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朱晓佳 宋宇
来源 ∣ 南方周末
“拍得脑残一点。”
“可是拍得脑残我不会。”
“那就尽量脑残一点。”
——一个播出平台对电视剧导演的要求。
2016年，IP剧全军覆没，没有爆款出现。影视业转而将“好内容”“精品内容”的说法改头换面，言必称“头部内容”。这很互联网。
并非所有的剁椒鱼头都值得期待，尤其当那锅鱼头做法不专业、火候不够，甚至只是替身或抠像的时候。
2016年底，编剧宋方金、汪海林、余飞曾与另外两位编剧史航、束焕一起，玩了场“编剧帮脱口秀”，不正经地吐槽了影视行业。2017年1月12日，应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邀请，三人再次碰头，正经地剖析了行业与作品。面对全面“落网”的2016年影视业及作品，三位“漏网”编剧的一致评价是“没什么值得一提”。
原来拍戏是拍戏，现在是游戏
问：2016年有什么国产剧值得一提？
汪海林：《欢乐颂》？基本上没什么值得提的。
余飞：没好的。有些传说中说很好，我一看，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宋方金：没什么可提的。2010年以前，每年至少有两三部现象级作品，随便数：《人间正道是沧桑》《媳妇的美好时代》《士兵突击》《闯关东》。2012年有《甄嬛传》，2014年有《北平无战事》。2016年别人推荐了几部，我看了，整体成色和以前是没法比了。
问：成色下降是什么原因？
宋方金：原来拍戏是拍戏，现在是游戏。我前几天在横店和一个演员对谈，他说现场37个演员，全是替身。他问制片人，能不能让我上去演？制片人说不行，因为替身一天几百块钱，他去一天得几万块钱。他们已经想出一整套“替身拍法”了，很娴熟，包括抠像、头套、背身，或者把焦距搞虚，根本不用演员就能拍。
我还有个朋友要拍一场戏，把男一号摔过去。男一号不来，那摔替身，也没替身，就给他一个麻袋包，摔完对着麻袋包一顿臭骂。骂到一半，他真演不下去了，觉得自己太滑稽了。他也算实力派著名演员，基本演完整部戏，只能和男一号见一两面。
汪海林：有个导演跟我说，给某台拍电视剧，是个小鲜肉组合演的，台里就一个要求：拍得脑残一点。“可是拍得脑残我不会。”“那你就尽量拍得脑残一点。”这是一个播出平台对一个导演的要求。
宋方金：很可笑。五六年前，我们说一个剧本“狗血”，是贬义词。现在说“这个剧本特狗血”，那是说这个剧本好。整个评价体系已经完全变了。这个行业本身是死不了的，但目前是暂时性休克了。
问：这行是怎么休克的？
宋方金：资本，尤其是互联网资本的进入。制片方问导演，这个演员只有20天，能拍完吗？能。后来演员说只有18天，这个导演拍不了。找另一个导演，他说我15天就能拍完。所以即便是好剧本，现在也拍不好。
现在中国影视圈90%以上的人，你跟他谈话，三分钟之内必谈IP——不谈我给你一千块钱——你现在手里有几个IP、我现在囤了多少IP。买IP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小说是什么东西。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世界上没有不能改编的东西，但是它的价值在哪？我问找我改编IP的人，你们看过吗？他们说：豆瓣评分很高。
汪海林：实际上刚才讲演员问题，也和IP有关。为什么用没有演技的演员？因为有热度。不是你戏演得好，而是因为有很多人知道你。
宋方金：现在演员们开门三句话——第一句：是IP吗？第二句：是大IP吗？第三句：是真的大IP吗？你都说是，他就跟你谈钱了。以前不是这样的。你跟陈道明、陈宝国试试，即便是《平凡的世界》《红楼梦》改编，我也得看看你剧本写得到底怎么样，主创是谁、对手戏演员是谁、投资多少、什么时候拍、周期多长。
