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那些逍遥法外的纳粹推手丨只读冷门书

文 | 西闪

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政变”，企图颠覆魏玛政权，结果事败入狱。典狱长崇拜这个35岁的纳粹党首，对他十分优待。不仅无须服劳役，好吃好喝，还给他配了书桌和打字机，以便他跟外界书信往返，相互沟通。

狱中一年，希特勒读了大量支撑纳粹信仰的书籍，尤其是种族主义理论。在此之前他读过《伟大种族的没落》（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那是美国人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攒的一本书。书里宣称，种种证据表明，北欧种族优于其它任何人种。尽管此人明显是一个半吊子，但他的谬论直接促成了美国1924年的移民法。不过此时的希特勒已不满足这类通俗读物，他着迷的是另一个人的一本书。这本书叫《人类遗传与种族卫生原理》（The Principles of Human Heredity and Race Hygiene），作者是德国人欧根·菲舍尔（Eugen Fischer）。

▲欧根·菲舍尔（1874-1967）

后来有研究者认为，此书是菲舍尔寄赠给希特勒的，也有人说不是。无论如何，有了这本书，希特勒的种族观念基本定型了。在狱中他开始写作《我的奋斗》，书中宣布：“属于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生活的中心，保障种族纯净，让只有健康的后代才得以繁衍。国家拥有最现代的医疗技术，对于那些可预见的会有疾病的以及会遗传疾病的人，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宣布其为不育，并且付诸实施。”

欧根·菲舍尔是谁？鲜见完整的介绍。这从他混乱的中文译名也看得出来：奥伊根、尤金、尤根，费雪、费舍尔、斐西耶等等。直到最近，我才在《人类学的四大传统》里发现此人更多的信息。这得感谢其中一位作者安德烈·金格里希（Andre Gingrich），他在梳理1780年至1980年代德语国家的人类学传统时，把“臭名昭著”的菲舍尔放了进去。

▲《人类学的四大传统》/[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等 著/高丙中等 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

没想到这位菲舍尔参与种族灭绝的“资格”，连希特勒都比不上。1904年，德皇威廉二世下令镇压发生在殖民地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的原住民起义。8万多人的部族，被德军屠杀了6万，无论妇孺，史学家将其称为20世纪第一场种族大屠杀。幸存下来的原住民悉数关进了集中营，而菲舍尔则是当时的“驻营人类学家”。藉由集中营里的“田野调查”，他于1913年出版了一部《雷霍伯特混血儿以及人类的混血问题》，大谈种族通婚造成的人种“退化”。

虽说大多数人类学家都从国家的殖民活动中获益，但像欧根·菲舍尔这样搞学术的当时还是很少见的。更可怕的是，菲舍尔不仅被同行们视为顶尖级的人类学家，他还牢牢掌握着德国的学术资源与话语权。1927年，他担任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的人类学、遗传研究及优生学研究所的所长。1933年，当希特勒被选为总理，菲舍尔又成了柏林大学的校长。

就在这一年的10月，他领着一帮人类学家给希特勒发了一封公开的效忠信。除了赞美希特勒的英明，信中主要表达了一个意思：人类学是巩固德意志民族优等地位的不可或缺的学术武器，他们这些德语区的人类学家将努力帮助希特勒达成这一目的。事情的发展也符合菲舍尔的期望，人类学成了支撑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学科。

千万别以为学者们只是喊喊口号而已。同年，以菲舍尔的理论为主要依据，《遗传病后代预防法》（Das Gesetz zur Verhütung erbkranken Nachwuchses，也称《绝育法》）生效，40万人被强制绝育，6000多人死于“安乐死”。两年后，包括《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在内的纽伦堡反犹法案颁布，金格里希认为，菲舍尔在其中仍然是“核心灵魂人物”。

菲舍尔本人对希特勒的“贡献”远不止此，其行为非肮脏、黑暗与邪恶不能形容。金格里希指控他为了所谓的种族研究，一直从医院、监狱和集中营获取病患的身体器官。我在另一份资料里还读到，1935年菲舍尔骄傲地表示，为了效力纳粹，他领导下的人类学可以牺牲一些“纯科学的工作”，并提供如下服务：帮助政府建立种族鉴定机构，进行种族鉴定，给专业医务人员和党卫军军官传授“种族和遗传治疗”知识等等。也就是说，他直接决定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死在集中营还是死在别处。

1942年初，菲舍尔退休之前还到巴黎去做了一场“种族和德国立法”的演讲。整个演讲他都使用法语，目的是争取法国人对纳粹种族政策的支持。演讲中他详细讨论了“犹太人问题”，并坚决主张，鉴于犹太人非常明显的种族心理与性格特征，“我们不再能说（犹太人）是比我们次一等的种族，而是说他们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物种。”就在他下此断言后的1月20日，纳粹在万湖会议上讨论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决定把欧洲的犹太人系统化地消灭，包括生活在法国的16万5000人。

彻底沦为罪犯或帮凶的人类学家，不止欧根·菲舍尔一人，看看他的“朋友圈”就明白了。菲舍尔退休后，他的得意门生奥瑟马·费许尔（Otmar F.von Verschuer，也译作魏舒尔、维斯彻尔）接替了所长之职。正是这位费许尔把威廉皇家学会直接与奥斯维辛集中营联系在一起。据历史学家希拉·薇斯（Sheila F.Weiss）考证，为了延续他的遗传学比较研究，费许尔从奥斯维辛获取了200多个孪生子的人体组织和血清。

帮助费许尔的是奥斯维辛的军医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此人“死亡天使”的恶名在通俗读物中流播甚广。而事实上，门格勒不但是费许尔的学生兼助手，他的工作也是费许尔安排的。菲舍尔与这个人也有直接的联系。1937年派往哥本哈根参加世界人类学大会的德国代表团里，菲舍尔是领队，费许尔是副手，门格勒是团员。

一位名叫伊娃·尤斯廷（Eva Justin）的女人类学家也在菲舍尔的圈子里。她的博士论文评审以及学位考试都是菲舍尔主持的。在博士论文得到“非常优秀”的最高评语之前，尤斯廷的“田野调查”对象——一群吉普赛小孩于1944年5月6日全部被送入奥斯维辛，并于当年秋天悉数死亡。

▲ 被伊娃·尤斯廷用于“研究”的吉普赛小孩

还有一个人与菲舍尔维系着毕生的友谊，那就是海德格尔。尽管胡塞尔曾批评他的这位学生，不要把哲学搞成了人类学，然而很显然，海德格尔与菲舍尔分享了知识里黑暗的部分。

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晚年还遭了些许指责，那么这些人类学家的命运要好得多。二战后菲舍尔成为德国人类学会荣誉会员，1967年以93岁的高龄去世。费许尔被政府罚款600马克后成功“转型”，以权威的遗传学家身份担任德国人类学会的主席，1969年因车祸而死，终年73岁。门格勒逃到了南美，隐姓埋名，直到1979年在巴西意外溺死才被发现，得年68岁。

最讽刺的要数伊娃·尤斯廷。她在二战后遭起诉，但很快被宣判无罪。1945年，她担任法兰克福警察局的儿童心理专家，负责青少年犯罪的研究。后来她甚至出任法庭顾问，处理纳粹生还者的赔偿诉求，1966年57岁时死于癌症。如今在网上还能看见她在1943年拍摄的1分37秒的短片。可想而知，片中那些吉普赛小孩，都没有机会活到成年。

【注】本文原标题为《一群知识人的黑暗史》、题图为欧根·菲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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