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乡愁吟叹、衰败叙事，近年来关于中国乡村单向化叙述话语甚嚣尘上。如何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框架，
关注农民自我生存和农村社区共同体的维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需要
重新打量鲜活而具体的乡村。正如赵月枝教授所说，
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乡村传播，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批传乡村传播专题，三篇文章围绕农民口述史、资本下乡的历史审视，“从全球到乡村”的教育改革等问题展开。从内生、外观、再到全球化观照，多重视角，以飨读者。
今天是第三篇文章。传播学要立足于实践，
赵月枝老师在浙江缙云建立河阳乡村研究院，倡导“全球到村庄”的整体学术体验，她认为，要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崛起中城市剥夺农村的历史，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语境下关注农民问题。她的一系列实践也给传播学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摘要】
访谈围绕“传播学教育与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核心议题，针对当下传播学面临的理论挑战和现实困境，深入探讨了在全球史视野和后现代语境下，如何通过综合吸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民间生活体验和日常智慧，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前沿思想的精华，创新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访谈以中加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的实践为例，进一步阐述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及其包含的跨文化传播教学理念，展示了这一理论在推进传播学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独特的跨文化敏感和批判的主体性方面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主体性
黄艾：
赵老师，您好! 我们知道，2013年和2014年您先后获得北美批判传播学组织UDC和国际传播学会ICA 的两项大奖。到目前为止，除了美国的麦克切斯尼教授，您是传播学界第二位拥有这两个奖的学者，可以说，您的研究同时得到国际批评与主流传播学的承认。您反对中国传播研究中“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简单的二元对立，您自己的研究也力求跳脱于狭隘的割裂中西方的线性史观，能否请您从方法论的角度谈一谈，您是如何建构起整体的、系统化的理论视角的？
赵月枝：
我认为，之所以能构建起一个整体的、系统化的分析框架，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国内教科书里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第二，是日常的、民间的、直觉的、人文历史的、联系的和运动的常识；第三，是在西方的学术训练，尤其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综合与批判吸收。
讨论方法论必然要谈到认识论的问题。我在国内接受教育阶段，初中、高中和大学政治课中都有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知识，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套理论的历史视野以及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运动的观点，是我最重要的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崛起以来，在意识形态上，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流行，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不认为有其他的视角比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更全面、更丰富，更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实际上，即使在西方，即便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持有批判态度的人中，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一套认识世界的方法。
可惜，现在的初级教育中，思想品德课的内容变得很狭窄、肤浅；在大学教育中，马克思主义也被庸俗化，基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理论体系被抛弃，变成了教条的说法，这不但本身就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对一代人的思想和学术成长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就好像本来是营养丰富的食材，因为厨师没有做好，而上菜的服务员口是心非或态度不热情，使客人反感，从此对这些本来是最好的东西再也不感兴趣，同时，又用一些营养不健全甚至有害的垃圾食品来补充。
对我来说，初中阶段的学习已使我形成了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我们很容易批判教科书的内容有教条和简单化的问题，但是，这些基础理论作为学术启蒙是非常重要的。当年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于我而言，仍然保持着鲜活的力量。当然，这可能也与我碰到很有水平的政治课老师有关。我至今还记得几位政治课老师在讲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时的生动场面和这些课程内容是如何吸引我的。有人说政治课的内容要靠死记硬背，但我觉得，这是一套自洽和有机的知识，一旦听懂了，理解了，掌握了，就变成自己的了，不需要去死记硬背。
第二个因素，以前没有多想，现在回想起来，中国传统思想和来自民间的直觉对我的学术思想和思维方法的形成也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甚至把这点放在西方的学术训练之上。在我们常说的儒释道这三家中，可能道家的思想对我影响最大。我的老家浙江缙云在历史上就是道教圣地，我出生和长大的农家院子就叫“道坛”。道家思想中富有辩证的阴阳关系和主客关系以及联系的、运动的看待事物的方法。
同时，我也深受佛家的思想影响。我的家庭中，我的奶奶从小吃素念佛，有一位姑奶奶早就看破红尘，做了尼姑，村里有祖上为她建的尼姑庵。我小时候，每年大年初一都去这位姑奶奶那里拜年。我不敢说我懂多少博大精深的佛教里包含的哲学思想，但佛教的基本观念对我认识世界还是产生了影响。实际上，没有必要上升到佛和道这些思想体系层面，以直观和悟性为特点的东方智慧，其本身也是强调运用整体、变化与联系的观点去分析世界万物。
