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国度”并非生而如此，那是一个风险重重的转型故事。

文 |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程瑛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国家周刊”（ID：ENNWEEKLY）

得益于中国的“双创”战略，平均每个月，地中海东南岸的以色列都会迎来数千名中国访客——希望借鉴技术转移新模式的政府官员、打算收购创新科技项目的企业家、还有对这个“创业国度”充满好奇的学者或记者。

这个国土面积略小于京津两市之和的国家，曾被贴满苦难、战乱、宗教纷争的标签，而现在，虽然访客们仍然会在耶路撒冷老城叹惋史迹，但他们显然更关注这个建国仅60余年的国家令人惊叹的创新能力。

在以色列官方版“创新之旅”中，有三个地点的出现频率极高：位于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大学，号称“创业村”的北部小城约克尼姆，还有将国家造币厂改造为办公室的风险投资基金JVP。

以色列理工大学被视作创新及创业的孵化地——这有双重含义，它既是顶尖科技的研发机构，也是青年学习创新及创业技能的地方；

约克尼姆是一座每年高新技术出口额高达60亿美元的微型城市；

至于掌握超过11亿美元风险投资基金的JVP，不仅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风投基金，它的成长史还隐含着以色列政府对于风险投资的态度。

当这三个“创业国度”版图中的重镇回溯自己与创新结缘的起点，都会将时间的指针推回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以说，以色列政府及社会自那时启动的一系列举措，直接造就了今日名满天下的创业国度。

而若要做更进一步的探究，则必须回到1948年至上世纪80年代末以色列建国后40年间的历史现场，去了解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历程——你会发现，“创业国度”并非生而如此，那是一个风险重重的转型故事。

1

新移民到来

1991年，约克尼姆的市长西蒙·艾尔法西，正急于说服来自苏联的专业人才定居在自己治下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

从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一路向北，沿着地中海岸行车一个多小时，然后向东转入内陆，约克尼姆就坐落在一处高速公路贯穿的狭窄山谷里。

艾尔法西曾是印刷厂厂长，在1989年当选为约克尼姆市长，开始了他一直延续至今的漫长任期。

1980年代末的约克尼姆只有5000名居民，90%就职于当地的两家国营企业——兵工厂和面条厂。那时的城市发展计划是，到2010年使当地人口达到1万人。“那太慢了，我觉得应该用2年达到这个目标。”艾尔法西市长说。

对于当时以农业为主的以色列而言，劳动力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动力，但却极度缺乏。

那时，尽管起于70年代的经济危机自1985年渐趋好转，但高失业率和曾经高达400%的通胀率，仍然让欧洲犹太移民对前往以色列心存顾忌。约克尼姆的失业率有30%，因为兵工厂和面条厂早已陷入困顿。

1991年12月25日夜，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联宣告解体。其后，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蜂拥而出。

20世纪的最后10年间，共有80万名原苏联人迁入以色列，总量相当于以色列1990年代末人口数量的五分之一。第一批数量为50万的移民进入以色列只用了3年。

今天，每10个以色列人中有9个是移民或移民后裔。正如曾为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做过顾问的吉第·格林斯坦所言：“移民是不排斥重新开始的，准确地说，他们是爱好冒险的人，一个移民国家就是一个企业家的国家。”

尽管劳动力迁入对于以色列的重要性始终如一，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来的以工程师、医生等专业人才为主的移民，却帮助这个国家实现了关键的“跳跳蛙”式发展——在一国历史中，经济增长期常见，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均财富差距的“跳跳蛙”式发展却并不常见，只有不到10%的国家经历过这种改变命运的跳跃。

事实上，尽管在宗教传统中以色列是犹太民族不可撼动的“应许之地”，但那时的以色列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非移民的最佳选择。

建国之后的以色列，国有经济占绝对控制地位，战争拖延了改革，经济危机在被推迟的同时亦被加剧。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以色列遭遇超级通货膨胀，电话卡因为保值而被囤积，生活用品抢购风潮也在所难免。

直到90年代初，以色列的机场小而破旧，整个国家没有一条主要的公路可以当做真正的高速公路来使用，电视信号糟糕，全国只有一家归政府所有的希伯来语电视台，私人想安装电话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1990年，以色列还没有一家连锁咖啡馆，也没有一家酒吧，第一家麦当劳是1993年开业的——在那之前，北京和莫斯科的麦当劳早已人满为患。

