所未有的激流和旋涡之后，已如残骸一般搁浅在滩头。在来自世界各方的势力中，有的只想暴力抢走其中一部分，比如工业革命后兴起的西方列强，有的则试图用各种毫不相干的思想零件重新拼装这艘船，比如来自德国、俄罗斯的激进思想。

除上述二者外，来自美欧的传教士们在中华各地创立的学校、医院，却为这片支离破碎的土地注入了一股神奇的和平力量。当外敌退去，硝烟散尽之后，这些由教会创办的机构反而成为了托载中华巨轮重新驶入世界大潮的涓涓细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办的3所天主教背景的大学和13所基督教背景的大学中，法国教会背景的2所：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大学；美国教会背景的14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医科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以及唯一位于广东的岭南大学。

1960年前后，《中国基督教大学史》一套八本在美国出版，哈佛大学教授、前岭南大学理事威廉•欧内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在给《岭南大学（校史）》的序言中写道：“19世纪80年代，几位志同道合者梦想在中国创办一所美国式的、以基督教为底色的学院，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会卷入一个新中国诞生的艰难历程：列强瓜分、王朝倾覆、国内战争，发难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扭曲了亚洲的版图。他们的智慧和信仰不时受到生存的威胁，但这是一段不可思议的传奇，是一部堪称伟大的教育史诗。”

1.一苇渡江：非变革无以图存，非教育无以变革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马可福音15:15-16】

1903年全校学生

实际上自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科学家兼传教士在明末清初进入中国以来，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中国各阶层对西方基督宗教就有了教义、科学等多个层面的了解。到康熙四十年（1701），全国已有耶稣会教堂206座，方济各会教堂24座，多明俄会教堂6座，奥斯定会教堂4座，传教士们带来的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等也极大震撼了中国精英阶层。可惜由于教皇克莱蒙十一世下令禁止信徒参与敬天、祀祖、祭孔，所以到18世纪的康雍时期，清廷逐渐驱逐在华传教士，甚至禁止教西方人学习中文，自此“西学东渐”遭挫，“闭关锁国”肇始。

此后一百多年，传教士几乎在中华大地绝迹，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领事裁判权”的设立实际上废止了此前的传教禁令，大批传教士在葡萄牙殖民之下的澳门学成中文之后进入大陆传教，其中就包括岭南大学的早期缔造者，来自美国长老会的牧师安德鲁•哈巴（Rev. Andrew P. Happer）。

哈巴牧师1844年来到中国时，当时人们对基督教并不感兴趣甚至充满敌意，但是他逐渐以精湛的医术赢得了朋友和信徒，直至1885年，也就是他在中国传教逾四十年后，回到美国向长老总会申请在中国开办一所基督教大学，获得批准。本来哈巴牧师的首选办学地是上海，因为他觉得广州地域偏狭、语言只在本地通用，缺乏全国性的影响力，但当时有一件事改变了他的想法。

广州一位名叫陈子桥的士绅联合400人，向筹建方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将校址定在广州，并且希望哈巴博士能创建一所理工学院。这400人中包括10名翰林院翰林、11名进士、100多名举人和秀才，还有100多名政府官员，尤其让哈巴博士觉得奇怪却又感动的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位是基督徒。萧公权先生在谈到传教士来华历史时曾感慨：“昔玄奘不辞艰险，西行万里，以求佛经，始能有得。今教士等不劳华人自求，东行万里，贲送欧洲文艺复兴之科学硕果以相遗，其所贶诚厚，而中国之机会至佳矣。”

传教士们可能担心人文科学不易打动人心，首先带来的是历法、水法、制炮等科学技术，恐怕清谈福音不被接受，就开办学校、医院以作育英才、服务社会，所以萧公权先生认为当时朝野如果对西方哲学、政治、社会能“虚怀以究之，则中国之维新不必俟戊戌、辛亥而始肇端”，“明末清初西学之失败，实使中国近代化之时期误愈二百年”。历史没有如果，此处不做展开。

