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当选央行行长，《财新》给的一句评论是：“令市场有些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有些意外，指的应该是之前关于“刘副总理兼任央行行长”的猜测更让人浮想联翩一点，而情理之中，则是因为由易纲这样具有金融专业背景，又是做了周小川多年副手和门生的人接任央行行长，显然更有利于完成周小川未竟的金融改革事业。
但是易纲毕竟不是周小川。
周小川是新中国成立后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也是“势力最大”的央行行长。世界各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最常见的做法是锚定通胀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法》老早就规定了中国央行在防通胀之外，也承担着经济维稳、宏观调控以及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的职能。
还记得13年那波钱荒的人，应该非常能理解央妈的爱有多深沉，央妈的巴掌就有多狠。当年金融机构疯狂放贷，资金空转现象严重，刚过完6月第一周，24家主要银行中，已经有一半银行的新增贷款超过上月。
信贷投放过快导致金融机构头寸紧张。13年的6月19日，部分银行发生资金违约，银行间市场被迫延迟半小时收市，第二天，资金市场几乎失控，Shibor全线上涨，隔夜拆放利率飙升578个基点，比6％左右的商业贷款利率还高出一倍，创下历史新高，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更是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
往常这个时候，央行就该出手相救了，但是那次央行为了遏制期限套利和金融空转，不仅没有出手相救，还在当天继续发行了20亿央票回笼。以信贷枯竭逼迫银行服从央行，这个情形在其他金融市场上再难看到。
与此同时，周小川任期内，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精细度”明显提高，央行常用的调控工具从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备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MLF（中期借贷便利），到TLF（临时流动便利），调控工具创新和多样性被公认为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金融危机之后，周小川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思想家”，他的排名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前面，理由是：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对世界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
周小川可远没有伯南克那么幸运。央行从行政设置上看，只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正部级单位，且不说上面还有国务院和更高一级的领导们会忍不住插个手发个话，遇上利益冲突，跟他同级的商务部、发改委哭闹一番，央行的政策都很可能进行不下去。
之前叶檀不就针对央行、发改委和财政部的隔空喊话，写过的一篇“三部门优雅开撕”吗，去年周小川接受采访，也说过：如果几个部门（对放开管制）的意见分歧太大，很可能就是相互的等、靠、要，形成推诿甚至死锁。
周小川广受赞誉，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仅努力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把金融改革往前推进了不止一点点。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放宽汇率管制，人民币国际化，不管哪一个单独拎出来，都足可以当作周小川改革派标签的注解。
小平同志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所以全球市场把央行行长当做风向标，更加透明的易纲接任现任有助于稳定外部的预期。
但是内部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这次周小川卸任，《华尔街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细节，说13年超龄连任一年半后，周小川就差点被人家用一个“更自己人”的人换掉。最后还是中国经济的波动帮了忙，给他把剩余的三年多任期给续满了。
但是在这三年多的任期里，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过去设置的改革议题，显然让位于限制资本外流，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宏观调控政策。而周小川自我辩护和警示风险的调门越来越高。
即使是这样，在主流的声音那里，周小川获得的批评是局部和克制的。他80年代作为经济学研究者和改革的呼吁者就享有声誉，从朱镕基时代开始扎根金融系统，而且作为红二代，父辈还帮他结了善缘的人，这样的人中国现在只有这一个了。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处负责人Eswar Prasad曾经评价周小川，说他不惜挑战根深蒂固的势力，以坚持不懈的倡议和强有力的劝说，才在中国严厉的经济和政治制约下成功推行了改革。从这点看，外媒称赞周小川既有专业能力，也是政治老手，是真心诚意的褒奖。
2015年达沃斯，周小川在主席台上挪了挪身子，被眼尖手快的摄影师抓拍到了袜桶里面套着的秋裤。无独有偶，二十年前在北京，保尔森第一次进入紫光阁，见到了曾经身兼副总理与央行行长于一身的朱镕基，谈到深入的时候，发现朱镕基裤子底下也穿着秋裤。没穿秋裤的保尔森，在穿堂风面前冻得瑟瑟发抖。
又过去十年之后，今天的王副主席在金融危机时访问华盛顿，做脱稿演讲，把秋裤问题做了一个阐述，就是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都用烘干机，一年四季开空调，无节制使用浇水龙头，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方式。
你看，即使贵为中国经济的诸位掌舵人，秋裤也是必须要穿的。他们身上的西装，是应付全球化、贸易公平和经济发展的面子。西装下面的秋裤，就是抵御民族主义的里子。
朱镕基为了抵御这股“穿堂风”，不敢在巴尔舍夫斯基递上来的电信业合资比例条款上签字，只能做口头承诺。
几年前，《华尔街日报》发表过一篇题目是《周小川曲线推动人民币汇改》的文章。文章说，金融危机后，周小川在说服中国领导人同意人民币国际化的构想上，利用了经济民族主义的说辞。
具体操作是，当时美国借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系统灌水，导致中国持有的美债价值受损，周小川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在全球金融市场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际上，透过让人民币市场化，会倒逼政府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华尔街日报》说：决策者们在没有意识到潜在影响的情况下批准人民币国际化的构想，就像特洛伊人接受了希腊人运来的漂亮木马，浑然不知里面藏了什么。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算是周小川半个同事的李稻葵，认为这是过度解读。但是他也承认，周小川如果有这么精明的话，他就能够避开国内对他如此多的政治攻击。
易纲站作为央行的继任者，专业能力再厉害，推新金融改革决心再坚定，恐怕都很难有周小川的辉煌。虽然易纲事实打破了之前“副总理兼任央行行长”的传闻，但是经济和政治背景同样深厚的权威人士，肯定不会像周小川当时的上司马凯那样只专注于国企改革。所以易纲特别应该注意穿秋裤。
今年的穿堂风尤其大，毕竟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之前两位委员的访问并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而对岸的陈菊，在旅行法生效的第二天就挺身赴美。中美之间
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成为大概率事件。
无论是刘鹤还是易纲，上任后的文章，都千篇一律地称呼他们是“改革派”，期盼改革的民间舆论倒真的
是有点“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
易纲今年60岁，5年后就到了退休年龄，他能不能也超期服役，能帮周小川延续和保留多少上一个阶段的改革遗产？我们也只能祝愿他穿好秋裤，奋力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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