为了留住这些高素质劳动力，以色列政府以南部地区为主，设立了很多中心来帮助原苏联移民。地处北部的约克尼姆并不在其中。艾尔法西市长自己跑去移民中心，说动了第一批50个处境窘迫的新移民家庭到约克尼姆了解情况。

尽管提供免费住房，但最终，只有4个来自阿塞拜疆首府巴库的家庭决定留下来。这让艾尔法西市长略有挫折感，但他鼓励自己：“总算是开了个头。”

到1993年，约克尼姆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万人，其中一半是移民。艾尔法西市长的想法是，这些拥有技术和专业知识的移民不应该做简单的工作，要帮助他们学习希伯莱语，更要帮助他们创造能发挥才干的机会。

改革创新来自社会精英的共识。1992年底，一项后来被称为以色列创新之始的项目被提出，即YOZMA计划——希伯来语“首创”之意。

在那之前，以色列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原因之一是推进军工进步——用大约20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并建立了高科技研发体系。而在80年代后期，改革使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大大削弱，工程师们纷纷开创自己的创新型企业。

同时，由于改革尚未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融资问题，创新企业的资金需求几乎无法得到满足。

被称为“以色列风投之父”的伊格尔·艾立赫向政府申请建立政府创业引导基金，即YOZMA。

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大批原苏联移民来到以色列，这些人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知识结构都很不错，但融入以色列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引导这些人进行创业成为政府的一项选择，这就形成了一个对风投机构有强烈需求的市场。

以色列政府向YOZMA 投入1亿美元，并借此引导海外资本投入。这个划时代的计划分为两部分：用2000万美元直接投资起步型创新企业；用8000万美元与国际机构成立了10家子基金，最终达到2.1亿美元规模。

“JVP就是其中之一，到今天这10家基金尚存两家。”JVP副总裁寇比说。

2

创业需要什么

在1992年前的以色列，风险投资是一个罕见的词汇。

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现任以色列理工大学副校长丹·谢赫特曼，在1986年开设了创业课程——科学家做商学院的事，这在当时争议不小。

犹太人长于营商，但以色列建国后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私营经济一度几乎无从发展。

丹·谢赫特曼回忆说，虽然在1980年代末失业问题严峻，大学生们非常关注创业话题，“但是没有人教这种课，一些教授认为大学没必要教这些。”

他向以色列最知名的企业家们发出邀请，最终只请到一位风险投资家，第二年如此，第三年亦如此。

不过，至今30年，丹·谢赫特曼的创业课程从未中断，而以色列几乎所有重要的企业家都登上过他开创的讲坛。

“创新和创业不同，创业是把发明转化为商品。”丹·谢赫特曼说，对于创业能否教授，争论始终存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天赋，有人认为可以后天习得。”

在他看来，虽然创业的成功率一般而言只有5%，而且难以预测和控制，“但是尝试越多，成功的机会就越多，经验总是越多越好，从而避免愚蠢的错误。”

在丹·谢赫特曼创立的课程中，第一个主题是“一个创意从产生到进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第二个主题则是培养竞争的技能。“很少有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他们需要了解运行一个生意都包括什么，比如金融、市场、法律等等，他们需要训练。”

不过，刚刚来到以色列的移民所需要的，远比创业课程更多。

“他们需要房子，我们一共拿出220套房子，装修后免费提供给他们，后来还想尽办法给他们提供了100%的购房贷款。”艾尔法西市长说。

当时，许多以色列城市都拿出举措吸引移民。但在不少地方，从原苏联来的工程师、科学家、企业管理者们因为语言不通，不得不像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那样从事低端劳动，比如打扫卫生。

根据1989年到1993年的统计，原苏联移民中70%以上是各类专业人员。

“他们很聪明、有知识，必须让他们找到适合的工作，发挥所长。”艾尔法西市长说。而这正是约克尼姆迅速变身为“创新村”的关键。

移民开始开办公司，由小到大，再吸其他创新公司到来。同时，艾尔法西市长向中央政府提出减免税收并获准。

这并不容易。以色列是税负较高的国家，原因之一是它因特殊处境而需要巨大的国防开支，同时人民福利较高，还需应对国营企业的亏损。

直到2014年前后，经过不断下调，以色列公民所缴税额仍占收入的31.4%。据经合组织统计，美国是24.5%，加拿大是30.5%，英国32.6%，德国36.1%。

2002年《以色列税收改革法案》获得通过，这一革命性变革，对“主动性资本（如风险投资、证券交易、直接投资等）收益税”进行重大调整。到2011年，以色列颁布了“天使法”（Angellaw），用减税鼓励对早期高技术公司的投资。