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我来到加拿大以后，我所接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我比较早就接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后来一直感兴趣和跟踪的自主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讲究长时段看问题，其核心强调从整体的角度看待世界的发展，强调不能割裂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间的关系，追究“东方”和“西方”在何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形成和分化。
从辩证法来看，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但是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脉络里，尤其是在实证社会科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科学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经常是被割裂的。到了“现代化理论”那里，线性逻辑占据主流话语，这种线性逻辑硬生生地把西方放置在历史发展的前沿，把中国等非西方地区置于历史发展的末梢。加上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进而陷入“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偏颇，就此产生了一种出乎意料的思维定式：“英国资本主义可以发展得这么好，美国资本主义可以发展得这么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发展得这么好？ 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发展得像美国一样？”
如果从辩证的、动态的和整体的视角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之所以这样，美国之所以那样，是因为两者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美国经济之所以发展成这样，缘于它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这样，中国那样，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是最简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
但是主流的社会科学与此相背离，它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剥离纵向的历史背景，把中国和美国进行横向比较。所以，最令人遗憾的一种认识论，实则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批判的机械的、静止的和割裂开来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关注是“过程关系”，即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在事物彼此的联系中，包括具有内在关系的矛盾中，理解世界。虽然思考需要有“范畴”，但我们不能用两个静止的范畴来进行线性思考。
黄艾：
说到“范畴”，记得在您的《传播与社会》一书中，有篇关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文章，一些学生觉得读起来非常不易。
赵月枝：
那是我在1992年出版的最早的学术文章，来自我博士资格考试的六个答案之一，把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与话语问题梳理了一遍。你说到有人觉得难，那是因为读者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实际上，负责我的这个领域考试的教授对我说，因为这篇文章是我这样一个博士生试图搞清楚这一领域的基本文献，我试图理解这个概念之演变的过程，对其他学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我的文章是好懂的。因此，他多年来一直把我的文章当做研究生课上有关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的必读文章。
我对“意识形态”这个“范畴”之演变的“过程关系”知识考古使我有机会补充和完善在国内学到的哲学和文艺理论基础。实际上，如何把自己从中学时代就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为全球史视野和后现代语境下贯通中西方，既能观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能观照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功课。比如，经典马克思主义以生产为中心、从商品这一概念切入，强调阶级分析、关注社会革命。在后现代语境下和全球分工体系中，如何处理生产和消费、现实和话语、革命和改良的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关系？ 如何在阶级政治和性别、族群、国族、宗教等身份政治的互动或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中把握社会变革的主体性问题？ 在信息或符号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处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
对中国来说，如何处理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进而面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或明或暗的东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遗产？ 还有，如何在自己的研究中关照全球与地方、理论与实践、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
有人或许觉得我的研究思路特殊，甚至难懂，而于我，这是我学术道路的“自然”发展。当然，当年留学被公派到加拿大，又瞎撞进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重镇西蒙·弗雷泽大学，是我的幸运。我的思路之所以特殊，甚至“难懂”，是因为那些当年早已列入教科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及中国人原来习以为常的、从整体视角分析问题的方法，被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的实证社会科学的思路所肢解和边缘化了。由于这种思路反而变成主流，进而以去历史化和去政治化为面目的新自由主义“常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我们这种方法论就变得特殊和困难了。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正本清源，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在更加深入的东西方交流的条件下，重新激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唯物历史观的角度来看，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一直存在。比如，一方面，“启蒙”和“法国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地点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事件又是世界性的。同样，虽然资本主义起源于英国，但“资本主义的崛起”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一旦在英国出现了，它的扩张性逻辑就决定了别的地方无法重复它的历史，而只能在它所限定的条件下运作。