2.风雨如晦：从格致书院到岭南学堂（1888-1904）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22:6】

1931年同学日为哈巴、香便文两监督纪念合碑揭幕（左起高冠天、钟荣光、格兰、黄启明）

两年的艰难筹款仅募得10万美金，虽然距30万的预期目标相去甚远，但当时哈巴牧师已年近七十，而且身体状况不佳，留给这片自己服务了四十年之土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888年3月28日，学校开始上课。第一届的30名同学中有一位就是此前牵头向哈巴博士请愿办学的士绅陈子桥的儿子，后来成为孙中山最重要革命友人的陈少白。

哈巴牧师把学校中文名定为“格致书院”，格致二字出自《礼记•大学》，意思是指研究事物原理以获得知识，英文名是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虽然包含了college一词，但由于当时科举尚未废止，现代中小学教育仍未起步，大部分适龄学生无法直接就读西方的大学教育课程，所以书院主要以讲授大学预科和中学阶段课程为主，教师团队也只有三人：哈巴牧师夫妇和另外一位负责教文言的秀才。

从哈巴牧师写给长老会的信中看，教育理念分歧从办学之初就存在，他认为“中国应该有一所基督教教会大学来为整个中国服务”，“应该有一所预科学校、一所文理学院和一所医药学院”，而且课堂教学必须使用英语。长老会成员则普遍反对英语教学，理由是学生会去用做商业活动，从而妨碍中国本土的传教事业。

为了弥合这一分歧，格致书院的董事会决定将格致书院与同在长老会影响下的培英学校合并，因为后者已经开办了理工类和神学类的课程。合并后的新学校于1894年开始上课，教职员工也增至6人：4个中国人，2个美国人。学校初级部学制两年，学生41人；中级部学制三年，学生42人；大学部学制四年，学生22人，在校学生共105人，全部中文教学。

哈巴牧师对两校的合并不满意，他想办的是一所培养全球化高级人才的大学，而不是一所训练乡村传教士的教士学校，在多次与长老会的海外差派机构交涉无果后，哈巴牧师于1894年冬天在俄亥俄州郁郁而终，并将价值6000美元的房产捐赠给了岭南。此后两校合并的结果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由于主要依靠在广东当地的布道团招生，所以进入学校的学生主要是作为基层传教士培养的乡村少年，导致已经开设的医学和普通大学课程，却因为没有小学、中学的必要教育衔接而生源匮乏。

1898年光绪皇帝主导之下的戊戌变法首次提出废除科举制度，仿照西式教育建立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体系，虽然最终直到1905年才正式废除，但废除科举的朝野共识已经达成，兴办新式教育的种子已经播下。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慈禧太后默许纵容之下，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驱逐一切西方宗教和文化。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反动，民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格致书院学生史坚如同学满怀对满清无能的失望和救国救民的理想，1900年策划了炸掉总督府的暴动，最终失败被杀。

1912年4月28日，超过两千人参加了史坚如烈士的追悼仪式，孙中山亲自参加并发表讲话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史先生，他是为摆脱清朝统治而献出生命的第一人，他用满腔热血换来我们作为中华民国公民所享受到的自由”，此为后话。就当时的紧急情势而言，在义和团排外运动和在校同学参与暴动的双重压力之下，刚就任校长不久的尹士嘉牧师（Rev. Oscar F. Winsner）在钟荣光先生建议下决定，将学校迁址葡萄牙治理之下、相对平和的澳门，并将校名由“格致书院”改为“岭南学堂”，一个无奈的避祸之举，却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一个发光如星的名字。