“风险投资的发展不只和钱有关，规则和环境更重要。”寇比说。

3

什么是一个国家最成功的投资

不止于减税，自1990年代初开始，以色列政府对创新和创业让利颇多。

在YOZMA创立初期，政府基金只与国外资本共担风险，但并不共享利益。投资项目走上正轨之后，政府基金便以接近成本的价格退出，只加上5%-7%的收益。

即使交由专业团队管理，YOZMA的投资成功率也并不算很高，初期仅为10%-20%，但成功案例往往可以获得接近10倍的收益，这吸引了越来越多资本进入。到了1995年、1996年，海外基金在YOZMA中角色已非常重要。

比如近年为了吸引中国资本，以色列政府为那些在以色列投资受挫的中国投资者承担10%到 15%损失，最高可达1500 万美元。

目前JVP第七期中有5位中国参与者，包括阿里巴巴、奇虎 360 和盛景母基金。

“私人投资者和政府投资着眼点不同。一个项目如果失败了，不一定是技术不行，而技术和人才可以从失败的项目中转入其他项目，政府投资看重的正是这些，其目标是创新进步，而风投更看重资金回报。”以色列经济和工业部首席科学家阿维·哈松说。

在以色列的国家创新体系中，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无疑是最著名的部分。以色列政府各部门一共设有13个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代表政府帮助企业进行商业研究与开发，从而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

以色列贸工部的OCS大约有250名职员，目前运行40个项目。而JVP是与OCS直接合作的少数VC之一，帮助后者运营2个孵化器。

OCS共有18家孵化器交由企业竞标运营，一个周期为8年，之后会根据业绩决定是否继续。

“90年代后期原苏联移民的创新公司比较多，政府为此建立了孵化器。”JVP副总裁兼合伙人费欧娜说，JVP是第一家为OCS运营孵化器的私人投资公司，这种成效显著的模式激励政府将更多投资公司引入其中。

每年有大约800家创业公司向OCS提出申请，经过严格审查，1%的申请者会获得几十万美元投资，其中大部分来自OCS，小部分来自投资公司。JVP并不追求投资项目的数量，对于看准的项目，他们甚至会单方追加投资并放宽投资周期。

这让JVP的成绩单很醒目。在其他孵化器中，政府投入1美元可收回4-5美元，而在JVP运营的孵化器，政府每投入1美元可以收回10美元——只要看好某一项目，JVP的投入可能是其他孵化器的10倍。

今天的约克尼姆共有4家政府背景的孵化器，每家都有自己的方向，如医疗、高科技等等。“最早的一家是15年前建立的。”艾尔法西市长说。

源源不绝来到约克尼姆创业的年轻人，有一些来自丹·谢赫特曼的创业讲座。30年间，超过1万人学习了这门课程，目前这门课用了以色列理工大学最大的教室，“教室有600个座位，但有800名学生想听课。”丹·谢赫特曼说，应邀授课的人士主要包括三类：从零起步且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正在成功路上的年轻企业家；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比如政府专利局、律师事务所等。

作为以色列最成功的风险投资机构，JVP失败的投资项目仍然占30%，而其中不乏历时10年、成长40倍的惊人案例。

在2000年，通过出让股权等方式，政府彻底从YOZMA退出。当时10个子基金的资本已超过40亿美元。而风险投资在以色列终于成为重要产业，自2008年起，以色列的人均风险投资额全球排名第一，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

这个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0.2%的国家，贡献了160余名诺奖得主，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平均每1844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个是创业者，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企业数量超过欧洲企业之和。

这是一个国家最成功的投资。

附文：

以色列：“创业国度”的傲娇与隐痛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聂欧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国家周刊”（ID：ENNWEEKLY）

“不去创业，会觉得很丢脸。”退役老兵Eitan Sella说，当年自己在IBM和创业之间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尽管30岁出头已有过三次失败的创业经历，但他仍坚信自己的第四家公司Hybrid一定会成功。