黄艾：我们理解，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唯物史观，您跳出了“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逻辑，以整体的、联系的观点辩证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您的研究既包容了全球化视角，又根植于中国的实际问题，那么您是如何将全球研究视角与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有机统合的呢？
赵月枝：
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与世界的互构关系，世界与中国本身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二元对立的关系。因此，以一种整体的、全球史的视角进行思考的话，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世界的问题，而世界的问题一定包含“中国”这个部分。所以，主流学术中的“西方理论、中国例子”是一种悖论和被西方话语霸权误导的学术模式，它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到世界本质，认识到世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如果总是希望“今天的中国”要和“昨天的美国”一样，断裂式地、孤立地看待世界的问题，是会受到各种挫折和打击，而且会使自己因为囿于这样的视角而走进认识论的误区，而一旦认识论前提是机械的、割裂的和去历史化的，你的问题意识一定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和自由主义传播学争论的一个隐性前提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批判传播学派强调，中国的问题是世界资本主义问题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学者一方面以西方经验，尤其美国经验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反思美国经验为何成为“普世理论”的基础，更不愿意将中国的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加以分析。实质上，这种难以沟通源于认识论上的差异：一种是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而另一种是唯心的、去历史化的和机械的。
因此，回到认识论问题，梳理清楚“你怎么看世界”的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当然，政治立场与认识论也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深层的问题在于认识论。概览全局，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在一个“中国落后、西方先进”“中国为何不可以像西方那样”，在假定前提里做学术，那就说明学术殖民主义的影响有多深了。
此外，现有的论调常因陷入线性的现代化框架而出现如下表述：城市是先进的，农村是落后的；城市是文明的，农村是愚昧的。实际上，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城市与农村并无先进与落后之分。
纵观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村也并非是落后和愚昧的。受共产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革命早期进行了城市暴动，工人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群体。然而，当时中国的工业并不发达，工人阶级的数量并不可观。客观上，到城市里“受剥削”已经是比农民更好的命运了。反而是中国的农民，因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程度最高，使他们具有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至少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中，农民并不是落后的象征。当然，农民并不是天生地、自然而然地就有革命性和先进性，革命实践离不开组织和意识形态动员工作，而这正是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黄艾：毋庸置疑，城乡关系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实问题之中最为突出的、最为重要的一组关系。您基于宏观的、整体的视角考察这一现实问题，探颐索隐、钩深致远，您是如何理解全球背景下城乡关系发展历史脉络的？
赵月枝：
我是先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后有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史视野，其后在这些大框架里通过学习阿瑞吉、林春、吕新雨、严海蓉等人的分析，而开始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的。
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过程，它与资本家剥夺工人的过程互为表里：工人来自哪里？不正是圈地运动使农民丧失了所有的生产资料而成为“一无所有”的工人吗？因此，分析劳资关系，也一定要带有城乡关系的视野，没有这个视野，就是用割裂的方法看问题。
众所周知，英国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向全世界众多地域进行殖民，向海外输出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从“全球”角度来讲，英国和欧洲是“城市”，世界其他地方是“农村”，是英国资本主义得以输出过剩产能和转嫁危机的地方。
美国之所以能在早期发展农业资本主义，开拓大规模的美国式农场，有些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有：对土著居民土地的掠夺；对黑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大规模的海外移民；通过垄断和金融资本的政策，支撑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持续和不可重复的。
中国面临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现实问题。中国走自己的道路，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建立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的确，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中的比例已经被大大缩小，但总人口数量依然非常庞大。关注农民自我生存问题，农村社区共同体的维系问题，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可我们的传播学对此没有给予充分关注。
因此，作为一个学者，首先需要面对现实或国情，其次要有学术道义和担当，不要一厢情愿地、教条化地拿别人的理念去研究别人的问题。
黄艾：