澳门办校的四年确立了岭南的很多教育传统，其中之一便是英文教学。尹士嘉校长提出早上9:15到下午2:30只能讲英语，这也让很多同学具备了难得的用英文学习其他科目的能力。到1901年，有三位学生完成了美国大学预科的学业，其中钱树芬在美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立法会议员，陈廷甲则成为西点军校首位中国毕业生。同一时期，岭南校方也更加重视对优秀教师的招募，其中就包括毕业于哈佛的黄念美先生（Olin D. Wannamaker）、毕业于宾大医学院的林安德博士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物理学博士晏文士先生（Dr. Charles K. Edmunds）。晏文士先生服务岭南超过20年，并于1908至1924年担任岭南校长，为岭南从中学和大学预科转型为一所学科多元的综合性大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3.康乐岭南：母校屹立，风波不摇，佳气承远方

（1904-1925）

用绳量给我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诗篇16:6】

1904年选定康乐为永久校址，图为初期之木屋两幢

如果长期在澳门办校，或者按美国的岭南基金会托管会建议迁去英国治理下的香港，确实会减少很多来自政治的干扰，然而包括尹士嘉校长在内的学校管理层却一致认为，如果岭南要在引导中国高等教育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将校址定在中国大陆，有参与讨论的传教士甚至认为：“要是去香港办学，就是把酵粉放在了面粉外面。”

因此从1902年开始，岭南管理层就开始着手在广州选择新校址，终于陆续买下了位于广州珠江南岸，多块由荒弃地、古坟地拼凑而成的地皮，但那里有个好听的名字——康乐村，到1904年春天，学校已经连缀了大约30英亩土地，尹士嘉校长描述说：“地点很好，气势不凡，有进一步建房的良好基础，地势较高，夏季必得微风之利。”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无疑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乐观，因为买下这片地皮已经消耗了岭南绝大部分资产，为了搭建校园第一批木质棚屋作教室、宿舍之用，1904年迁回广州之后的秋季开学推迟到了10月，在校生61人，按4人一间居住在木质宿舍里，校长和老师也都住在邻近的木屋里。同一时期学校师生还自己动手完成了校园的排水、掘井等工程，算是满足了集体生活的基本之需，到今年正好120周年。

岭南第一幢钢筋水泥的砖造建筑是1907年方才建成的马丁堂，亨利•马丁先生是岭南的老朋友，他去世之后，其夫人仍然十分关心并多次捐赠支持岭南的发展，于是学校又相继增添了几栋砖石建筑物。纽约的岭南董事会还派出一名叫司徒敦的青年建筑师到广州，勘察学校环境并予以规划，又邀请宾大的园艺师高鲁甫先生为岭南进行景观设计，种植榕树、樟树和荔枝树，为校园增色不少。

就在新校区日趋完善之时，政治风暴再次裹挟岭南。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一蹶不振的民族自信重新抬头，相信亚洲人也能依靠民族自强战胜欧美列强，加之美国国会1904年通过《排华法案》不公正对待旅美华人，这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一股反美风潮，岭南部分学生罢课抗议、抵制美国教材并且拒绝穿着美式校服。

一年多的反美风波持续到1905年，由于清政府颁布诏书宣布取消科举，决定全面效仿西式学校才告一段落。1908年，中美双方就庚子赔款的剩余未付部分达成协议，全部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学习，许多岭南学子获得了与此有关的奖学金，到1912年，在美留学的岭南同学已有27名。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岭南学堂应新政府要求更名为“岭南学校”以示气象之新。岭南师生也对新生的共和国表现出极大热情，他们筹集到55000美元捐给政府，也赢得了孙中山先生对岭南的高度认可，并邀请时任岭南学校教务长的钟荣光先生任广东教育厅厅长。同年5月3日，孙中山一行到访岭南，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

孙中山于1925年去世之前曾长住广州，寓所位于岭南以西大约三里，故时常轻车简从来校园散步。1922年粤军将领陈炯明由于与孙中山革命理念不和，指示部下叶举（其子叶葆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捐献毕生积蓄数百万美金助力岭南办教育，此为另一佳话）突然发难进攻总统府，孙先生和宋夫人仓皇出走，就先被钟荣光先生接到岭南大学暂避，后来才在蒋介石护送下乘永丰舰离开广州到达香港。

