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朋党之争：一扇通往北宋政治真相的大门

在宋朝政治史研究中，本书多有创见，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提出“君子有党”论；北宋朋党之争的恶化源于“元祐更化”，并导致了北宋政治发展的严重后果；将宋徽宗、蔡京借推行新法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的党禁，不称之为党争而称之为党祸等，均发前人所未发，甚有见地。本书对深入认识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至今对于我们也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张希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宋代士大夫的党争影响宋代政治深远，尤以北宋为烈，有谓北宋党争既导致改革失败，更致北宋的灭亡。过去学者研究宋代党争，多偏重于神宗至哲宗朝的熙丰元祐的新旧党争，或探索肇端于吕范相争至庆历变法之仁宗朝党争，笔者早年也写过《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本小书。唯全面研究北宋士大夫党争，并深入剖析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的，就非罗教授这本可称经典之作莫属。

——何冠环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

政治史是理解人类社会的核心视角，对传统王朝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其间关键问题常常通过不同派别相互间的党争表现出来。自从科举士大夫成为北宋官僚阶层主体，党争也开始呈现新的形态。然而各种政治关系之复杂隐秘，非穷极海量历史资料，深掘其底层信息而不可知。又其影响所至，若非旁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无以窥其全貌。此党争史研究之不易，罗家祥教授《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一书之所以系学术史上最重要著作之一，乃因其为关心我国传统政治史者不可不读之故也。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教授）

从神、哲二宗实录的修撰

看北宋朋党之争的余波

北宋朋党之争的余波几乎使南宋社会政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冲击和影响，以下只就神、哲二朝实录的修撰情况加以说明。

按《神宗实录》于元祐年间由旧党主持修定，毋庸置疑，其中带有元祐党人的强烈政治偏见。绍圣年间，新党得势后，中书舍人蔡卞上疏哲宗，谓元祐党人所修的《神宗实录》所记“ 类多疑似不根”于是哲宗命蔡卞等人“重行刊定”，据说其做法是尽取王荆公《日录》无遗。而《哲宗实录》亦“初修于元祐，再修于绍圣”，所以北宋最后落成的神、哲二朝实录是由新党官员修成定稿的。宋廷南迁之后，随着宋高宗政治倾向的明确，神、哲二朝实录的重修自然又提上议事日程。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以“神宗、哲宗两朝史录，事多失实，非所以传信后世，当重别刊定”。而负责编修这两朝实录的，则是元祐党人范祖禹之子范冲和常安民之子常同。

范冲之父范祖禹，曾协助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元祐中尝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显然，其史笔饱蘸着政治偏见。因而当时一同编修《神宗实录》的陆佃曾与范祖禹发生过严重的争执，认为其所修者为“谤书”。绍圣时，因为此事，“安石婿蔡卞恶之，祖禹坐谪，死岭表”。常同之父常安民，仕途坎坷，“流落二十年”，已如前述。南宋时，“司马光家属皆依冲所，冲抚育之”，又“为光编类《纪闻》十卷上奏，请以光之族孙宗召主光祀”，足见范冲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集团渊源之深，也足见范冲与司马光家族的交谊之笃。而范冲、常同受命重修神、哲二朝实录，则终于获得了为元祐旧党泄愤的机会。   

范冲、常同等人绍述元祐党人的政治倾向异常明显。范冲在接受宋高宗召见时，就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观点。《宋史》卷435《范冲传》：

上谓之曰：“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冲因论熙宁创置，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蔡京误国之罪。范冲的意见为高宗所“嘉纳”。他又主张在史书中“惟是直书王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可惜的是，这部实录未能流传下来，不然，我们是可以清楚地了解范冲等人是如何“直书王安石之罪”，而使“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的。而常同，则也是因上疏论神、哲《实录》“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坚决要求重修，才被宋高宗除史馆修撰。

对于宋高宗来说，重修两朝《实录》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而且也出自其自身的需要。绍兴八年，宋高宗在任命勾涛为史馆修撰时对其讲过一席话，其中有云：“昭慈圣献皇后病革，朕流涕问所欲言，后怆然谓朕曰‘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见其任贤使能，约己便民，古今母后无与为比。不幸奸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恶相济，造谤史以损圣德，谁不切齿！在天之灵亦或介介。其以笔属正臣，亟从删削，以信来世’。朕痛念遗训，未尝一日辄忘，今以命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神、哲二朝《实录》，实际上也无异于范祖禹、黄庭坚等人于元祐年间所修之“谤书”。

现今有案可稽的材料也充分证实绍兴所修《实录》与以前所修《实录》在史实上有重大差异。《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曾说过如下的一段话：

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

《神宗实录》是如此，《哲宗实录》亦是如此。其中范冲、常同“以私意去取”，甚至篡改史实的事例也不少。笔者可以随手举出一事，以实其说。

宋哲宗绍圣元年七月壬戌，户部尚书蔡京上疏表彰神宗时任用王安石的变法之功后，认为“元祐以来，天下用度，浸以匮竭，美意良法，尽遭诋诬”。李焘在此条后引《新录》《辨诬》曰：“元祐节用爱民，府库充实，而云‘天下用度，浸以匮竭’，今删去八字”。蔡京祸国殃民，劣迹昭彰，这另当别论，但范冲、常同等人随意删除其上疏中语，阉割其原意，这本身就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基本的史实也由此而遭到篡改。元祐是否“府库充实”？我们看看元祐时期一些臣僚的回答。元祐三年十一月，户部侍郎苏辙有云：

臣为户部右曹，领金仓二部，任居天下财赋之半，适当中外匮竭不继之时，日夜忧惶，常虑败事。窃见左藏库见缗一月出纳之数，大抵皆五十余万，略无赢余；其他金帛诸物，虽小有羡数，亦不足赖。

又范冲之父范祖禹论及当时财用时，亦曾认为“臣窃以当今之患，在于天下空虚”。元祐七年五月，元祐党人苏轼再次指出：“帑廪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以上圣之资，而无善人之效，臣窃痛之。”以上所引述的言论，均为元祐党人所发，大概不致有诬枉不实之语。而以上的言论，则适足以证实：元祐时期实为“天下用度，浸以匮竭”，而不是所谓“府库充实”。

 由此可见，在宋高宗统治时期，范冲、常同等人完全继承了元祐党人的强烈政治偏见，为了发泄私愤，已经发展到连基本史实也要抹煞、更改的程度。在尊崇“旧党”、贬抑“新党”的原则支配下修成的神、哲两朝《实录》，没有准确地反映神、哲两朝的史实，却十足地反映出北宋朋党之争对南宋朝廷的深刻影响。张孟伦先生说得好：“计从神宗时修《神宗》实录以来，时间经过五十年，斗争经过四次，结果，神、哲二朝的《实录》，虽然都算修成了，但‘以信于世’的目的，则并未达到！”

——选自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