的确，传播的现实问题往往内嵌于多种历史文化因素和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力量相互交汇、冲突和建构的场域。您曾经在著作中提出(赵月枝，2011)，“主流中国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精英民主政治诉求、现代化理论框架和工具理性导向和新自由主义‘政治无意识’，在完成了为传媒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流行提供学术合法性的‘光荣使命’后，已无所作为”，联系到您方才所谈，您是否认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当坚持自身学术立场和学术思想呢？您认为当下传播研究中有哪些理论局限和现实困境？
赵月枝：
与我前面谈到的认识论立场相一致，首先需要指出，没有既定的和本质主义的“自身学术立场”——任何学术立场和思想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改革之初，许多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进美国的主流传播学，有那时的立场原因和历史逻辑。
有意思的是，在加拿大为国内编撰第三版中文百科全书传播学分卷国际传播分支的过程中，我在西蒙·弗雷泽大学图书馆翻阅资料时看到，在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体系里，更具体地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的一部四卷版《国际传播百科全书》里，明确列出马克思、毛泽东和非洲20世纪著名反殖民主义思想家弗朗茨·法农等人对传播学的贡献，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延安的整风运动也均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传播实践(Barnouw，1989)。
今
天，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的传播学面临一系列问题：学科官僚化和考核过度、理论碎片化和书斋化、学术历史断裂以及因传播研究本身的产业化而一方面缺乏学术想象力，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化，甚至研究生教学也因从属于导师完成学术项目的需要而偏离了教书育人的目标等。
前面所谈的整个研究领域对中国社会基本的城乡关系问题的边缘化，则是理论与现实脱节、西方中心主义与城市中心主义依然主导中国传播研究的表现。针对这些问题，也得益于我自己的特殊条件，我在试图通过发展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和政治经济与文化研究断裂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在教学方面尝试创立了中加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在科研方面通过创办河阳乡村研究院，探索跨文化、跨学科、全球到村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模式。
黄艾：
的确，您不仅是教育理念的先行者，更是不遗余力推动教学改革的实践家。我们知道，中国传媒大学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于2013年9月联合启动了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的合作计划。该项目实施四年多来，在推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加两国的传播教育界引发广泛关注和重要影响。2014年，因其在跨国教育合作方面的卓越创新，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更是荣获了加中贸易理事会(Canada China Business Council)颁发的教育卓越金奖，旨在表彰为促进中加在科学研究、学生招生、教育人才交流、跨国教育机构创新合作等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现在，各个国家举办的双学位项目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培养质量可谓良莠不齐。能否请您谈一谈，开办这一双学位项目出于何种考量？ 这个双学位项目与其他的双学位项目的明显区别在哪里？ 它践行了何种教育理念与创新？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项目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赵月枝：
中加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和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合作主办的新型国际化研究生人才培育项目，自2013年启动招生以来，成果丰硕。这个双学位项目与其他项目的明显区别在于，我们有一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和教学实践理念。
应该说，这个项目是加拿大与中国，我所在的学院与中国传媒大学学术交流水到渠成的结果。在宏观方面，我之所以能推动这个项目，得益于西蒙·弗雷泽大学作为西方批判传播学的重镇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学术关系。学院的创办者、北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要奠基人达拉斯·斯迈思早在1971年年末就到中国研究意识形态和技术政治问题，成为中外新闻传播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我还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一名本科生的时候，当时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系系主任、马尔库塞的学生威廉·里斯和罗伯特·安德森教授就访问了北京广播学院。当然，我并不知道这次访问，而斯迈思的历史性访问更是成为中外传播研究的“史前史”，长期不为传播学者所知。
由于各种巧合，我到这个学院留学，并遇上了斯迈思，因为他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问题意识而把中国道路问题当做自己的学术问题，而我读硕士第一学期，上的第一门课就是安德森教授的“传播、发展与技术转让”。到了21世纪之初，两校的国际交流增多，更得益于时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开展一系列学术交流的铺垫。
具体到这个项目的设计，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考量。首先，基于培养学术和专业人才的基本理论和学术批判素质的需要，也是我看到在加拿大，一些人花了七八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攻读博士学位，可是找不到相应的学术研究工作现状的考虑，我们把项目定位于相对高端，但短平快的硕士阶段；其次，通过两所学校同时招生，也即中国传媒大学面向文科所有专业的学研一年级招生，西蒙·弗雷泽大学向除中国大陆之外的全球招生，并给中国传媒大学最多一半的名额，我们在保证为国内培养人才的前提下，招收到最国际化的学生群体；同时，与一般的合作办学不一样，更与英国等地方专门为营利而大量招收中国学生，甚至为这些学生开设几乎没有本国学生、数额多到四五十人的“国际传播”硕士班，以至于有学生在拿到硕士学位后，也没有多少机会真正与教授有深度交流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把项目的最高人数上限定为20人，而且除了任课老师，每人都有中方和外方的指导教授，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研究生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