炮轰永丰舰事件一年之后的1923年12月，孙中山再访岭南，向全校师生发表“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的著名演讲。1924年，孙中山同时创办黄埔军校和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为纪念孙先生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25年孙中山去世，岭南降半旗致哀，并召集全校师生举行追悼大会。

4.弦歌不辍：当前百事，待侬负担，奋勇莫畏难

（1925-1952）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罗马书5:3】

孙中山三次到岭南并发表演讲，勉励岭南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图为1912年孙中山在岭南与全体教员合影

1919年4月，梁启超参与凡尔赛会议斡旋无果，秘密把西方列强要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给日本的信息传回国内，导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命运就此改变。除了在政治上反抗列强侵辱之外，在思想界也爆发了长达数年的“非基运动”，蔡元培、陈独秀、吴稚晖等一派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把基督教作为帝国主义的帮凶赶出中国，中华才有可能复兴。1922年4月９日，三千多人在北大举行反宗教大会，要求宗教与教育完全脱离，广州、南京、杭州、宁波等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激烈声讨基督教。

1925年“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发生，十万省港工人大罢工，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号召青年学生起来反帝反教。各地学生集体罢课、退学，抗议宗教教育校规。整个社会也将矛头直接对准基督教与教会，所有外国传教士都成了帝国主义分子，不少被迫离境，其中包括岭南大学时任校长香雅各和副校长白士德。

1925年夏天，李应林（后任岭南校长）等9位知名校友联名致信岭南董事会，强调“母校对于中国所做的一切有益之事，不仅受到校友感谢，而且为所有人称赞”，但鉴于收回教育管理权已经成为全国共识，为保证岭南能继续运行，建议顺应局势增加学校管理层中的中国人。1926年2月，“中国基督教教育协会高等教育理事会”在上海召开，岭南校长香雅各博士同意接受教育部要求，学校不以传播宗教为目的，也不将宗教列为必修课。与此相应，岭南大学于1926年底将决策机构一分为二，一是位于纽约的“岭南大学基金会”，它将名义上拥有校园及其建筑的全部财产权，以每年一美元的费用租给岭南大学使用，二是位于广州的校董会。校董会聘请钟荣光先生出任岭南校长。

收回教育权之后，日常办学经费是个很大的困难。幸运的是岭南于1928年收到洛克菲勒基金会12万美元，以及由“哈佛-燕京学社”转交的来自查尔斯•霍尔的70万美金捐款。“哈佛-燕京学社”向中国六所学校提供资助，用于为中国本土文化研究。在以上的背景及资助下，从1927到1937年，也就是钟荣光先生任校长时期，岭南在办校规模和对外高水平交流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在中日开战之前的四年间，有88名美国留学生来岭南交换，其中38名来自加州系大学，12名来自哈佛，8名来自宾大。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一方面校方组织师生很快迁往香港，借用港大的教室和宿舍复课学习，另一方面在康乐村校区成立难民区委员会，由岭南前任校长香雅各博士担任主席，在校难民人数多达8000人。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攻陷香港，同一日，日军占据广州岭南，将所有美国籍工作人员带走关押，其中包括香雅各博士、嘉惠林夫妇、麦丹路夫妇、嘉理斯夫人和她一岁的孩子。在此之前的三年里，嘉惠林夫人等组织年轻人上课，并为近1000名儿童提供一日三餐，在条件简陋的医院里，仅靠3名医生和8名护士，为难民提供健康服务，期间校园里还诞生了200多婴儿。