余飞：资本包装，只能包装IP，包含着巨大的垃圾文学的IP。只有这样，才可能讲资本故事——大IP我们有一千万个，可以估值，可以抵押。
人设虐心CP，骗子都要发明新词
问：2016年，似乎IP也没那么流行了。
汪海林：IP概念的产品，2016年失败的情况很明显。
余飞：但是现在大量的公司还是以这个为生。我知道很多公司，存货里就没别的。
汪海林：我原来老举那个例子，有个小地方下雨了，有人就找了一个树枝把雨衣撑起来挡雨。一看，这厉害，就去申请专利，人家说，你这个专利叫什么名字？他说就叫雨撑子吧。专利局的人就在旁边拿起一把自动雨伞，说这东西早就有了，叫雨伞，我这还是自动的。咱们现在什么人设、虐心、CP，都是这个雨撑子。
宋方金：骗子骗人都是发明新词，老词骗不了人。当一个词只有特定人群在解释，这就是骗局。
问：互联网企业究竟是怎么在影视产业上占据话语权的？
宋方金：事实上，互联网资本到现在没挣到过钱，但它为什么烧钱？因为有一亿多九零后。九零后要么还不挣钱，要么刚毕业。它可以烧五年、烧十年，那时候九零后就真是消费主力了。
汪海林：六零后是三亿人，七零后和八零后分别是两亿人。这七亿人占了一多半，但是全国的创作者，现在都在给九零后这一亿人创作。互联网资本是对的，九零后是它的主力。但电视台跟着烧，就很奇怪。
一开始，电视台播什么剧，互联网只能买，它一点话语权都没有。一剧两星以后，两星加起来只能出到一百多万一集，制作公司傻了，一百多万我肯定赔。这时候碰到互联网在烧钱，一家网站一集可以出到六七十万。只有互联网进来，制作公司才能不赔钱。那互联网说，现在你要听我的。我有个网络文学，你拍我的我才买。电视台说，那就听他的、拍他的。
余飞：互联网都是你编剧先拿个方案过来、先写提纲给我，我内部先过审，再看能不能和你签约。资本只能包IP，不能包编剧。资本只能包网站，不能包电视台。但如果上层建筑没架构好，会导致IP把编剧吃了，或者网络把电视台吃了。本来不应该是谁吃谁的问题，应该是融合共赢的问题。
抗战剧生命力多强啊，也被互联网资本灭了
问：在你们看来，互联网现在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吗？
宋方金：到目前为止，互联网还没有诞生出任何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如果说是负数也可以：美学意义上是负数，及格意义上是零。
汪海林：我一直说，玄幻在文学史上、在创作上，是武侠的大倒退。金庸梁羽生，是文人武侠，改变了原来架空的、胡编乱造的、缺乏人文主义的创作。梁羽生把家国情怀放进去，金庸把“侠”的概念做了深入阐释。这是文学史上的倒退，哪怕通俗文学上的倒退也很明显。
宋方金：抗战剧的生命力多顽强啊，互联网资本把抗战剧都干掉了。时代是一列飞速行驶的列车，有的人在车头，有的人在车尾，有的人被甩下去了，有的人自己弄了辆手扶拖拉机在旁边开。
现在看来，互联网资本，把这个车开得超速了，但我们不想死在这个车上。要么夺取这个列车的掌控权；要么下车，再造一个列车，这样才不会翻车。行业这辆列车已经翻了，产业的车还没有翻。产业以为行业还在车上呢，其实行业已经半死了。
问：可以说现实主义题材因此更加式微了？
余飞：现在拍每一个行业，都要试探：这些行业的底线在哪里？有没有幽默感？敢不敢做反省？敢不敢接受批评？生活中的矛盾，到达比较极致的时候，就是违法犯罪。涉案不能碰，矛盾就大打折扣。
汪海林：《欢乐颂》也来自IP，是少有的触及现实问题的作品。很多人认为它三观有问题，倾向物质主义，从女权角度看也有问题。但它还是相对正视了一些现实：年轻人如何步入社会？袁子弹的剧本，也是一场场写戏，知道劲儿使在哪里。
宋方金：侯鸿亮也在认真制作，孔笙也在好好拍。还有郑晓龙团队。从电视剧来说，国内只有这么一两个认真的团队还能和市场有所博弈。
“御用编剧”这词， 就是奴性体现