犹太民族漫长、复杂、曲折的历史，决定了以色列是个有着强烈民族感的特殊国度，每个以色列人细胞里潜藏的“傲娇”，都会在听到“创业国度”这一赞誉时瞬间迸发。

他们会告诉你，在全球挂牌纳斯达克的企业中，以色列有近百家，仅次于美国；IBM、微软、英特尔、惠普、雅虎和谷歌等全球300多家一流高科技企业，都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并且，以色列风投资金总量甚至超过了全欧洲的总和。

“目前有30%多的风投资金来自中国。”以色列外交部经济司以中经贸关系组组长Hila Engelhard给出最新数据——这里已成为中国风投的豪掷之地。

但是，我们用20天时间走访了以色列最具代表性的几十家企业、大学、研究所、孵化器乃至国会、经济部的诸多人士后，发现这个备受关注的“创新圣地”其实也有着外界难以察觉的隐痛。比如贫富差距，比如地缘政治风险。

更重要的是，各种孵化器、加速器数量远多于初创企业本身，而其风投体系也大多集中在天使轮和A轮，B轮以上投资只能依靠国外。

“超过2000万美元估值的企业寥寥可数。”一位以色列风投人士称，他们没有华为、联想，也没有索尼、三星，因为“犹太人缺乏安全感，讲求快速获利”，缺乏对企业、产业成长的耐心。

科研生态：为科学而生，或为商业而活

以色列人的傲娇随处可见，最明显的就是其独特的科研生态——既能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又有产学研充分结合的有效机制。

“我们的创新基因深入骨髓。”以色列知名风投基金Gemini创始人Eran Wagner很是自豪。850万人口中，初创企业的密集度仅次于硅谷——全国一共有6000至10000家，去年一年就新增了1400多家。

据以色列经济和工业部对外合作局官员Hovav Ref介绍，历史上两次大移民造就了以色列的今天：一是建国初期全世界犹太人的回归，二是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约100万犹太人来到当时人口仅500万的以色列，其中大部分为高知人群且约17.4%为工程师。

在走访了近十家高校和研究所之后，我们总结出了当前以色列经济的两类支柱型人才：一类为科研而生，另一类为商业而活。

全球著名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无疑是第一类人的聚集地。供职于此的Yael Edelman教授回忆此前一次在美国的演讲经历：自己正无比兴奋地陈述着科研成果，台下一位商人却提问该成果何时能够商用，Yael解释说“现在还不行，但这就是科学”，而商人却送了他一句“祝您早日成功”——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差异，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在魏茨曼工作的36年里，Yael婉拒了数学学院院长的要职，就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科学，远离管理和商业。

他介绍说，魏茨曼拥有200多名世界一流的学者和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但却仅仅设立了数学、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等少数学院，学科设置上宁缺毋滥，且其优势学科50%集中在生物领域，癌症研究水平更是全球顶尖。这种“小而精”的布局，正是追求纯粹科学的缩影。

同样，4年前受邀来到生命科学院的Berta Strulovici教授，也是看中了这一学术氛围。“我们是纯学术机构，研究经费40%来自政府，30%来自捐赠，还有30%来自第三方。”

而最后这30%，却正需要依赖第二类人——魏茨曼旗下的科技转化公司耶达（Yeda）居功至伟。

Yeda是以色列首个学院系科技转化平台，也是全球首创及最为成功的科技转化平台之一。为了服务魏茨曼从事基础研究的定位，Yeda的员工长期跟踪科研人员的研究，一旦有商业化可能，就专门成立评估小组并铺开后续的专利协作、申请、授权等商业运作。

“主要依靠专利授权费来继续支持基础研究。”一位Yeda负责人介绍，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过程都由Yeda主导，平均每个专利每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当前，Yeda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三大最畅销药物专利的公司——以色列梯瓦公司药物Copaxone、雪兰诺公司药物Rebif和美国英克隆公司的抗癌药Erbitux。

同样，相对更侧重于实用科学的以色列理工大学，也拥有自己的产学研转化平台。

该校计算机学院负责人Aram Movsisian介绍，学校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输出大量实用型科研人才，现如今52个研究中心共拥有6家总市值5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其中一家研究脑癌药品的企业市值高达24亿美元。