香港沦陷后，李应林校长紧急逃往内地寻找新的复课校址，并与在重庆的孙科等校董协商，向美国的岭南基金会寻求援助。1941年底，岭南大学找到在韶关曲江任县长的岭南校友，将校本部迁至曲江县仙人庙大村。为作长期抗日之准备，师生们自行动手建设的所有临时建筑、操场都以广州校区康乐园建筑的名称命名，如怀士堂、黑石屋、科学馆等。由于缺少图书，李应林校长发起“一名校友一册书”的运动，很快就募集到一批图书和实验设备，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有了校舍，还要有正常的招生工作，接下来几年里，岭南的招生考试分别在桂林、梅县、坪石、曲江举行，约有2000人参加考试，考虑到办学资源限制，最终只录取了300人左右。一位名叫司徒卫的校友在书信中记录了当时的学生生活：“在怀士堂，岭南举办了十几场话剧和两三场大型音乐会，每个星期天还在这里举行晨祷。当我走过格兰堂的时候，总要看看宗教中心，学生们在这里帮助乡下的孩子，基督教青年会的各种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1945年1月，宁静的客居办校时光因日军占领曲江被打乱，岭南再次搬迁，大部分同学选择回家暂避，约100名教员和50名同学选择步行上百公里前往更偏僻的五岭山区。同一时期，李校长带着五名同事到达尚未被日军占领的梅县，策划秋季在那里复课，不久消息传来，日本投降。

岭南师生迅速赶回广州在康乐村集结，10月开始上课。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异地办校，岭南的招生比战前更多了，复课时大学生数量已经有777人，其中480人是新生，次年的在校生总人数更是超过了1000，各项学习和学生活动迅速恢复。

1948年，李应林校长因健康原因辞去校长职务，在其任职的11年间经历了八年抗日、校址三迁，为岭南办学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董事会任命来自南开的陈序经先生继任校长。在政治动荡、再次鼎革之际，陈校长处变不惊，为岭南引入陈寅恪、姜立夫等国宝级师资，并亲自以西南联大商学院院长之履历充实岭南大学商科，为日后岭南经济学科名列全国高校前列奠定了基础。

5.荣光行传：为神、为国、为岭南（1900-1942）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约伯记42:5】

第一批医学院学生

如前所述，岭南从1888至1952的六十多年办校期间，得到了很多教职员工、商界巨贾和社会友人的无私帮助，经历了哈巴牧师（1888-1893）、香便文牧师（1893-1896）、那夏礼先生（1896-1899），尹士嘉牧师（1899-1907），晏文士博士（1908-1924），香雅各博士（1924-1927），钟荣光博士（1927-1937），李应林校长（1938-1948），陈序经博士（1948-1952）等九任校长，没有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教育史上就不会有岭南的名字。在以上发光如星的名字中，钟荣光无疑是最为闪亮的一个。

钟荣光先生原名钟惺可，与孙中山既是广东中山同乡，又是1866同年生人，16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此后感慨于中华没落、清廷腐败而不愿出仕，退居广州一隅设馆授徒，讲授科举甚至冒名替考，所赚资财均花费于酒肆烟馆歌楼，可谓风流放荡、与世浮沉。

1895年，孙中山往返穗港密谋革命，前文提到的格致书院第一届学生陈少白亦参与其中，钟先生得闻后甚为嘉许，于次年秘密加入兴中会，并创办《日新报》、《博闻报》等，欲开民智兼倡实务，进而救国民而狂澜，此先生精神面貌之一变。

报馆被封之后，钟先生听闻有外国医生、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在长堤医院开设“博济医院”，在四牌楼开办“格致书院”，以科学为号召作真理之传播，便敏锐意识到救国救民正是需要此种力量，并决意投身其中。1897年，31岁的钟荣光以举人之身份，前往格致书院报名入学，此先生精神面貌之二变。

经与革命党人、传教士、基督徒长年之交流碰撞，钟先生逐渐认识到中华民族非变革无以图存，非教育无以变革，非信仰无以教育，遂决志效法基督，以无我之精神投身教育，作育英才，服务社会。1899年，先生在香港受洗归入基督，遂戒除恶习，剪发易服，遣散仆婢，一心向主，改名荣光，意思是荣耀主基督，此先生精神面貌之三变。