问：互联网主导的行业情况下，编剧处境如何？
宋方金：目前这个环境，对产业来说是最好的，对行业来说是最差的，对少部分编剧来说是最悲观的时候。大部分编剧是动物园里的野兽，已经驯化了，没有野性了。
汪海林：从改善自己经济的角度来讲，现在是一个机遇。只要你有一定的创作能力，你要挣钱容易的。但我们这个行业，进入了底层、低水平上的白热化竞争。
高水平的创作者太少了，不需要竞争。原来中戏戏文系的考生大概五百人，现在是五六万，但水平不如原来的五百人。你问他，四大名著看过没有？没有。小人书也没有。
宋方金：文学的创作和剧本的创作并不是见仁见智，它有一个标准。我们这些常年写剧本的，或者是阅读过大量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影视作品的人，一看就知对不对。现在我打开电视，都没有见到及格的镜头语言和剧作。导演是有一套语法的，推拉摇移升降甩，不能乱来。光布得不对，镜头走得不对，该远景给特写，该特写给远景，一看就知道。剧作就更有标准了。
汪海林：我都不敢看我的电视剧。我写谍战戏，角色在保密局上班，他应该有的时候穿制服，有的时候穿便服，他在家逗孩子玩，还穿着一身制服，这是干什么？
宋方金：中国95%的谍战剧都拍反了，他们戴一个鸭舌帽，那眼神，一看就是间谍。以前的地下党，出门不能带三支钢笔，三支钢笔一看就是要抄写。要带就带七支以上，这说明是修钢笔的；要么就带一支钢笔，可以说是教员。口袋里不能装一枚以上的银元，一枚以上银元很罕见，一看就是经费，带点零钱行了。伟大的间谍看起来都是普通人，咱们电视剧里的间谍一看就是间谍。
包括有些国产黑帮片，黑帮恨不得上起厕所来都是黑帮。《教父》里的黑帮都没有这么仪式化。
有时候我看我的剧，看两个镜头，我说完了，此生耻辱，因为它署着你的名字。我们没有当导演的想法，但好的影视工作者应该自己编导，如果能演更好。像姜文。
影视不是文人的事，它是文人加强盗加资本加黑社会，是一个麻辣烫。你想在麻辣烫里搞一番事业是比较难的，要么别人借你的味，要么你的味被冲淡了。
问：这两年，编剧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有提升吗？
汪海林：青年编剧缺失很严重。一方面，产业大环境的问题；再一方面，编剧其实没有门槛，谁都可以写。房祖名被抓了以后，说在写剧本；郭美美被抓了以后，说要写剧本。都是亲口说的，新闻报道。很多明星被抓了，就说写剧本。都是人生到了谷底，写剧本变成了人生的底线了。
宋方金：以前好多人会这么说：这是我的编剧。我说，谁是你的编剧？！编剧是独立的，编剧是这个行业的源头，是喜马拉雅山，流下来，成为长江，成为黄河。现在编剧把自己当成一个附属工具。
汪海林：有次一个导演计划的面试，有个年轻人，我问他，你现在拍的这个片子，编剧是谁？他说，是张艺谋的御用编剧。我说你打住，编剧就编剧，和张艺谋合作过就合作过，他不可能是谁的御用编剧，张艺谋又不是皇上。
宋方金：御用这个词，就体现出奴隶心态。
除了编剧自身，咱们这个行业从来没有谁认为编剧重要。有一些人意识到了，但不认为是编剧重要，而是认为剧本重要。他甚至可以请八个十个编剧。
余飞：行业规范不好，八个编剧，你就八份给到底，改一遍给一遍的钱，像好莱坞一样。现在是你弄不好，什么都不给你，下一个再来分这个钱。这个规矩不对。
宋方金：美国是最成熟的影视体制，编剧有最低稿酬。低于这个钱剧组犯法。咱们这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我曾经说，中国影视行业什么时候才能繁荣呢？到咱们的合同也像《辞典》那么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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