政府之手：无翻云覆雨，只清风拂面

以色列另一个傲娇之处，在于政府的“有形之手”拿捏颇为得当。

在贝尔谢巴市的Gan-Yam Negev高科技园区，CEO助理Itay Katzqv解析了该园区的股本结构：市政府出地并给予税收优惠，Gav-Yam地产公司负责建设和物业运营，该市的本古里安大学提供科研、咨询等支持，KUP投资公司负责筹措资金。

当前，该园区入驻率高达80%，其中33%是网络安全公司，这使得贝尔谢巴逐渐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网络安全城市，并很快闻名全球。

“政府前期会优惠最高20%的税费，或直接减免，或让企业作为补贴发给员工，同时提供必要的咨询帮助。”Itay介绍。他朋友的公司Merphisec，就是由政府牵线德国电讯集团和本古里安大学联合支持，最终获得了JPC的大笔投资。

这种四方合营机制在以色列很常见，政府能据此来维护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企业自筹创新资金，对创新成果拥有自主权。据统计，以色列工商部门的研发费用45%为自有资金，51%来自国外融资，因而除部分政府资助项目外，企业对创新成果拥有完全的产权。

另一方面，创新以中小企业为主，始终坚持市场导向。在以色列近4000家高科技企业中，资产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不到10家，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船小好调头，可及时根据市场需要决定创新方向。此外，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其高科技产业研发始终面向全球市场，也使其产品易于走向全球。政府则主要支持基础科学和共性技术研究、设立科技产业园区等，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提供基础理论和良好环境。

“不仅如此，政府还创建了良好的创业生态。”一位驻以的中方人士称。

例如，以色列教育投入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在10%左右，全国77%的人口接受过12年以上的教育，人才素质较高。以色列每万人中就有近15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一数据排名全球首位。

并且，良好的科技管理体制保证了全国科技工作有序运转，由科技部、经济部等13个部门共同组成国家科技决策体系协同推进全国的科技工作，避免重复建设或遗漏。

独特视野：小到精准化，大到全球化

以色列人第三个傲娇之处是“精打细算”，小至精简精细、实用至上，大至国际视野、全球平台。

最能体现“精准”一词的莫过于以色列的农业。

Volcani研究中心动物科学研究所所长Uzi Moallem表示，尽管该中心是以色列最权威的农业研究基地，却常会为一些不起眼的细节性研究花费精力。

例如，该中心正在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研发一款新型小麦，减少20%-30%的水分蒸发并增加20%-30%的产量，为此前期一共实施了25个育种计划。该中心还在全国推广了GPS定位施肥技术，区分杂草和农作物，把化肥使用量降到最低。

并且，为降低农作物在运输储存过程中的损耗，该中心研发出一种天然薄荷油涂抹在农作物上，加上一种纳米级的特殊包装，使得原本20%至30%的损耗量降至0.5%。

“我们还关注奶牛的幸福指数。”Uzi为农场的每头奶牛装上了6个测量仪器，分别搜集食量、步数、睡眠质量、咀嚼次数等数据，精准计算其所需营养量。

除去精准化，以色列几乎所有初创企业，无一例外地瞄准了国际市场。

前述中方人士表示，不仅以色列企业相当重视国际研发合作，其政府也同欧盟、美国、日本、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达成了合作协议，参加了29个国际和国家间工业研发活动，开展了大量项目合作。

而微软、IBM、英特尔、华为等跨国公司均在以建立研发中心，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科技合作的进展。据此，以色列的研究机构和创新企业与世界顶尖科学家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获得了大量国际资金支持。其科研支出中，来自国外的资金占比在四成以上，已成为其第一大资金来源。

“怪异”现象：本土风投断层，孵化器多于初创企业

“不过，以色列也显现出诸多隐痛。”前述中方人士在以生活、工作和投资10多年，有较为深透的观察。

首先，尽管风投活跃，但本土风投基本集中在天使轮和A轮，B轮以上大多依赖于境外资金。

以色列理工大学教授Aram指出，以色列不是金融中心，全国仅有两家银行——以色列工人银行和国民银行，直接融资体系基本被垄断，其高昂的收费让初创企业不堪重负。

风投等间接融资的体量亦非常有限，且大多集中在特拉维夫。数据显示，尽管以色列的风投总量已从2012年的49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310亿美元，但本土风投占比不到2%。