经此三变，先生遂与岭南结下终身之缘。钟先生1897年以学生身份报名入格致书院（1904年因避祸更名为岭南），广州市井哗然，学校声誉也更广为人知，不久他被聘为书院总教习，教学相长，一边讲授中国经学典籍，一边学习英文及西方课程。1905年钟先生成为岭南第二届大学预科班毕业生时，已经39岁，此为佳话。

1900年，岭南学生史坚如革命暴动未遂被杀，新任总督李鸿章认为教会学校纵容学生造反，多加为难，格致书院岌岌可危，在钟先生建议下书院迁往澳门暂避。1904年，钟先生为岭南作久安之计，协助尹士嘉校长选定康乐村为永久校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木质棚屋开始，经多方筹措，逐渐有后世屹立之岭南校园。岭南学生杨华日先生回忆：“校园地势高起，风冷气清，师生起居生活期间，其乐陶陶，如一大家庭。有父母之遣子女寄宿入学者，虽伤别离，然见校园环境之佳，无不释怀矣。”

1912民国之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主政广东，求贤若渴，邀请钟先生任教育厅长，岭南同学钱树芬、陈少白分任民政、外交厅长；李煜堂任财政厅长；程天斗任土木厅长；李树芬为卫生厅长；伍藉磐为司法厅长；黄兆佳任检察厅长；陈景华任警察厅长。一时间，岭南学子励精图治，桃李芬芳，在云山珠水之间无人不晓。

然好景不长，1913年袁世凯调龙济光入粵，先刺杀警察厅长陈景华，进而将钟先生等列入反袁党首四处搜捕。钟先生幸得岭南教员（后任校长）晏文士匿藏，稍后搭乘美国军舰转去香港暂避，后去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教育学。其间，先生感惜无数人为之牺牲的民族复兴，恐毁于袁贼之手，即遍访华侨，号召大家出资教育以兴家国，并兼任国民党纽约支部长，创办《民气报》，在全球爱国华侨间大收振聋发聩之效。

与偶发的政治风波相比，办学经费才是长年困扰岭南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也是当时岭南的钟荣光校长与燕京的司徒雷登校长、南开的张伯苓校长所面临的共同窘境。至1918年，钟先生共募得华侨捐资约12万美元兴办岭南附属华侨学校，到1925年开课时，华侨学生已逾百人。

1927年，在国内的“非基运动”和“收回教育主办权”的中华社会呼声之下，钟先生出任岭南校长，此时先生已服务岭南三十年，上帝竟然早就为岭南预备了华人校长之人选。钟校长主政十年，是岭南办学规模、学科设置稳步扩张的一段时期。1929年，先生亲自筹划的农学院教学楼（十友堂）竣工。同一年，土木工程学院的大楼也奠基动工，这个工程学院的资助来自孙中山之子孙科，他当时是南京政府要员兼岭南董事会主席。紧接着，钟先生又将商学系扩充为商学院，同时讲授经济学和商业经营原理。

鉴于钟先生卓越的经营才能，广州医学传教会提出将自己创办多年的博济医院交予岭南接管，先生敏锐抓住机会，与美国长老会经营下的夏葛女子医院合作创办了作为岭南成员的博济医学院，下设解剖系、物理医学系、细菌学系、药理学系、公共医药系，这是中国最早由大学设立的医学研究机构之一。

1937年，钟先生以71岁高龄辞任校长，改任名誉校长，仍为岭南奔走不息。1941年，先生年届七五，在香港养病期间，在港校友欲为先生祝寿，先生以众情难却，且自知时日无多，即定意以此为契机发起“百万基金筹款”，为岭南最后发声，得到林逸民等一百多位校友联名响应。可惜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港岛满目疮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