比如，以色列理工大学位于第三大城市海法，持续融资的艰难和风险正使得毕业生们的创业意愿下降，开始选择IBM等大公司的稳定生活。

“其他城市就更难了。”Aram坦言，企业从襁褓期就必须赢得境外风投的青睐，而当前的优选之一便是中国。

金融科技孵化器Co-Founder首席执行官Avi Cohen透露，他们引入了香港汇丰等四家合作银行，现有资金3/4来自境外，且中国一家风投基金PandoGroup的2.5亿美元投资支撑了整个孵化器的运营。而在该孵化器中的Multi Sense网络反欺诈公司，如今同样依靠中国风投Bandit的支持。“明年会在上海召开一场金融科技会议，进一步寻找中国投资者。”

Itay正在通过谷歌翻译软件自学中文。今年7月，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与前来考察的中国平安集团做了数小时交流。“在这里，没有人不渴求金主的到来。”

第二个“怪异”现象是，各种孵化器、加速器数量超过了初创企业，且大多同质化。

除了提供办公地点、基础设施以及4-6个月的差异化培训外，这些孵化器大多不占有初创公司股权，其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国际化人脉和融资能力上，盈利主要来自中介费。

例如，拥有全球网络的孵化器Masschallenge（MC）不久前在耶路撒冷开设了分支机构，其负责人Yonit Golub Serkin介绍，已有835家公司从他们的孵化项目中“毕业”，MC共为其募集了14亿美元并创造了5万个就业岗位。最近，他们又从4270家初创企业中选出376家，正在全球范围寻找风投。

同样，美国众创空间Wework也在特拉维夫和贝尔谢巴设立了分支，初创企业可以按月签合同，等待融资。

“但是，更多无名的小型、微型孵化器缺乏人脉和竞争力，很难生存。”前述中方人士称。

赚快钱心态：哄抬“物价”，陷入“做不大”怪圈

以色列“双创”的又一隐忧，是文化、习惯所导致的企业“做不大”。在大量金主涌入的当下，创业者通常会哄抬“物价”以快速盈利。

“非常明显，这两年初创公司的收购价涨了很多。”前述中方人士说，资质和潜力相差无几的两家公司， 5年前后售价翻了6-10倍。

而这一切的基础，是源源不断的“金主”。

Hila援引官方数据称，今年的两场中以峰会，每次都有超过2000多家企业参与。2015年，从中国来到以色列的政务、商务和旅游人员共达4.7万人次，而今年截至8月底，这一数字超过了5万。“去年以色列的风投资金30%以上来自中国，今年还会更多。”

网络安全、精准农业、生物制药、智慧交通等是中国风投的热点，复星、阿里、盛景等企业代表团纷纷涌入，并由此带动了中国高校的对以投资。

以色列理工大学子公司Sealantis首席执行官Tomer Fuchs介绍，为了赢得中国投资，他们专门在中国申请了专利，并获得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1200万美元投资。

但事实上，以色列的公司已经越来越贵。

Eran也直言，早年他创办Gemini基金时，以色列的初创公司“很便宜”，但现在本土风投越来越难，因为“价格被炒起来了”。

前述中方人士分析，真正的好标的已过于昂贵，因而中国企业不但要学会粗中选精，还要注重整合双方资源，以免收购失败。他说，一些明星投资效应很可能会引致更多的跟风行为——例如，中国巨人网络的壳公司世纪游轮10月25日宣布，以发行股份255亿元和支付现金50亿元两种方式，收购以色列网络游戏公司Playtika，其中仅史玉柱一人就大手笔增持50亿元。

“如此收购未必可持续，会对明年的投资风气造成误导。”他表示，尤其是在对以投资已经过热的当下。

那么，大量的境外资金为何造不出一家华为、联想或者索尼、三星？

Eran分析，犹太民族骨子里缺乏安全感及其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使得他们一方面居危思危，只能以科技创新来富国强国，形成了挑战权威、愿意冒险的民族特征，即便是创业失败，也会屡败屡战。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普遍具有赚快钱的心态，一旦看到资本的曙光，就会很快卖掉公司变现，以求回笼资金进行下一次创业。因而，以色列拥有大量创业经验丰富的导师，却缺乏能持久作战、深耕不懈的守望者。

前述中方人士劝诫中国企业，不要一哄而上，更不要简单购买，要深入调研并尊重其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我们的豪掷才有可能成功”。

学术合作联系人：周邦民（微信号：i87062760），添加时请注明：姓名+职称+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